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與經濟成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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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務貿易與經濟成長關係

「服務貿易」（Trade in Services）的觀念，最早出現於 1972 年 9 月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高級專家對貿易和有關問題的報告》。而 1974 年美國也在其 貿易法第 301 條款中，首次提及「國際服務貿易」的概念。自此之後，服 務貿易開始受到國際的重視與討論（張磊，2008）。而為了促進服務貿易 自由化，GATT 將服務貿易議題納入 1986 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各國際組 織與學者也開始研究服務貿易與一國經濟成長之關係。

Spair（1985）運用比較優勢理論，闡述服務貿易自由化對開發中國家 的益處。他認為金融、通訊、運輸與教育等基礎服務部門是一國經濟發展 的骨幹，而開發中國家在這些服務部門的發展較為落後，因此應向具有服 務業比較優勢的先進國家進口此類基礎服務，以促進自身經濟增長。Spair 同時表明貿易自由化並非零和遊戲，開發中國家在對外開放服務業的同時，

也可要求先進國家降低農工產品的保護，增加貨物貿易交流量，以提升開 發中國家的經濟水平，因此開發中國家不應過度排斥服務貿易自由化。

Burgess（1990）建立了一個將服務業視為最終產品之中間投入的模型，

探討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所有國家經貿發展的影響。他假定服務貿易自由化 會帶來更具效率的服務，使得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獲得改善，且因為服務 業是一國基礎產業，整體經濟會因為服務貿易自由化而受益向上成長。模 型的推導結果證明，服務貿易自由化可增加大多數國家的淨福利，實現一 國的「柏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提高世界各國福利水準。

Mattoo et al.（2006）研究 57 個國家的 WTO 具體承諾表以及政策法規，

檢視金融和電信部門的開放是否有助於一國經濟成長。在其他變量不變的 情況下，結果發現對外開放金融或電信部門的國家，其經濟成長率平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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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放國家高出 1%；若是金融和電信部門同時對外開放的國家，則經濟 成長率平均可比其他國家高出 1.5%。可見服務貿易的自由化，的確有助於 促進一國經濟增長。

Eschenbach and Hoekman（2006）也研究 20 個轉型經濟體，檢視各國 服務業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影響。他們使用 1990 年至 2004 年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的數據資料進行迴歸計量分析，結果發現金融、電信和交通運輸 等基礎部門的政策改革與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呈高度正相關。因此他們認為，服務業改革政策的實施與否，是造成這些 國家在 1990 年以後經濟發展表現大相逕庭的重要因素，而此結論也說明 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可吸引更多國內外投資，並促進經濟成長。

OECD（2006）也探討服務業市場開放對於技術轉移和擴散的影響，

該份報告認為服務業市場開放是技術擴散的最重要途徑，服務貿易進口國 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新技術，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服務 業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果，不僅可促進開放部門本身的成長，連 其他未開放部門也可獲得利益，所有經濟部門的生產率都獲得提高，因而 促進經濟發展。

熊春蘭（2000）認為，服務貿易自由化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各有利弊。

在經濟效率上，由於外國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使得開發中國家有機會享 有價格低廉且優質的服務，以及進口本國急需且匱乏的生產性服務業，並 透過競爭機制刺激國內發展出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產業，因此在經濟效率 利大於弊。而在經濟安全方面，由於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落後，使得過度 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可能會影響開發中國家經濟的獨立性與穩定性，這也是 開發中國家不願貿然開放服務業的原因。作者建議開發中國家應依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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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與經濟承受能力，漸進開放服務業。

部分學者也對服務貿易與中國經濟增長關係進行實證研究。王曉林、

索塞洛（2006）以中國 1985～2004 年的經濟數據，運用共整合模型、向 量誤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法，對中國 GDP 與服務貿易進出 口關係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出口與 GDP 之間存 在著唯一的長期穩定動態均衡關係。在長期中，服務貿易出口對中國經濟 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服務貿易進口對 GDP 的效應卻為負；就短期而 言，服務貿易的進出口皆有助於中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Granger 因果 關係檢驗結果表明，服務貿易進口和出口皆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

然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並非促成服務貿易進口和出口成長的原因。這說明中 國服務貿易並沒有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有較快發展，原因主要是服務業為 服務貿易之基礎，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製造業成長較快，服務業的發展仍 相對緩慢。

朱華兵、龔江洪（2010）的實證分析也得出相似結果。他們利用中國 1985～2007 的統計數據，採用共整合模型和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從短期波 動和長期均衡的角度研究服務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結果表明 服務貿易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持續性拉動作用，中國貨物貿易的「出 口驅動」現象同樣存在於服務貿易之中，但效果不強；服務貿易的進口可 以進一步增加服務貿易出口，間接促進經濟成長，然而服務貿易進口對於 經濟增長具有直接的負面影響。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表明，服務貿易進出 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解釋能力弱，主要是由於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 仍不夠高，無法帶動中國經濟成長。

莊麗娟、賀梅英（2005）也對 1984～2003 年中國服務業利用 FDI 與 經濟增長關係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證明服務業利用 FDI 是促進中國經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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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利用 FDI 產生的就業效應、技術效應和貿易效應對 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作者認為中國應建構良好的投資環境與制度環 境，逐步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確立重點引資行業，以促進經濟發展。

部分學者也研究了中國服務業對外開放的進程，發現中國自 1978 年實 施改革開放以來，在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上有兩個重要轉捩點。第一個轉捩 點為 1992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自此中國 開始加快服務業對外開放的腳步。第二個轉捩點為中國加入 WTO 之後，

在服務業做出大幅開放，並頒布與修正許多法律政策以符合 WTO 規定，

同時於《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大力鼓勵外商投資服務業，展現出積 極開放服務業的決心（姚戰琪，2008；張磊、徐琳，2008；顏偲凡，2010）。

然而，中國雖然在檯面上強調將大力對外開放服務業，但實際上仍存在一 些限制。顏偲凡（2010）指出，儘管中國服務業在法律規章的字面上與大 部分入世承諾相符合，但是在法律以外的障礙仍為數不少。例如審批過程 不平等、行政效率低落、政府政策干預和參與經濟活動仍扮演吃重角色等 等，多少仍存在計劃經濟的影子。靖心慈、侯真真（2006）則引用了美中 貿易全國委員會（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一項調查，說明中國 在兌現服務業市場開放的承諾上，與 WTO 和主要會員國（如美國、歐盟 國家）的期待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因為中國國內規章仍保有許多灰色 空間，不利外國業者進入中國市場。

綜上述可知，大多數學者皆認同服務貿易自由化與服務業市場的開放，

有助於一國經濟增長，惟目前開發中國家仍擔心自身服務業無法與已開發 國家競爭，因此在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多抱持否定態度。而中國雖然在檯 面宣示將大力開放服務業市場，但實際上仍有部分政策限制與障礙有待克 服。而為了瞭解各國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許多學者紛紛創建不同的研究 方法，本文將於下一節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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