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沈岱爾構成式自我觀之提出
第一節 正當性與善之優先性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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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沈岱爾構成式自我觀之提出
沈岱爾哲學，乃由其成名之作《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為起點，以批判 義務論自由主義之角度而崛起。此哲學進路造成沈岱爾的哲學論述時常招致建 構性不足的質疑，本論文所欲探討的自我觀議題也是如此。沈岱爾本人並無提 出一套完整、體系化的自我觀論述，然而筆者認同曾國祥論及沈岱爾哲學時所 述，這種批判特色「並不意味著說沈岱爾欠缺對自己思想體系的鋪排，只是他 的見解散見於該書之中，而有待讀者加以重建。」13若欲探討沈岱爾自我觀之 建構，參考其批判性論述的片段以重建其自我觀之面貌實屬必要。本章即是藉 由回到《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的批判性觀點當中，以疏理沈岱爾對羅爾斯 的批判與修正，並進一步探討沈岱爾的修正觀點如何解決自由主義遺留下來的 問題，最後重整散布在其批判過程中零散的自我觀論述，使之成為一個清晰的 系統化觀點。
本章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政治哲學中正當性（right）與善
（good）之間的優先性爭論；第二部分討論沈岱爾如何批判羅爾斯哲學中的自 我觀設定；第三部分則分別從「正義原則」與「善」兩個面向，探究羅爾斯的 自我觀對主體選擇力量的剝奪；第四部份疏理沈岱爾本人對自我之觀點以及從 中衍生的政治主張。最後，綜合本章的觀點，指出沈岱爾自我觀對當代政治哲 學研究之影響與意義。
第一節 正當性與善之優先性論爭
為求更清晰的處理沈岱爾對義務論自由主義之批判論述，筆者將先整理在 沈岱爾思想系統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正當性與善孰為優先？」之問題脈絡。在
13 曾國祥，＜論沈岱爾之行動性理論：一個哲學保守主義的重塑＞。收入《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論》，第六期（2003,09），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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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政治學的目標時，亞里斯多德明確地指出：
一般都認為，以善為追求目標之學問，應有支配與指導一切學問之權 力。此種學問即政治學。14
從古希臘傳統為始，政治學乃至倫理學領域，都以「善」為追求的目標，
此情況一直延續到康德哲學崛起後才開始轉變。康德倫理學主張為義務而義 務，認為道德不該以義務以外的善為目的，這種主張徹底翻轉了過去西方倫理 學將義務從屬於某種目的之傳統，帶來了倫理學的哥白尼革命。康德政治與道 德哲學問題的首要考量，由「一個事物或制度是否為善」，轉向詢問「一個事物 或制度是否正當」。康德道德哲學重新定義倫理學的對象，將其由對善的追求轉 向對正當性的探尋。為避免議題失焦，筆者對於正當性與善的優先性之爭在西 方哲學史中的轉變與發展過程並不深入討論，只期透過疏理此論爭在沈岱爾所 處的當代政治哲學語境中的核心，使沈岱爾哲學所論述的問題脈絡更為清晰，
並使得其主張更易於理解。因此，筆者將從正當性所具有的「普遍的必然性」、
「合理的程序性」以及「具體化為權利」這三個特徵來界定正當性優先之主 張，並透過與善的比較，凸顯正當性與善之論爭所關注的議題核心。
一、 正當性原則具有普遍性
如上文所述，正當性被當作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首要目標的轉向是從康德 哲學開始的。「道德哲學……必須為人類底意志（只要它為自然所觸動）決定其 法則。」15康德在其《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開頭中，便定義了道德哲學的 工作在於探討人類意志的法則，並進一步強調建立一門純粹的道德哲學之必要 性。「每個人都得承認：一項法則若要在道德上有效，亦即作為一項責任
（Verbindlichkeit）底根據，就得具有絕對的必然性。」16道德法則的有效必須
14 Aristotle 著，高思謙譯：《尼各馬科倫理學》（台北：台灣商務，2006），頁 3。
15 Kant 著，李明輝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台北：聯經，1989），頁 2。
16 同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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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原則的另一個特徵是合理性（justified）17之要求。所謂合理性，即 意味著該原則能夠被某種程序或方式所證成為正確。以康德哲學為例，在其道
17 從柏拉圖以來，傳統知識論把知識視為由真的（true）、合理的（justified）以及信念
（belief）三個要素組成，其中合理的意味該知識是經適當程序所證成。文中提到的正當性原 則，正如同傳統知識論對知識的要求一般，需要被適當的程序所證成為正當的。
18 當 right 作為一種道德判斷的標準，有些中文學者翻譯為「正當」，有些則翻譯為「對」，甚至
也有學者兩者通用，見林火旺，＜多元價值和「對」的優先性＞，收入《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第二十五期，1992，頁 35-52；以及林火旺：《羅爾斯正義論》（台北：臺灣書店，1998）。可見
兩者實際上可以共通使用。然而，在中文的脈絡中，「對」通常作形容詞，較少作為名詞來使
用，在英文脈絡中卻經常將 right 作名詞使用。因此，考量行文時的通順與一致性，本論文在 right 作為形容詞時，將採「正當」或「正當的」為其翻譯；在其作名詞用的脈絡中，則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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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其具體實踐於各個政治體制、法規之中即構成所謂「權利」。因此義務論 自由主義者對於正當性的重視，反映於政治與法學領域則成為對普遍權利的關 注。人具有某些不可被侵犯的普遍權利，它們優先且獨立於任何非普遍的道德 考量，並成為義務論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最為重視的議題之一。
在《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的導論中，沈岱爾開宗明義即說明其所要批 判的自由主義乃是持正當性優先於善的倫理主張，也就是義務論自由主義觀 點。義務論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優先主張，可以分為「道德考量上的優先性」，與
「道德原則推導的獨立性」兩個面向。前者所指是進行道德考量時，正當性必 須總是優先於善而被考量，不得以其他善的價值侵害正當性考量；後者則意味 正當性原則本身的推導並不依賴於任何善觀念，是獨立推導的。
並非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在此二方面的意義上主張正當性優先於善，如彌 爾（John Mill）即認為正義與權利的重要性是由功利原則所證成，也就是說，
正當性之所以必須被優先考量，是因為其最有助於促進社會的利益。在此觀點 中，雖然在道德考量上，正當性較之個殊善應當佔有優先地位，然而作為一種 道德根據，支撐正當性的重要性者，仍然是其所促進的利益。與此相反，義務 論自由主義強調正當性為道德之基礎，無需依賴對善之考量就可獨立界定，使 其有別於其他同樣重視正義與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分支，並且可追溯到康德的 義務論道德哲學傳統。
康德認為道德哲學的核心課題在於探討決定人類意志的法則，這種法則決 定人類應當如何行為，而善「在這法則之後並通過它來得到規定」19。可見在 康德的道德哲學中，法則非由對善的考量來界定，而是由法則本身之正當性來 確保。正當性作為道德根據，其界定必須優先且獨立於善，而善卻必須依賴於 正當性才能被定義，明確地界定了正當性與善在作為道德根據之推導上的先後
「正當性」。
19 Kant 著，鄧曉芒譯：《實踐理性批判》（台北：聯經，200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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