第二章 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
第一節 新古典現實主義之源起與研究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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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做為現實主義流派之一，自問世以來始終被認為不夠 成熟與發展不全，相關學者仍然持續投注心力默默深化理論，逐漸發展成 形並受到學界重視，成為探究國際關係重要的新途徑。本章將系統性的介 紹新古典現實主義，重點在於闡述理論源起、核心主張、理論定位以及目 前相關研究成果，並進一步勾勒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途徑於印度外交政策 之應用。
第一節 新古典現實主義之源起與研究焦點
冷戰後國際情勢的變遷使現實主義面臨調整的壓力，更多立論主張需 透過國內政治才能有效理解國際政治。本節主要有三項目標，首先，簡述 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形成背景與奠定基礎之作；其次是理論基礎來源；最 後，彙整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要義。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興起
Gideon Rose 根據 William C. Wohlforth、Thomas J. Christensen、Randall L. Schweller 與 Fareed Zakaria 等幾位學者研究進行歸納，特別冠以「新古 典現實主義」之名，統稱致力建構外交政策理論的現實主義學者。這些學 者著書立說目的在於解釋國家在特定時期的政策選擇，為何不符合受到體 系壓力造成的國際政治循環結果。理論本意主張對具體國家外交政策和行 為的解釋不應偏重單一層次的解釋。
理論基礎萌芽於對結構現實主義的反思與異例的抽絲剝繭，關注國家 行為呈現與結構現實主義預期不一致的反常現象，也就是結構穩定時國家 採取某項具體外交政策的原因，以及無法說明不同國家對結構變化有共同 認知時，為何會採取相異外交政策。當權力結構發展與國家行為不一致時，
即是探討問題的所在，並將研究焦點轉至國內層次，建立變數之間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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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61結構現實主義主張在體系壓力驅使下，所有國家會採取相似的行 為；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認為許多案例卻並非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預 測，國家並非總是依循體系規則行事，而是經常呈現「過度制衡」或「制 衡不足」的情況，這些結構制約下的異常案例也因此成為新古典現實主義 研究的開端。
二、奠定論述基礎之代表性學者與著作
最早相關先行研究試圖解釋為何國家外交行為偏離了結構的期望，也 就是國家行為沒有符合體系定律的預期，主要可分為制衡不足以及過度制 衡。William C. Wohlforth 以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的大戰略為例，指出認知 的分歧導致了雙方最終戰略選擇的結果，此種分歧體現在美蘇領導人對於 戰後歐洲實際權力分配的認知差異，以及美國關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 的基本評估。62
Thomas J. Christensen 關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為何呈現「過度制衡」的 現象。從冷戰初期美中之間的敵對關係發現，權力分配的變動雖然構成中 美兩國外交關係的基本參數（parameter）；然而領導人若受制於國內政治 因素的需要，而進行以國家安全為目標的社會動員，爭取廣大民眾在主要 領域對該國政府的支持，將導致其採取違背體系定律的政策。63Christensen 以國家政治力量（national political power）概念建立解釋國家特定外交政 策的國內動員模型（Domestic Mobilization Model），即國家如何利用政治 動員，從社會中汲取資源的能力，例如通過訴諸意識型態或誇大國際威脅 以尋求國內支持。路徑如下：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變遷→領導人對國家安 全威脅的認知→設定國家大戰略→進行國內政治動員→局部領域的進攻 性外交政策。64
Randall L. Schweller 將國際結構、國家動機和認同融入嚴謹的結構現 實主義，以「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取代「權力平衡」或「威脅 平衡」觀點，透過研究 1930 年代的大國外交政策指出，此時期國家行為 的變化並非全然根據物質權力分配變化而來，同時也涉及修正主義國家和
61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前引文，頁 129。
62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63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64 李巍，「從體系層次到單元層次—國內政治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前引文，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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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狀國家之間對於利益分佈狀況的認知，因此國家權力和決策者的偏 好同樣會影響國家行為和國際政治的結果。65 Schweller 繼續探究國家在國 際體系中為何出現「制衡不足」的現象，進一步確立國家是否採取制衡是 同時受到體系結構的刺激與國內政治成本的制約，政治菁英的共識、政治 菁英的凝聚力、社會凝聚力以及政府的強弱四個國內層次的變數對於制衡 與否有關鍵性作用。面對同樣的體系壓力與機會之下，國家的回應受到國 內層次的驅動可能大於體系層次所產生的影響，國家為了避免對外制衡而 必須付出巨大的國內政治成本，將出現制衡不足的政策選擇。66
Zakaria 將「政府能力強弱」做為干擾變數，探究 19 世紀後期美國為 何無法及時把握國際體系提供的機會而進行擴張政策，儘管美國在人口和 經濟實力方面呈現顯著的增長，然而美國聯邦政府相對軟弱的汲取和動員 能力，使其延緩成為世界強國的速度。國家的政治制度是重要的國家權力 構成要素，這當中涉及中央政府的凝聚程度、相對於社會的自主性程度、
創造國家收入的能力以及政府職責範圍，每一項目的得分越高，表示國家 能夠獲取更多的經濟資源和潛在實力，從而採取更積極的外交政策。結論 主張政府的動員能力關乎一國如何將財富轉化為國家實力。因此，政府能 力的強弱而非威脅的相對增長，以及核心決策者的認知造就國家擴張與否 的主要原因。67
上述先行研究儘管有其不同的研究偏好，基本共同點皆是傳達僅靠體 系層次無法充分解釋反常現象，【表 2-1】顯示相關研究關注體系壓力與國 際行為之間做為干擾變數的國內政治如何發揮作用，理論不僅確立相對權 力做為獨立變數，同時列舉出具有共同特徵的干擾變數，理論具有明確的 適用範圍與相同的方法論，主要特點是注重對歷史的詳細分析，清晰的因 果邏輯被視為外交政策理論建構的一個連貫流派，以此更加全面地探討國 家行為。
65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for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66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67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op. cit.,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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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Bernard Finel, “Black Box or Pandora’s Box: State Level, Variables and Progressivity in Realist Research Program,” Security Studies, Vol.11, No.2 (2001/2002), pp. 212-218.
69 Jeffrey W. Taliaferro et al., “Introduction: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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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對國家利益以及外交政策的關注可以彌補結構現實主義的不足。70 在本體論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採雙元論的立場，亦即國家能力包括 物質層面與理念層面，以物質因素做為體系層次分析的依據，理念因素則 應用在國內與決策者層次。由此在認識論上，新古典現實主義承續結構現 實主義經驗性的研究方法，以實證方法獲取知識，但也接受後實證主義的 立場，認為國際關係的現象無法排除相互主觀的互動。在方法論上採科學 與傳統研究途徑並重的看法，除了持續採取科學研究方法，試圖建立一般 性的通則和定律，也同時強調歷史專業知識等傳統研究方法的價值，透過 個案探索真相。71
另一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接受古典現實主義在論述國家能力時，分 為「有形能力」和「無形能力」（包括理念、認同和規範等因素），國際 體系的壓力是通過單元層次產生作用的，權力分配只有通過決策者的認知 才能轉變為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而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時常受到過去經 驗的影響，傾向於從主觀認知評估情勢及其未來發展趨勢。72新古典現實 主義試圖整合早期古典現實主義學者豐富但卻未經系統化的思想論述，以 及經受考驗的至理名言，建構更具理論性的分析架構。73由此言之，藉著 吸收古典現實主義關於國內政治的論述，其實也重新活化了古典現實主 義。
四、理論關切焦點與核心論述
新古典現實主義首要問題意識在於探究：國家（更精確的說法是指政 府或者菁英決策者）是如何依據自己的利益，來評估國際環境中的威脅與 機會的。言下之意，純粹由無政府狀態和體系結構權力分配的論述在說服 力上已經受到質疑與挑戰，目的在於探究，為何、如何以及在何種情況之 下，國家的內部特性會影響領導者對於外來威脅與機會的評估，以及其對 於外交、軍事與對外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對大戰略產生之影響。74 關注的是
70 Ibid., pp. 19-22.
71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前引文，頁 124-125。
72 同上註，頁 127-128。
73 Nicholas Kitchen, “Systemic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2010), p.118.
74 內部特性包括：國家在政治、軍事方面的汲取與動員能力、國內社會組織和利益集團的影響、
國家相對於社會的自主程度以及菁英、大眾之間的凝聚程度；大戰略的影響包括：國家領導人 對國際威脅與機會的評估，以及領導人可能執行的外交、軍事和對外經濟政策，亦即有別於傳 統權力平衡理論和威脅平衡理論所預測的戰略。Jeffrey W. Taliaferro et al.,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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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作用。理論假設了一個「傳送帶」（transmission belt），一面 連接體系的刺激性與限制性因素；另一面連接國家實際執行的外交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op. cit., p. 1.
75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150-151.
76 Ibid., pp. 152-4 and 165-8.
77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前引文，頁 124。
77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前引文，頁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