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埔文化的傳播

倘若上述物背所存在的宗教性力量假設成立，則顯示牛罵頭文化與營埔文化 可能都是以宗教性力量作為凝聚的文化群體，並各自有其所屬的宗教意識形態作

為維持社會與結構秩序的力量。

（一） 另一種意識型態

中興大學頂橋仔遺址新女生宿舍地點出土有牛罵頭文化豆形器，以及營埔文 化的束腰罐，兩件標本出土地點僅相臨 2-4 公尺，出土層位相差 10 餘公分²⁴，兩者 出現的時間差距小。顯示極可能在同一時間地點內是具有兩種宗教意識形態的器 物共存。加之，兩者在造型上已各自屬於發展成熟的器型，從牛罵頭文化的儀式 形器物逐漸演變為營埔文化的儀式器物的可能性低。

這也凸顯有一個異於牛罵頭文化的意識形態存在，然而這樣的意識形態是從 何出現，目前尚不清楚。過去國分直一、金關丈夫（1979）、張光直（1977a）等 人曾認為，營埔文化可能與中國北方的文化源流可能有密切的關聯，然而這樣的 說法仍需要更多與中國地區遺物的比對方能證實。此處雖無法說明其來源，但或 許可以進一步思考，即文化的轉變未必是需要一個多數的人群團體，而有可能透 過少數個體的意識型態散布，牽動社會文化的轉變。

（二） 營埔文化的出現

從遺址發展的過程，顯示營埔文化最終取代了牛罵頭文化的器物，至 2500B.P.

左右，灰坑內則多出土以帶營埔文化紋飾特徵的灰黑色陶器為主。而牛罵頭文化 內部儀式性的豆形器不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以鼎、豆、束腰罐為主的儀式性器 物，以及各式的紋飾。郭素秋（2010）認為營埔文化是在牛罵頭文化晚期的紅灰 陶技術上再增加新要素，所逐漸轉變而成，因而所謂「營埔文化」實際是牛罵頭 文化的轉變而產生。

屏除灰黑陶的特色，營埔文化最重要的辨識特徵是紋飾，紋飾的轉變是明確，

是有別於過往的新元素。自出土遺物可發現，典型的營埔紋飾如圈印紋、寬帶紋、

24 牛罵頭文化豆形器出土位置 TCT-D2 P24L11，營埔文化束腰罐出土位置 TCT-D2 P19L9，坑位與 地層相近。年代上 TCT-D P01L15 定年為 3330±30B.P. TCT-D2P14L16 定年為 3110±30B.P。顯示這 兩件標本的年代皆在這此 3000-3300B.P.區間。

矢狀紋等，不斷被複製應用於各種器物。這幾種紋飾與牛罵頭文化紋飾，如繩紋、

彩繪紋的差異極大。不同的紋飾反映出不同思維與意識形態的，顯示營埔文化紋 飾所乘載的意識形態有別於牛罵頭文化。從營埔文化的器型演變過程與不同時空 下特殊器物所裝飾的繁複紋飾，顯示這些紋飾才是文化內不長久不變的要素，也 是維繫營埔文化存在的宗教性力量之外再表現。遂筆者認為造成牛罵頭文化轉變 的新要素很可能就是宗教。

營埔文化的相關遺址多出現大量打製與磨製的斧鋤型器、磨製石刀、在陶罐 上也有發現稻穀痕跡、暗示營埔文化可能已進入穩定的農業生產社會，也因此出 現類似農業祭祀的物件，如巴圖形器。若是農業祭祀需求其與新的宗教連結，或 許可以將牛罵頭文化時代假想為一個農業生產的社會，在天氣與自然災害具有很 大比例來決定農業收成的情況下，以農業為主的宗教有可能因應而生，且普遍出 現，成為維持這個時代的精神慰藉力量。

而營埔文化的出現，便是以嶄新的農業宗教形式出現，透過灰黑色肅穆造型 的器物組合，如鼎、豆、束腰罐等，以及巴圖形器等器物來進行祭祀，祈求作物 的收成，並為原本以農業為主、兼行漁獵的聚落所信奉，取代過往牛罵頭文化過 往的宗教支配力量。而這套新的宗教信仰可能與原本牛罵頭文化的宗教信仰並不 衝突，甚至更加強化宗教的信仰（伴隨還原燒、或新的農業技術等諸多原因），成 為對外傳播的輸出要素，並連結了各區域間的聯繫與交易互動，如玉器等物資的 流通，進而促使牛罵頭文化轉變為營埔文化。

（三） 其它地區的灰黑陶文化

約莫同時期在台灣中南部，也有灰黑陶文化流行，並以大湖文化為代表。然 而大湖文化在物質與紋飾上，則與營埔文化有明顯的差異，如六甲頂遺址的灰陶 質地較粉，紋飾也以漩渦紋、櫛波紋為常見。從大趨勢可以發現灰黑陶技術出現 後，整個台灣西海岸陸續出現文化的轉變現象，而彼此的文化內涵也各有差異。

而在中部地區的內陸地區，如台中盆地南緣、埔里盆地、濁水溪中游皆有各自的 環境條件發展，也與受到不同文化勢力的影響，因此並非全部的繩紋紅陶文化族 群皆接受營埔文化。最終，文化的改變暗示著人群的選擇，與是否願意接受新的 價值觀或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