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與經濟成長：服務部門被污名化的歷史

本研究計畫的一個目標是要蒐集及分析 WTO 主要會員國發展服務業的 策略。研究發現：西方工業先進國家在 1980/90 年代對服務部門（主要是 電 信 業 、 航 空 客 運 業 和 金 融 業 ） 的 策 略 ， 主 要 是 解 除 管 制

（de-regulation），開放市場促進競爭，以提升生產力為著眼點。1995 年 GATS 納入 WTO，工業先進國家對服務部門的策略，主要是以推動服務貿易 自由化為手段，企圖為業者打開國外市場。1990 年代開始，由於資訊與通 訊科技產業（ICT）飛躍成長，以及為了鼓吹服務貿易自由化，漸漸有些 學者不再鄙視服務部門。反過來說，在此之前，一直可以上溯到西方經濟

且讓我們略微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在《國富論》卷二第三章〈論資本的累積，兼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 動〉，亞當史密斯說，「有一種勞動施加在物品上，會增加物品的價值，另 外有一種勞動沒有這種效果。前者或許可以稱為生產性勞動，因為它會產 生價值。相對的，後者可以稱為非生產性勞動。譬如，一般來說，製造工 人的勞動，在他加工的材料上，增加了一部分價值，可以提供本身生活所 需和雇主利潤。相反的，侍奉主人的奴僕不會增加任何東西的價值。……

不過，奴僕的勞動本身還是有它的價值，而且也和製造工人的勞動一樣理 當享有報酬。但是，製造工人的勞動是附加並且固著在某些特定物品，或 可供出售的商品上。這些物品或商品在勞動施工以後，至少仍可以存在一 陣子。這好比是某一數量的勞動被堆積貯存了起來，必要時可以在某些場 合運用。也就是說，這些物品，或者說這些物品的價格也是一樣，可以在 日後有需要的時候，拿來驅動某一數量的勞動工作，這個數量和當初生產 該物品的勞動相等。相反的，侍奉主人的奴僕，他的勞動並不附加或固著 在任何物品，或可供出售的商品上。他的各種服務通常在工作的當下便消 逝了，很少會留下任何痕跡或價值，事後可以再用來獲取數量相同的服 務。……某些最高尚的社會階級，他們的勞動也像奴僕的勞動一樣，既沒 有生產出任何價值，也沒有附加或固著在任何耐久的物品，或可供出售的 商品上。所以他們的勞動一作完便消逝了，再也不能用來獲取或驅動同一 數量的勞動。譬如，君主本人和麾下所有文官武將，以及全體的陸海軍士 兵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他們的各種服務，不管是多麼的高尚、有用、

或必要，都沒有生產出任何事後可以再用來獲取同一數量服務的物品。保 護國家的利益、安全與和平是他們今年的勞動成果，但這種成果保護不了 國家明年的利益、安全與和平。同樣可以歸為這一類型勞動的職業，有些

調那樣，在表演的剎那間便消逝了。」

上述引文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亞當史密斯在此定義生產性勞動/

非生產性勞動的分際¹³，並沒有正面定義商品/服務的分際，但我們可以將 生產性勞動的產出/非生產性勞動的產出等同於商品/服務，而此一分際等 同於勞動產出事後可供出售/不可供出售。質言之，我們可以反面推定，

亞當史密斯認為商品/服務的分際等同於可供出售/不可供出售的分際。第 二，史密斯並沒有使用實體/非實體區分商品/服務，這種等同的區分是後 來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者提出的。第三，史密斯認為資本是主動積極 的，而勞動則是被動消極的，亦即，資本主是施令的主體（subject），而 勞動則是受體或對象物（object）。換言之，資本驅使勞動工作。如果被 資本驅使的勞動是用來創造可供出售的價值，資本不僅可以回收，甚至往 往附帶利潤，增加原來的資本，就此一意義而言，被這樣驅使的勞動是生 產性的（productive）。反之，如果勞動是用來創造不可供出售的價值，

資本便無法回收，原來的資本便會消失，因此這種勞動是非生產性的。按 目前聯合國採用的國民所得統計系統來說，史密斯所謂的非生產性勞動的 產出不能用來擴大固定資本存量或存貨，只能被消費。第四，史密斯雖然 不是說非生產性勞動的產出沒有用或不必要，但，在清教徒的價值觀念 中，非生產性一詞無疑帶有極為強烈的貶意¹⁴，充分表明史密斯在資本累 積/生活消費這對二元對立當中，顯然高舉資本累積而貶抑生活消費。

亞當史密斯關於生產性勞動/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理論，在二十世紀 最著名的繼承者當推共產國家用來記錄國民所得帳的所謂實體產品系統

（Material Product System：MPS）。這個系統主張所有的經濟活動型態 可以大別為兩類，一為實體生產範疇，另一為非實體或服務範疇；所有生 產性活動都以實體生產為基礎；實體生產活動和服務活動比較，前者為

本，後者為末；一國整體的產出的國民所得皆產自於實體生產部門；非實 體部門沒有創造任何產出或所得，只是使用或重新分配實體部門創造出來 的產出和所得。根據古典經濟學者的理論，運輸、通訊和配銷業被視為實 體商品生產過程的延續，因此被 MPS 納入實體生產部門，而金融、房地產 租賃和大部分商業服務業則被歸入非生產性的服務部門。有這樣的貶低服 務的分類標準，也難怪共產國家的生活水準高不起來。

二十世紀西方國家的經濟學者當然不可能像 MPS 那樣極端貶低服務，

但亞當史密斯所謂「服務消滅資本」的概念，卻仍然盤據在許多經濟學者 和政策制訂者的心中。特別是，自從 1960 年代經濟成長的主題重獲經濟 學界的青睞後，服務業發展和資本累積與經濟成長的辯證關係一直是許多 當代學者持續關心的課題。1960 年代，經濟學者一般追隨亞當史密斯，假 定整體經濟成長的動力主要來自製造業（因為製造業最容易引進新技術、

提升生產力），認為服務業是寄生者，當製造業成長時，人們對服務的需 求增加，服務業才跟著成長。因此，當服務業占整體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 時，製造業必須加速成長，否則整體經濟成長會越來越慢¹⁵。再者，歷史 數據顯示，一般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成長相對緩慢，因此以製造業成長帶 動整體經濟成長會越來越困難吃力。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分析，1948~1973 年間（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迄第一次能源危機爆發之間），美國經濟的總要素生產力平均每年 成長 1.9﹪，勞動生產力平均每年成長 2.9﹪。而 1973 年之後迄 1995 年 間，美國的總要素和勞動生產力平均每年成長率卻分別顯著下降至 0.2﹪

和 1.1﹪。其他 OECD 國家大部分也有類似的情形。同樣在 1973~1995 年間，

大部分 OECD 國家也都經歷所謂經濟結構快速柔軟化，亦即，傳統所謂服 務業部門占國內生產毛額和整體就業的比例迅速提高。總要素和勞動生產

均的勞動生產力成長率也確實長期持續低於製造業部門。

然則，服務業部門平均的勞動生產力成長率為何長期持續低於製造業 部門？經濟學界普遍有一個屬於線性思考的假設，認為新科技寄身於新機 器設備投資，進入經濟活動場域，增進生產力。據此，則以往服務業部門 生產力之所以落後，除了政府對服務業部門的管制甚於對製造業的管制 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服務業比較不容易進行類似傳統福特式工廠的機械 化生產，但 1980 年代新的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展則可望打破機械化生產 進入服務業的藩籬。然而，儘管資訊科技業者向社會鼓吹新的資訊科技會 大大提升各行各業的勞動生產力 ，而許多行業也大肆投資於資訊處理設 備，可是總要素生產力卻未見提升。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bert M.

Solow 於 1987 年開玩笑地說，「除了在生產力統計之外，我們到處可見電 腦世紀已經來臨」¹⁶。儘管 1995 年後，統計顯示美國勞動生產力終於大幅 提昇，但有人指出這是因為網路泡沫經濟使然，一旦泡沫瓦解，資訊投資 產生的生產力提升假象也會跟著煙消雲散。經濟學界關於上述所謂 Solow productivity paradox 的辯論¹⁷可以說迄今仍未終結。

知名的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於 2001 年 10 月發表的一份研究 報告（U.S. Productivity Growth, 1995-2000）指出，（ 1）美國勞動生 產力在 1995~2000 年間取得的驚人進展，不會隨著網路科技的泡沫化而消 散；（2）1995~2000 年間整體勞動生產力的提升，絕大部分的貢獻來自於 六個行業，即：零售業、批發業、證券業、電子通訊業、半導體業和電腦 製造業；其他占 GDP 七成左右的行業，儘管普遍有大量的資訊設備投資，

然而勞動生產力卻仍未見顯著提升，有些反而退步；（3）資訊科技並非萬 靈丹，並非只要引進資訊科技，生產力就會提升；除了資訊設備投資，產 品（或服務）以及生產（或解達¹⁸）流程的創新、市場競爭和景氣循環，

都 是 影 響 生 產 力 的 重 要 因 素 。 這 份 報 告 讓 所 謂 Solow productivity paradox 得到部分澄清¹⁹，指出企業創新是生產力提升的主要驅策力量，如 果引進新的數位化科技只是要在企業流程與產品（或服務）不變的情況下 取代原來的生產要素投入，對生產力的提升不會有持續顯著的效果。

在其他 OECD 國家，資訊與通訊科技（ICT）對服務部門生產力的影響 經驗和美國類似。

在此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絕大部分討論服務業生產力的文獻都誤以為 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可以分開，因此正如 Peter Hill 在前面說的，絕大多 數的生產力分析結果顯示服務業落後商品製造業，對服務業並不公平（因 為實際上生產和消費無法分開是限制服務業生產力和成長的主要因素）。

此外，服務業重質不重量的特徵，對如何合理衡量其產出數量也是一個難 解的問題。因此，對於大部分的服務業生產力分析文獻，我們大可不必太 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