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埔文化的定義與源流

一、 考古學文化的本質與目的

考古學本身是一門建立於物質（Artifacts）的學問，藉由過往人群所留下的物 質，從中去找尋過去時空中人群團體與其文化。如新考古學學者 Binford 便認為考 古學如同是一門有歷史深度的人類學，藉由物質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所有次系統（技 術、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器物的技術面反映器物如何被用作適應工具，社會技 術面反映其於社會系統的脈絡，意識型態技術面反映出當代意識型態實體，也因 此透過物及其脈絡能勾勒文化全貌（Trigger 2006：249-262）。考古學家將田野資 料分類歸納後取其特徵集結成一個組合，再配合其時空上的分布劃定成一個考古 學文化（陳有貝 2004）。考古學文化的目的則是為了建立對於過往人類的全方面理 解，即人類的史前史。

而考古學文化的本質是一種分類，考古學者在對於這套分類概念的使用應需 具有共識。夏鼐（1959）認為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與使用並非無上限，首先需有明確 特徵的類型物；其次是這些特徵類型物分布不止於一處，並有其內容的變異與限 度；最後要對於這些器物內含有深入的認識，才能建構出一個考古學文化。藉由 共同的分類概念，成為研究者間彼此共同溝通的橋樑，進而得以對於出土的物質 有進一步的討論與研究，完善對於史前史的建構。

二、 營埔文化的定義

營埔文化為台灣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代表，出土遺物為學 界公認具有年代與區域的代表性，也是構成台灣島內區域史前史的重要單位。

現今學界對於營埔文化的理解與定義，大抵營埔文化是台灣中部新石器時代 晚期代表文化，相關遺址分布在大甲溪、大肚溪、濁水溪中下游地區，從海岸、

台地、平地、丘陵至山地，各種地形皆可見到帶有營埔文化特色的遺址，包含臺 中市南區中興大學的頂橋仔遺址、西屯區惠來遺址、新市政中心地點，南屯區十 三期期重劃區麻糍埔遺址群、清水區牛罵頭遺址，大甲區水源地遺址、大甲東遺 址、后里區舊社遺址、七星農場遺址，神岡區莊後村遺址上層，新社區水底寮遺

址、新六村遺址，大肚區營埔遺址、頂街遺址；南投縣草屯鎮頂崁子遺址、隘寮 遺址、石灼子遺址、南投市十八張遺址、軍功寮遺址，集集鎮洞角遺址、大坪頂 遺址、草嶺頂遺址、大山遺址，竹山鎮竹山神社遺址，彰化縣彰化市八卦山遺址、

培元中學遺址、牛埔遺址、快官遺址、上快官遺址、石碑里遺址、福田里遺址、

芬園‧新厝子遺址、芬園‧舊社遺址、芬園‧大埔遺址、竹林村遺址、芬園村遺 址、同安村 I-IV 遺址、中崙村 I-V 遺址、過溝遺址、林厝遺址等；雲林縣林內鄉坪 頂遺址、古坑鄉古坑‧大坪頂遺址。（何傳坤、屈慧麗 2004；屈慧麗、何傳坤 2008，

2009；屈慧麗等 2014；黃士強、劉益昌 1980；溫振華、劉益昌 2001；劉益昌 1999；

劉益昌等 2007a；劉益昌等 2012；厲以壯、劉益昌 2008；簡史朗、郭素秋 2014）

各遺址間在文化面貌上也具有一些地域性的變異（何傳坤、劉克竑 2006：12；臧 振華等 1995c：54）。

最初認為營埔文化的特色是以出現黑陶為其代表（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49）。

但從相關遺址出土的遺物檢視，營埔文化典型的陶器是以灰黑陶為主，紅色陶次 之，磨光黑陶數量則少。常於灰黑陶的口緣及腹部外側常見有壓印的凹弦紋、羽 狀紋及圈印紋。器型有侈口的罐、缽、器蓋、也有圈足與鼎足。石器數量多，器 類較牛罵頭文化複雜，有石鋤、石錛、石刀、石鏃、石槍、石球和網墜等，另外 也有磨製的巴圖形器，以及石環與陶環（何傳坤、劉克竑 2006：145；臧振華等 1995c：144-145；劉益昌 2011：199-200）。

在文化內涵上，營埔文化是以農耕為主要的生業方式，並以狩獵、捕魚為輔 助生業，其特色為聚落大型化、遺址規模化、文化層厚實，認為該階段人口急速 成長，因而向山地適應擴張，各地出現有複雜制度與交易互動，可能隱約地發展 出社會階層（何傳坤、劉克竑 2006：144-145）。

三、 營埔文化的源流

營埔文化於考古學文化層序中的地位奠定，可追溯自日治時期，經歷屆學者 討論，直至 1980 年才終建立起一個學界有所共識台灣的史前層序（宋文薰 1965，

1982；宋文薰、連照美 1975；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49） 。中部地區的新石器 時代晚期則以營埔遺址為代表，命名為營埔文化，承接中期的牛罵頭文化，以及 鐵器時期的番仔園文化。

營埔遺址最初由日籍學者國分直一等人於 1943 年在大肚調查時發現，調查時 所見的黑色陶片引起國分直一的注意，認為可能與中國北方的黑陶文化有所關聯，

並認為營埔的黑陶與南部曾文溪、二重溪流域的黑陶稍有不同。此外，透過與牛 罵頭、八卦山等遺址的比對，推測營埔文化在中部文化層序中的先後關係，開啟 營埔遺址在台灣先史文化源流可能與文化層序認知（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49）。

戰後學界在中部地區的考古調查過程，1953 年宋文薰等人於水尾溪北岸的大 甲東與麻頭路遺址進行發掘，分別發現質地不同的黑色陶片，以及與繩紋紅陶的 地層關係，確認了中部地區的史前層序，並將水尾溪北岸大甲台地的黑色陶器系 統稱為大甲第一黑陶、麻頭路遺址出土的黑陶與印文細質灰陶稱為大甲第二黑陶

（宋文薰、張光直 1954）。當時的大甲第一黑陶即與營埔遺址出土的灰黑陶質相 同，第二黑陶則是指番仔園文化的高溫細質的灰黑色陶片。

1964 年，宋文薰、張光直則再次於營埔遺址進行發掘，首次以碳十四定年法 確認灰黑陶地層的年代，並發現有栽種稻米的證據（不著撰人 1965；宋文薰 1965，

1966，1967）。張光直在與台灣其他地區的遺址整合後，有系統的提出台灣各地區 的史前層序發展，對於台灣西海岸中部地區的史前文化分期則是以「營埔水平

（Ying-p'u Horizon）」一詞作為形容（Chang 1969）。1972 年起，由張光直所主導 的「台灣省濁水大肚兩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又稱濁大計畫）執行，

於大肚溪、濁水溪流域又發現許多與營埔遺址內含相近的遺址，這些帶有營埔系 特徵灰黑色陶器遍及大肚台地、八卦台地，並向內陸山區沿深，暗示了營埔系文 化在中部地區的分布範圍，並建立起中部史前文化層序雛形（張光直 1977a）。

然而，自 1954 年以降，學者們對於全台各地區的史前層序的包含文化、期、

相、層稱呼各不相同，長期以來並無明確的共識名稱，遂由宋文薰、連照美提出 對於全台的史前層序的討論，建立起學界對於考古學文化的共識，中部地區的史 前黑陶經歷「大甲台地第一黑陶文化」、「黑陶文化」、「第一黑陶文化層」、「營埔 期」、「黑陶文化層」、「營埔水平」、「灰黑陶相」、「營埔相」等名稱，學界最終以 營埔遺址為代表，將此一灰黑陶文化定名為營埔文化（宋文薰 1980；宋文薰、連 照美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