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美學論戰的異議

由於《書法美學簡論》（它或許是第一本書法美學的專著）出版而引起的 書法美學大論戰，以《書法研究》這個容量較大的刊物為陣地，各地對書 法美學有興趣的學者紛紛投入其中，構成了一個當時書法研究的熱點。它 標誌著書法界對自身形式、性質進行研究並作重新認識的迫切願望。⁸

當代書法話語模式的建立，八〇年代的書法美學論戰的影響不可忽視，作為 一個書法學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其影響究竟多大？到底為當代書學的發展 帶來多少正面影響，還是其話語形式遮蔽了許多書法重要的原初經驗？筆者在此 將試著提出與跨文化研究有關論題的初步觀察，以作為爾後持續探討的基礎。

關於書法美學論戰的影響，劉燦明提到其與後來現代書法運動的關係，應可 視其為現代書法提供了理論話語的準備工作，他說：「八零年代是『大引進』的 時代，受制於這一社會思潮，許多年輕學子一介入書法研究，思維方法便呈現為 分析型、片面化。這種情形在關於『現代書法』的理論研究中最為突出。」⁹陳振

7 劉燦銘：〈中國現代書法產生的文化背景研究〉載於《藝術百家》2011 年第 5 期總第 122 期。

8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269。

9毛萬寶：〈也談書法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當代書法理論家著作叢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 社，1999 年 10 月），頁 261。

濂也認為書法美學論戰為書法走向藝術學科的發展，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渠道，他 說：

作為書法理論的最重要內核──藝術理論與美學的基礎積累，在當時則幾乎 是十分貧乏的。書法究竟是一種學問還是一種藝術形式？我們看不到書法界 對此做出明確的答覆。怪不得直到二十世紀八零年代初，人們還習慣於以書 論注釋，書家介紹或書法史料羅列還有考據作為書法理論的基本體格。……

書法美學論戰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為人們開拓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角度，

使人們恍然大悟，開始以更多地從藝術理論的自身角度去反省書法的根本問 題──這當然首先是基於書法不再含混地被歸為學問，而是具有十分明確的 藝術表現特徵的前提。……它喚醒了埋藏久遠的書法藝術自覺意識；他糾正 了沿襲已久的以史學代替藝術理論的傳統偏見；它還讓書法藝術以本來的位 置，開始以視覺形式作為最重要的基點……。¹⁰

我們可從陳振濂對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書法美學論戰的這一段評論知道：其認 為當代書法發展所奠定的理論基礎，首先排除的是傳統意義下的「學問」，而成 其專屬於書法的藝術理論，而此藝術理論又以探討視覺形式為主，便可以推測與 陳振濂同時經歷過的此書法美學論戰過程的邱振中，在其早期研究何以單方面繼 承並推揚了熊秉明於書法視覺形式的研究，卻對熊秉明倫理學向度的書法關懷略 顯力不從心的緣故。如再回顧八〇年代之前，宗白華、梁啟超、林語堂這些較不 具嚴格意義美學討論下所談論書法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宗白華具有倫理學向度 的內涵，至今仍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¹¹而此一向度卻到了九零年代的熊秉明才 得以被另一種新的話語形式來關注。

若再細分中國大陸與台灣書法研究的差別，則是台灣雖然沒有經過大陸書法 美學大討論的過程，亦未曾經歷美學專門詞彙對書法話語的滲透洗禮。另一方 面，中國大陸美學大論戰的背景是建立在對由劉綱紀立基於機械唯物論的《書法 美學簡論》專書的討論：「其爭論的焦點在於是用什麼方法去觀照書法的美。從

10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頁271。按：粗體為筆者所強調。

11參見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頁139-144。

哲學流派看，是以機械唯物論還是以辯證法去觀照書法；從哲學觀點上看，是以 客體立場還是以主體立場安置書法；而從方法論上看，則牽涉到是從概念、教條 出發去套書法還是以書法實踐為起點加以總結提取。研究的範圍雖然各有側重

──有的重點在書法美本身的闡述，有的重點在書法美所處藝術位置或類型歸類 屬上作詮釋，……而八〇年代的美學論戰卻是在論戰雙方處於同一層面，使用同 樣的辯論語言的基礎上進行，因此它具有更明確、直接、激烈的特點。」¹²在當 時要台灣學者取得相關資料並參與討論都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更重要的是談論唯 物思想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仍然是一種禁忌。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支配此美學大 討論所取用的思想資源雖是唯物的，最後卻是逸開了生活世界的具體實踐內涵，

而朝向形式美學的方向發展，遑論能與後來自馬克斯思想發展出來的法蘭克福學 派思想結合，而種下反省藝術與政治的種子。故而書法美學論戰的話語資源是否 能夠適切運用於當代，以及回應來自外部提問的書法議題，令人懷疑！也就是 說，當所有的話語模式都是建立在一種審美架構下，而極力討論出審美特質與其 他藝術的殊異之處，如果話語所有的「更明確、直接、激烈的特點」只是為了成 為頌揚中國文化深博之所在的週密且同一的語彙形式，那麼書法美學論戰的正面 意義又在哪裡？而此去批判力的語言體系，更是隨著書法家專業身分的確立而顯 得更加的封閉且保守。就當代藝術的發展而言，藝術對於政治、權力、自然的關 係皆極為敏銳，書法研究如果只是自許為藝術領域的一份子，基本上也必須具備 回應此類問題能力。

在台灣啟動這一波跨文化哲學運動的主要人物何乏筆從西方哲學話語轉化成 漢語現象的觀察提到：「『哲學』在當代漢語的領域中，西方哲學一百多年來的 接受與轉化已然滲透到日常用語之中。」¹³何乏筆提到：「如果『中國哲學』一 詞意謂必須追索某種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且以漢字寫成的歷史資料的『特質』，

則不能否認的是，此一資料的理解及其意義的界定，在今天深受起源於中國之外 的『真理體制』的影響，……就長期而言，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對於哲學的 認知不能不經歷深刻的轉變。傅柯曾經指出，『西方思想的危機等於是帝國主義

12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頁270。

13何乏筆：〈「真理工夫：傅柯研究與當代儒學之碰撞」前言：何謂「當代漢語哲學」〉載於《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第 15 卷第 3 期，頁 1。

的中止」，因此，假如在『西方哲學的終止』後有一種『未來的哲學』，它將會 在歐洲之外，或是透過歐洲與非歐洲的相遇和碰撞而產生。在筆者看來，此一轉 變將不會由今日所謂的『中國哲學』所引發，而是會從當代漢語哲學中所形成的 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之間的呼應關係而啟動。」¹⁴何乏筆更認為就面對中國哲學

（或泛指中國文化）的立場而言，台灣卻又比中國大陸更具潛力，「如果當今中 國大陸的『國學熱』與民族主義相連接，那麼在台灣，本土意識與民族主義的增 強，以及相關的『去中國化』傾向，似乎嚴重阻礙中華文化在台灣成為創造力的 內部資源。不過，此解讀或許過於淺薄。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擺脫大中華民族主 義，可視為中華文化可能成為創造力資源的重要條件（過去為了對抗文化大革命 的反傳統而宣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仍意圖維護民族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緊密 關係，但所造成的反效果歷歷在目）筆者認為，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去意識形態 化』與『去民族主義化』，有助於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使中華文化、日本文 化與歐美文化成為台灣文化的共同資源。」¹⁵另一方面楊儒賓更從台灣特殊的華 人文化傳統背景說明：「在台灣的中華文化因有底層的傳統文化與 49 年的民國中 華文化之銜接，又累積了諸多歷史斷層所引致的異文化，這種混雜而又具有協調 風格的文化在新的兩岸關係之結構中，應該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¹⁶綜前所 述，在台灣從事書法研究顯然較有機會從宣揚國粹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包袱逸 出。就筆者有限的觀察而言，目前的書法研究領域除了史學領域李郁周積極從事 建構日治時期台日交流的書史研究，以及中華書道學會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辦理 一九四九渡台書家為主題的研討會等活動，得以鮮明的標誌出台灣書法發展的獨 特史實之外，部分台灣書法研究者對於「去意識形態化」與「去民族主義化」的 問題性與書法研究的關係仍未有足夠的體認。如果要將原因歸結為書法與漢字與 漢民族的緊密關係而難以憾動的說法，則極易在對照日本這種既非書法宗族國，

且同時擁有漢字與漢字以外文字體系的國家，卻能建構出完備的書法教育及研究 體系，而須尋求他種說法。即便沒有回顧日本如何吸收與轉化中國文化複雜的文

14 何乏筆：〈「真理工夫：傅柯研究與當代儒學之碰撞」前言：何謂「當代漢語哲學」〉，頁 2。

15何乏筆：〈1949 年與台灣的跨文化潛力〉載於《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第 13 期 2009 年，

頁92。

16楊儒賓：〈台灣的創造力與中華文化夢〉載於《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第 25 期 2014 年，

頁 156。

化史，也應該體認到書法得以在日本被視為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藝術，應該有其超 越於民族主義的價值。那麼，台灣與中國在目前政治與文化上的複雜情勢，產生

化史，也應該體認到書法得以在日本被視為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藝術，應該有其超 越於民族主義的價值。那麼，台灣與中國在目前政治與文化上的複雜情勢，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