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對獨立說與依賴說批判之綜合
二、 法權法則的客觀正當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定言令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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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必須由純粹理性（pure reason）自身先天地給出。14
在上述的引文中，關鍵性的問題在於釐清：所謂「規範必須由純粹理性自身 先天地給出」的意義為何？而該問題將可由上述的法則之「純粹性」與「不正當 的或不純潔的動機」之問題切入，亦即由法則的「純粹性要求」，連結至法則的
「不帶動機之考量」之上。而如此一來，我們也將明白為何一（無論是倫理的或 法學的）法則只能建立在「定言令式」的命令之上。
二、 法權法則的客觀正當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定言令式之上
有關上節末段所提出的問題，康德於下的說明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康德說：
對於義務的遵從或違背固然也與一種特殊種類的愉快或不快（一種 道德的情感）相結合，但是在理性之實踐法則中，我們決不考慮這 些情感；因為這些情感無關乎實踐法則之根據，而是僅關乎實踐法 則決定我們意念時在心中的主觀作用，並且能隨主體之不同而不同
（而在客觀方面，亦即在理性之判斷中，對這些法則之有效性或影 響無所增損）。15
通過上文，我們可以再次確立康德嚴格區分「理性立法」與「個別行動」─
─即「法則」與「動機」──間差異的立場：在一理性的立法當中，法則之正當 性並不考量個別的情感或動機之因素，而僅僅就其純粹有效性進行思考。換句話 說，一項法則立法之所以成立，在於它本身即「應如此為之」、在於「這件事情 本身即是正當的」，其有效性或正當性完全建立在該行動本身之上。故而康德說：
「法則之簡明性（simplicity）──相較於由之可以得出的繁碩的結果而言，在一 開始必然讓人感到驚訝；再者，它顯然不帶有任何動機，就具有命令的權威性。」16 綜而言之，康德上述「不帶有任何動機，就具有命令的權威性」之意旨，或 許可以更精確地表述為「不帶有『外於義務或法則本身的』動機，就具有命令的 權威性」。17換句說說，一做為義務而被要求「應如此為之」的行動的正當性並 不假於他者，而僅根據該行動本身即可做為「應如此為之」的決定根據。故而，
一對於行動義務的命令也必須是定言地、而非假言地被給出。康德說：
無條件的）令式是這樣的令式：它使一行動在客觀上成為必然的，
14 MS:217.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5 MS:221.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6 MS:225.
17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亦說：「純粹理性（它設想這個理想）在抽除一切質料─
─亦即對象底知識（cognition of objects）──之後，所留給我的只有形式，即格律底普遍有效性 之實踐法則（the practical law of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maxims），……，在這裡，動機必須完全 不存在。除非這個智性世界的理念本身即為動機，或者是在其中理性本源地（originally）感到興 趣的事物。」參見：GMS: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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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它 並 不 是 藉 由 該 行 動 可 以 促 成 的 某 些 目 的 的 表 象
（representation of some end）而間接地使該行動成為必然；而是通 過該行動自身（其形式）的純粹表象，從而使之成為必然的。……
所有其他的令式均是技術的，而且一概是有條件的。但是定言令式 底可能性之根據在於：它們僅涉及意念之自由，而不涉及意念之任 何其他的屬性（藉由這些屬性，某些目的能被加諸意念）。
就定言令式能確立某些特定行動之責任而言，它是一項道德上實踐 的法則。18
對於康德而言，一定言令式與假言令式的區別，即在於前者並不訴諸一行動 所欲達成的目的與結果，而僅僅就其形式與行動本身而言是正當的。換句話說，
它並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條件，而本身即具有客觀的必然性。用康德自己的話來說：
「若一行動本身僅作為達成另一事物底手段而為善的，則其令式便是假言的；若 一行動被表明為自身即善的，因而在一個自身合乎理性的意志中為其必然的原則，
它便是定言的。」19
綜合上述，我們或可將一定言令式表述為：「如此行動，因為這樣做本身是 正當的（善的）！」依此，一定言令式亦可以被如此表述：「如此行動，因為該 行動本身是符合道德法則的！」再更進一步地，一道德法則的最高原則即為自由 之理念，從而我們也得以將其表述為：「如此行動，因為該行動本身是合於自由 理念的！」
依此而言，筆者欲回頭檢視在《道德底形上學》中有關「法權的普遍法則」
的一個詮釋問題，就該法則而言，康德說：
這個法則固然使我承擔一項責任，但決不期待，更不要求：我自己 應當完全為了這項責任之故，將我的自由侷限於那些的條件之下；
相對的，理性僅表明：依據自由的理念本身，它必須被限制在那些 條件之中，並且它也可以受限於其他人。20
Wood 與 Willaschek 等持「獨立說」的論者都曾不約而同地將康德上述的表 述，做為法權法則並不做為一定言令式的「命令」或「要求」的根據；然而筆者 以為，這段文字洽洽再度證明了法學立法中對於普遍的、客觀的「法則」與個別 的、主觀的「動機」間區別的合理性：
首先，於上文中，康德說的是法權的普遍法則「不要求我自己應當完全為了 這項責任之故，將我的自由侷限於那些的條件之下」，換句話說，康德表明的是 一法權之法則並不要求個別行動者之動機必須「出於義務」；然而，康德並未說
（也並非說）該法則本身對人完全無所要求，相對的，該法則仍然要求人們的外 在行動本身必須是「合於義務」的。否則，我們將無法說明為何一法權的普遍法
18 MS:222.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9 GMS:414.
20 MS: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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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 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21‧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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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動機」做為法學立法中主觀遵從性的角色：法權論與自律
原則
在上一節中，筆者闡述了法權論與定言令式的直接性關係──亦即，法權與 強制力的法則必須以定言令式的方式被頒布；而在此節中，筆者將提出另一組在 康德的法權論中亦時常引起爭議問題──亦即法權論與自律的問題。
在此一問題中，許多論者從「動機」的規範與要求的角度切入，從而主張康 德的法權論是一「他律的」、或者至少是一「非自律的」學說。例如，在《實踐 理性批判》中，康德即說：
意志之自律（autonomy of the will）是一切道德法則和與之相繫的 義務的唯一原則：反之，一切意念之他律（heteronomy of choice）
不僅根本不建立任何責任，而且反倒與責任的原則和意志的道德性 原則相對立。……因此，若意願的質料（matter of volition）──即 那些只能做為與法則相聯的欲望的對象者──被放進實踐法則中 作為它的可能性條件，那麼從中就形成意念的他律，也就是依賴於 某些從衝動與偏好而來的自然法則，從而意志就不是自己給自己提 供法則，而只是提供了一理性地遵從病理上的法則的規律（the
precept for rationally following pathological law）
。24又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則說一法學立法的「動機」：
必須取自意念之病理的決定根據（pathological determining ground of choice）──即偏好（inclinations）與反感（aversions）。25
無論是在前文或者後文，康德都強調這樣一種動機或格律不出於意志與義務 本身、而僅出於意念之病理根據（如外在強制力等動機）的行動是「僅合法的」，
從而似乎該行動者也是「他律」而非「自律」的。如此一來，我們的疑問是：康 德的法權論是一「他律」的學說嗎？對此，康德卻是如此回答的：
因此，國家藉由三種不同的強制力（postestas legislatorial, rectoria
et iudiciaria〔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
）而擁有其自律，26也就24 KpV:33.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5 MS:219.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6 在康德的〈法權論〉中，他首先從〈法權論之導論〉出發，闡述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則、及 法權與強制力間的分析性關係。隨後，康德依據法權與義務的關係，又將法權論細分為〈私法〉
與〈公法〉兩個部份。在〈私法〉中，康德討論的是一外在所有物的獲得與確保──即所有權─
─如何可能的問題。從而依據此問題，推導出唯有在一公民法權的狀態中，財產權的問題才能得 到實質且終極的保障，進而依此由非法律的、自然狀態中的〈私法〉過渡到法律的、公民狀態中 的〈公法〉問題。而在〈公法〉的問題之上，康德又將之細分為〈國家法〉、〈國際法〉與〈世界 公民權〉等三個部份，其中又以〈國家法〉的問題尤為重要，因為它所闡明的即是一法律的、公 民狀態如何可能的問題。而它之所以可能，即須藉由一國家中三種強制力──立法、行政及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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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根據自由底法則而形塑並維持自己。國家之福祉就在於這三 種強制力之聯合。我們不可將「國家之福祉」理解為國民底福利及 其幸福，……，而是應當將它理解為憲法與法權原則底最大協調之 狀態；而理性藉由一項定言令式使我們有義務盡己所能地追求這樣 的狀態。27
於此，康德的法權論似乎出現一難解的矛盾衝突：因康德說一僅依據「意念 的病理決定根據」而服從法則的狀態是他律的，而在〈法權論之導論〉當中，康 德又說只要一個別行動者的外在行動符合法則或強制力的規範，無論他出於任何 動機，其行動都是合於法權的。從而，我們似乎很容易將康德〈法權論〉中行動 主體與強制力間的關係理解為「他律的」（如被 Seel 所批評的 Geismann 與 Ebbinghaus 等人）、或至少是「非自律的」（如 Wood、Flikshcuh 與 Ripstein 等人）
狀態；然而，康德卻又在其〈國家法〉中，指出由三種強制力所構築成的國家─
─即公民法權之狀態──為一「自律的」狀態。
因此問題將是：我們應當如何解決此一看似衝突的難題？又應當如何理解康
因此問題將是：我們應當如何解決此一看似衝突的難題？又應當如何理解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