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服務貿易壁壘的量度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2
第三節、 服務貿易壁壘的量度
隨著服務貿易的蓬勃發展，各國除了在 1994 年 4 月 15 日簽署《服務 貿易總協定》，將服務貿易正式納入多邊體系之外，許多國家亦積極簽署 雙邊與區域服務貿易協定，進一步開放國內服務業市場。WTO《2011 年 世界貿易報告》即指出，自 2000 年之後，全球服務貿易協定的簽署數量 快速成長，截至 2010 年底為止，全球已生效的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共計有 286 個，其中 92 個涵蓋服務貿易協定，比 重將近三分之一。
在服務貿易日漸興盛和服務貿易協定愈來愈多的情況下，部分學者開 始思考如何度量各國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目前國際上度量服務貿易壁壘 的方法大致可分成頻度工具、數量工具和價格工具三類。這三個工具的基 本思路分別是：頻度工具是根據各服務貿易壁壘的性質及其對經濟發展的 影響程度，分別賦予這些限制不同權重之後，再進行加總計算，由此計算 出各國對於服務貿易的限制程度；數量工具和價格工具，則皆是透過計量 模型和計量方法的估算，估計出沒有貿易壁壘下的服務數量或價格，而該 估計值與現有服務價格與數量的差距，即是服務貿易壁壘的限制程度。
俞靈燕（2005）對這三種工具進行評析，認為就準確性而言，頻度工 具較為準確。因為部分價格和數量工具亦是使用頻度工具得出的貿易壁壘 數值做為估計標準，且價格和數量工具使用的經驗模型若與現實不符，會 產生很大的錯誤結論。此外，從表 2-1 可看出，價格工具和數量工具大多 適用於分析單一部門，因此不適用於本文研究問題。黃建忠、楊揚（2009）
則認為，價格工具和數量工具得出的研究成果雖然資訊量較為豐富，然而 需要的統計數據和資源亦較多，且不同服務部門之間的可比性差，亦不適 用於所有經濟體。而頻度工具則可分為 Hoekman 指標與澳大利亞團隊的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3
易限制指數。就準確度而言，貿易限制指數較適用於對特定行業之研究，
而 Hoekman 指標較適用於分析多國家與多部門間的比較。
表 2-1 服務貿易壁壘數量工具和價格工具相關文獻
學者 行業 價格指標
數量工具
Warren（2001） 電信 計量經濟模型 價格工具
Trewin（2001） 電信 成本差 Kalirajan 等（2001） 銀行 銀行存貸款利率差
Kang（2001） 海運 運輸價格 Kalirajan（2000） 食品分銷 價格－成本差 Nguyen-Hong（2000） 建築工程 價格－成本差 資料來源：俞靈燕（2005）
綜上述分析，由於本文欲比較中國對各國的開放程度，涉及多國家與 多部門間的比較，因此採用頻度工具中的 Hoekman 指標進行分析較為適當。
本文於第一章已解釋過 Hoekman（1995）的研究方法，因此在此節先介紹 同屬頻度工具的貿易限制指數方法，說明本文為何要使用 Hoekman 體系方 法，再回顧當前中國服務貿易壁壘的既有文獻，最後說明為何本文認為採 用 Marchetti and Roy（2008）的研究方法最為適當。
一、 貿易限制指數方法的回顧
如前所述，Hoekman（1995）是最早建立服務貿易壁壘度量方法的學 者。而自此方法提出後，不少學者認為不論何種限制措施均賦予相同權重 0.5 分的評分方式過於籠統，且僅以 GATS 具體承諾表做為評斷依據亦過 於簡略，因此嘗試對此方法進行改進或創造出不同的度量方法。如 Hardin and Holmes（1997）將國際對 FDI 的各種限制分為五類，並依限制措施對 經濟的影響程度分別賦予不同權重，建立一套可轉換為關稅等值的 FDI 限 制指標，如表 2-2 所示。而 Hardin and Holmes 研究發現，亞太地區國家對
‧
資料來源：Hardin and Holmes（1997）此外，Mattoo（1998）也改良 Hoekman（1995）的研究方法，度量非 洲、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成員國的金融部門自由化指數。Mattoo 依照美 國金融部門統計數據和自身主觀判斷，分別在銀行和保險部門賦予「跨境 交付」、「境外消費」和「商業存在」不同之權重，如表 2-3 所列示。另外，
在限制類型的權重上，Mattoo 在「商業存在」設計更精細的權重，以求結 果更加準確，如表 2-4 所示。
Hardin and Holmes（1997）和 Mattoo（1998）使用的研究方法如同大 部分澳大利亞團隊，被歸類為貿易限制指數。其他澳大利亞團隊的研究成 果與方法如表 2-5 所整理。
‧
資料來源：Mattoo（1998）表 2-4 Mattoo 建立的商業存在限制權重
資料來源：Mattoo（1998）
表 2-5 澳大利亞研究小組建構的服務貿易壁壘頻度工具
學者 行業 主要數據庫來源
Warren（2001） 電信 國際電信聯盟的調查 McGuire and Schuele
（2001） Nguyen-Hong（2000） 專業服務 OECD 影響專業服務的
措施目錄 WTO 問卷調查 APEC 專業服務指南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俞靈燕（20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6
由上述可知，貿易限制指數和 Hoekman 指標的最大差別在於，
Hoekman 指標只使用各國 GATS 具體承諾表做為判斷依據，而澳大利亞團 隊使用的貿易限制指數則透過多種途徑取得判別依據，包括各國相關法律、
法規和政策，以及國際組織、行業協會和政府研究報告等等。因此以訊息 含量而言，貿易限制指數大於 Hoekman 指標。另外也可發現，貿易限制指 數通常是針對單一部門行業給予更細膩的分類指標，因此較適用於研究特 定部門。由於本文欲研究中國對各雙邊國家的整體服務貿易開放程度，涉 及多部門以及多國家，因此採取 Hoekman 指標較為合適。此外，貿易限制 指數需要依賴研究者的主觀判斷來賦予各變項不同權重，不同研究者對權 重判斷的不同，即會大幅影響研究結果，因此在研究方法上相對主觀，
Hoekman 指標則相對客觀。綜上諸多因素，本文選擇使用 Hoekman 指標 來分析本文研究問題。
二、 多邊與雙邊服務貿易協定開放程度的比較－延伸 Hoekman 方法 Hoekman（1995）的研究方法是將所有「部分限制」承諾不論限制程 度如何一律給予分值 0.5 分，然而隨著國際上雙邊與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愈 來愈多，各國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內容皆有不同程度的開放。在這些承諾 中，有些承諾會與多邊 GATS 內容重覆，有些則有更進一步深化，有些則 是新增原先在 GATS 並未承諾的部門。在上述情形之下，若要繼續使用 Hoekman（1995）的研究方法來量化各雙邊與區域服務貿易壁壘顯然已不 足夠，因此陸續有學者在 Hoekman（1995）的分析基礎上進行改進，從雙 邊與區域層面分析服務貿易壁壘。
在這些方法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兩個研究方法。Fink and Molinuevo（2007）為研究東亞地區 25 個 FTA 的服務貿易實際開放程度，
在部門分類基礎上沿用 Hoekman（1995）的分類方法，對於各協定中的 1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7
個分部門（排除第 12 大部門，第 12 大部門僅有 1 個其他分部門），總計 616 個「開放／限制因子」進行分析。他們將各雙邊與區域服務貿易協定 承諾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締約方在 GATS 已對該服務部門做出承諾，但 並未在 FTA 給予更多優惠，即與 GATS 開放承諾相同者（GATS Only）；
第二類，締約方在 GATS 已對該服務部門做出承諾，並在 FTA 對該部門做 出進一步承諾，即「深化承諾」（FTA Improvements）；第三類，締約方在 GATS 中未對該部門做出承諾，但在 FTA 對該部門做出新的優惠承諾，即
「擴展承諾」（FTA New Sectors）；第四類，締約方在 GATS 及 FTA 均未對 此服務部門做出開放承諾（Unbound）。Fink and Molinuevo 計算上述四個 類別在各雙邊與區域服務貿易協定的比重，依照各協定「深化承諾」和「擴 展承諾」之多寡，判斷各協定的優惠程度，如圖 2-1 範例所示。他們並進 一步將前三類承諾分類為「部分限制」和「沒有限制」，同時分析各協定 11 大部門的開放情形。
Fink and Molinuevo 研究結果發現，經濟發展水準愈高的國家，愈不 吝於在雙邊和區域服貿易協定給予更高的優惠承諾，其他研究發現如下。
1. 東亞各國在 FTA 的優惠承諾不限於任何部門，於 11 大部門皆做 出一定程度的改善。建築和旅遊部門有超過 40%的分部門和服務 提供方式獲得優惠承諾，開放程度最大；娛樂、商業、通訊和教 育部門的優惠程度次之，新增加 30~40%的優惠承諾；環境、健康、
運輸及金融部門的開放程度相對最小，僅新增加 20~30%的優惠承 諾。由此可見，在國際服務貿易較為敏感的部門，在 FTA 中的開 放程度依然偏低。
2. 在 FTA 新增加的優惠承諾中，帶有「部分限制」的承諾數量仍遠 高於「沒有限制」承諾。
‧
最少。然而 Fink and Molinuevo 特別提醒，實際上各國在「自然人 流動」所給予的優惠程度非常小，只是由於開放部門數量最多， 資料來源：本文依 Fink and Molinuevo（2007）研究方法自行整理
Fink and Molinuevo（2007）的方法雖可度量各服務貿易協定的優惠程 度，但有一個明顯缺陷，即此方法對於 FTA 的「深化承諾」，沒有依照承 諾改善程度多寡而給予不同權重。例如 A 國在 GATS 明列銀行部門外資持
0.00% 20.00% 40.00% 60.00% 80.00%100.00%
運輸服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9
股上限為 25%，與 B 國簽署的 FTA 將上限改為 40%，與 C 國簽署的 FTA 將銀行部門外資持股上限提高至 90%，兩者承諾改善程度差異極大，然而 在 Fink and Molinuevo（2007）的研究方法中，通通歸類為「深化承諾」，
無法依承諾改善程度進行區別，是此方法的缺陷之一。
Marchetti and Roy（2008）的研究方法對於此缺陷進行改善。他們將 各國在雙邊與區域服務貿易協定的「深化承諾」，依照承諾改善程度的不 同，分別賦予 0.75、0.875、0.937 和 1 分等不同分值，並只將「跨境交付」
和「商業存在」納入計算範圍，來比較 37 個國家在 GATS 承諾、杜哈回 合新承諾以及 PTA 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研究結果發現，各國在 GATS 的平均開放程度為 27%，加上杜哈回合的修正回應清單之後，平均開放程 度上升至 34%，而再加上各國於 PTA 所給予的開放承諾之後，平均開放程 度遽增至 63%（此處 PTA 是以各國開放程度最高的 PTA 做為代表），是 GATS 的兩倍之多。從此研究成果可看出，大多數國家較願意在 PTA 互相
和「商業存在」納入計算範圍，來比較 37 個國家在 GATS 承諾、杜哈回 合新承諾以及 PTA 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研究結果發現，各國在 GATS 的平均開放程度為 27%，加上杜哈回合的修正回應清單之後，平均開放程 度上升至 34%，而再加上各國於 PTA 所給予的開放承諾之後，平均開放程 度遽增至 63%（此處 PTA 是以各國開放程度最高的 PTA 做為代表），是 GATS 的兩倍之多。從此研究成果可看出，大多數國家較願意在 PTA 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