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權論的「依賴說」及其商榷
一、 法權原則無法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
Paul Guyer、Arthur Ripstein 與 Katrin Flikschuh 等人。22
以下筆者擬就「自由法則依賴說」一派的兩個共同主張──即「法權原則無 法由前者推導出後者；最後，Flikschuh 則主張法權的普遍法則與定言令式規範 的是不同層次的「自由」問題，從而兩者必須被區分開來。
以下是針對上述三人各自的主張更詳細的說明：
22 在前一章中筆者曾介紹 Guyer 於 2002 年如何撰文批判 Wood 與 Willaschek 對於「分析命題」
與「設準」的錯誤理解；而在 2007 年時 Flikschuh 曾撰文回應並批評 Guyer 該文中的主張。然而，
於此必須特別說明的是：Flikschuh 對於 Guyer 的批判並非意在反對其「依賴說」的主張，而是 批評後者文中的論證要求過多，反而導致人們無法看出（如「所有權」或「公法」等做為一）「設 準」的意涵何在。為此，Flikschuh 指出了「實踐可證性（practical provability）」與「實踐正當性
（practical justification）」的區別，前者意在「證明」一命題（或設準）之內容如何客觀地為真（或 如何可能）；而後者意在提出該命題（或設準）在主觀且實踐上為何必須被視為可能（或必要）
的。Flikschuh 認為 Guyer 為批判 Willaschek 只需做到後者，然而 Guyer 卻將焦點置於前者之上。
以所有權的問題為例，Flikschuh 批判 Guyer 為闡明所有權如何可能的問題，過份地強調了所有 權與法權的普遍法則間的關係，從而忽略了為何康德將「所有權」視為一「設準」的原因──簡 對於「設準」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涵的說明，確實為 Guyer 所忽略（對此 Flikschuh 與 Ripstein 都有很好且類同的說明）。然而也必須為 Guyer 辯護的是：點出「設準」之意義所在，本來就不 是 Guyer 於 2002 年該文所關注的重點；其焦點在於指出即便康德將某些理念視為「設準」，不代 表該「設準」無法、或不須建立在其他更根本的基礎或前提之上──在此點上筆者認為 Guyer 對於 Wood 及 Willaschek 的批判仍然是非常成功且說服人的，從而在上一章中仍以 Guyer 的文本 對於 Wood 等人提出回應；第二，Flikshchuh 與 Ripstein 雖然皆認為「法權的普遍法則」無法做 為「所有權」的充份前提（從而後者必須以「設準」的方式被提出），但卻都仍肯認前者做為後 者之「必要前提或基礎」的正當性，並且也都同意康德的法權理念最終必須建立在做為其道德哲 學終極原理的「自由理念」之上，在這些重點上兩人與 Guyer 的看法是相同的──換句話說，三 者都反對 Wood 與 Willaschek 將「法權論」與「道德哲學」斷除關係的「獨立說」主張，而認為 在「自由理念」的基礎之上，「法權論」仍然跟隨於「道德哲學」之後，從而筆者仍將三人同列 為「自由法則依賴說」的一派。有關 Flikschuh 對於 Guyer 的批判，詳見：Katrin Flikschuh, "Kant's Indemonstrable Postulate of Right: A Response to Paul Guyer," Kantian Review 12(2007). 有關 Flikschuh 與 Ripstein 對於「設準」意涵之說明，詳見：ibid., 20-26. 與 Arthur Ripstein, "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 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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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uyer：法權原則完全不關注行動之格律
在上一章中筆者曾闡述 Guyer 如何反對與批判 Wood 與 Willaschek 等人的「獨 立說」主張；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雖然 Guyer 反對後二者將康德的法權論與其 道德哲學視為彼此獨立的系統的看法，他卻認同我們確實無法由定言令式直接演 繹出法權原則的主張。Guyer 說：
嚴格來說，康德的法權的普遍原則並不衍伸於定言令式──被理解 為僅依可以同時做為普遍法則的格律而行動──的主張是正確的，
因為法權原則只關注我們的行動與他人自由的相容性，而完全不關 注我們的格律，更不用說其普遍性了。……
……定言令式告訴我們的是若我們的格律要永遠與自由的根本價 值（fundamental value of freedom）相容的話，它應當採取怎麼樣的 形式（form）；而法權的普遍原則告訴我們的則是若我們的行動要 與自由的普遍價值（universal value of freedom）相容的話，它應當 要採取怎麼樣的形式──無論我們的格律和動機為何。23
簡單而言，Guyer 認為定言令式涉及的是行動的「內在格律」與法則的一致 性問題；然而法權原則本身僅關注「外在行動」與法則的一致性問題。前者是（狹 義的）倫理學的問題；而後者才是法權論的課題。從而在後者中，康德完全排除 了對於內在格律的考量。
筆者認為，無疑地康德曾經言明：法權論是為「行動本身」立法，而為「行 動的格律本身」立法則是倫理學的課題；2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權的普 遍原則〉（universal principle of right）的小節中，康德開宗明義地如此說：
任一行動是正當的（right；recht），若它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 每個人底自由共存，或是依該行動之格律，任何人底意念之自由
（freedom of choice of each）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 由共存。25
依此而言，我們似乎不能說康德的法權論「完全無涉於」行動的格律及其普 遍性問題，而是理當將 Guyer 的論說進一步地修正為：行動的「格律」之於法權 原則為一「充份但非必要」的條件。
對於康德而言，格律乃是一行動（者）的主觀指導原則，它對於行動本身具 有規定性的作用──亦即它決定了行動者要採取怎麼樣的行動。26從而，一行動
23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25-26.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4 MS:388.
25 MS:230.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6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對於格律（maxim）做出如下的定義：「格律是意願（willing）
的主觀性原則（subjective principle）。」參見：GMS:400. 又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更如 此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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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外在行動本身必然與其格律是一致的。舉例而言，若我以「不要說謊」做為 我的行動格律，則我不可能又同時做出「說謊」的行動。因為如此一來，「不要 說謊」的原則就對我的本身不具有任何的指導性或有效性；換句話說，它必然不 是我真正的行動格律，否則就違反了格律本身的定義。
基此而言，如同下圖 13 所示：當一行動的格律本身與法則是一致的（即行 動本身出於義務），則其表現出來的外在行動本身也必然具備合法則性（即行動 本身合於義務）──再更進一地說：若一行動是倫理的（道德的），則它必然也 會是合於法權的。27
＊圖 13：行動主體的「內在格律」及其「外在行動」的道德評價問題
所以雖然康德在對「法權的普遍原則」做出上述引文中的定義後隨即補上「使
『合法權地行動』成為我的格律，是倫理學對我提出的一項要求」28的說明，然 而在論及什麼樣的行動構成合法的法權的問題時，康德仍將行動格律及其普遍性 納入條件之中──亦即，行動的「倫理性」為它自身「合法性」的「充份條件」。
綜合上述，我們或許不應如 Guyer 那般如此斬釘截鐵地說康德的法權論「完 全不關注我們的格律，更不用說其普遍性了」。然而，我們卻可以理解 Guyer 的 用意在於指出：一行動是否合於法權的「充份且必要條件」在於該外在行動本身
（而非其內在格律）的合法則性──無論是一外在行動本身或其格律符於法則，
該行動都得以構成一正當的法權；然而，只要該外在行動本身無法依據（普遍）
法則而與所有人的自由所共存，則不必進一步檢視其格律，我們必然得以推斷該
實踐的諸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s）是包含有意志的一個普遍規定（a general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的那些命題，這個普遍規定統率著多個實踐的規則（practical rules）。如果這些條件只被主 體看作對他的意志有效的，這些原則就是主觀的，或者是一些格律。」參見：KpV:19.
27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表明：「我在此略過所有已經被認明為違反義務的行動不 談，……，因為既然它們甚至與義務相抵牾，則它們決不會有『它們是否可能出於義務而發生』
的問題。」參見：GMS:397. 在這段文字中，康德明白地表示了：凡是違反義務者，必然不可能 是出於義務的；故而，依據邏輯的推衍，我們得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凡是出於義務者，則必然不 可能違反義務。故而，只要一行動的內在格律或動機是出於義務的，則該行動本身必然也是合於 義務的；更進一步說：一行動若是道德的，則它必然也會是合於法權的。有關康德道德哲學為何 必然產生「一行動若出於義務，則必然合於義務」的結論，得以參見：John Hardwig, "Action from Duty but Not in Accord with Duty," Ethics 93(1983). 與 S. S. S. Browne, "Right Acts and Moral Ac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42(1945). 而無論是 Hardwig 或 Browne 都曾批判康德這樣的觀 點不符合現實的考量。
28 MS:231.
行動主體
內在格律
與法則要求一致 外在行動符合法則要求 道德的且合法權的
內在格律 與法則要求不一致
外在行動符合法則要求 不道德的但合法權的
外在行動不符法則要求 不道德的且不合法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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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是不合於法權的。即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康德才會說法權論本身只為外在行 動立法，而卻又在說明行動如何合於法權的問題時（即「法權的普遍原則」），仍 將行動格律的考量納入條件之中。
（二） Ripstein：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
Ripstein 在其 2009 年出版的《Force and Freedom》一書中的附錄撰寫了一篇 題名為〈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的文章。在該文中他試圖指出「法 權的普遍原則」與「定言令式」間的區別，Ripstein 說：
佔據空間的理性存有間合法權關係（rightful relations）的先天特質
（a priori features）無法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法權的普遍 原則擴展了定言令式以說明一種後者未能預設的不相容性關係
（incompatibility relation）。該不相容性的新特質即為從定言令式演 繹出法權的普遍原則的困難所在。29
對於 Ripstein 而言，這個不同的、先天的不相容性特質即在於：定言令式涉 及的只是「個別意志內部」的「概念（concept）–事例（instance）」間的不相容 性檢測；而法權的普遍原則涉及的卻是在「具體時空中不同存有者間」的「整體
（whole）–部份（part）」間的不相容性。
（whole）–部份（part）」間的不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