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宏的彈性國族認同

雖然為了市場需求，王力宏的音樂以「泛華人主義式」的想像為主，為了避免 政治上的敏感，這種泛華人想像是既安全又能獲利的。但另一方面，中國官方也 開始收編流行歌手來宣傳黨國意識。從王力宏的例子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自 2008 年王力宏出擔任北京奧運聖火傳遞代表後，他參與了許多中國官方的演出，

這種演出，接下來將會詳加說明，是有商業潛力的。但同時，王力宏又得以在一 些場合代表「台灣」。我們將會看到，王力宏如何透過他 ABC 的身分，以及他的 家庭背景，讓他得以跨越兩岸，展現曖昧的國族認同。

一、台灣流行音樂被中國官方收編的脈絡

雖然在高度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因為他們的排斥與對社會經濟情況明顯的不 了解，成功的歌曲大部分都是完全無政治意義，甚至反政治的(van Sickel 2005)，

但對發展中或接近在發展中國家的大眾文化而言，卻無如此必要（轉引自 Fung, 2007）。在不同時期，兩岸隨著政經體制的改變而採取的不同措施，造就了不同 程度的文化交流。台灣的流行音樂則是一開始就透過民間相傳的方式進入了中國，

從抵制到收編，中國官方對流行音樂採取的不同方式也改變了流行音樂在其中扮 演的角色。接下來將會簡述在不同時期，中國官方如何對流行文化進行了不同程 度的控制。

Fung（2007）曾探討現代形式的中國流行音樂是在 1978 年的中國文革結束後 才有了復興的空間。1978 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後，一連串的社會與經濟改 革在中國發生，除了促成私有企業的成立，並提供外資、外貿及外國文化進入中 國的機會（Ho, 2000；張容瑛，2008）。然而，當 1980 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 放政策向西方世界開啟一扇窗時，這種步調卻不符合大眾文化改變的步調。雖然 在經濟上（在某種程度政治上）中國趨於開放，對流行文化控制的放寬仍然是落 後於時代的。實際上，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前，非常少的香港與台灣流行歌曲，

更不用說是西洋音樂，能被允許合法的輸入到大陸；但私底下已經有需多非法流 入的錄音帶傳到中國。尤其是鄧麗君的歌曲對後來的大陸流行音樂有深遠的影響。

鄧麗君代表的是一種現代化的象徵，以及外來的生活方式，這正是 1980 年代面 臨一連串文化改革的中國民眾所渴求的（Fung, 2007；張容瑛，2008）。

一直要到 1984 年香港歌手張明敏在春晚演唱〈我的中國心〉後，港台歌手開 始成為「央視春晚」的表演內容之一，宣告了流行音樂正式為中國官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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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長久以來作為黨和政府喉舌的電視台，宣傳功能開始向商業化的大眾媒介功 能轉變，同時造就了無數的流行歌曲與流行歌星（張裕亮，2010；張容瑛，2008）。

1990 年代，滾石唱片帶動搖滾樂的興起讓中國當局警覺到流行音樂有成為鬥爭 場域的潛力，此時官方不再使用壓制的方法來取得控制權，他們將放寬政策轉向 管理流行音樂，並透過不同的方式和管道（如大型頒獎典禮），他們試圖去合法 化那些與國家意識形態一致的音樂。這些官方獎項如北京音樂台舉辦的「中國音 樂排行榜」、中央電視台與全球音樂電視台舉辦的「CCTV—MTV 音樂盛典」等。

重要的是，透過這些獎項，廣東流行歌曲被邊緣化，用來提倡普通話音樂。其中，

獲得最大利益的就是台灣流行音樂。這些台灣音樂，基本上是中文歌曲，除了一 點台灣口音，大致而言對國家與區域議題更為適當，因此更符合官方的需求。做 為回報，為了瞄準中國市場，台灣音樂公司很少背離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在商業 上也積極的參與這些獎項，因為可以促進他們在中國的生意（Fung, 2007）。

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歌手逐漸被收編到中國黨國意識活動中。如前述 Fung

（2007）的分析，在政治禁忌上沉默，這樣「安全的」中國性能夠贏得中國官方 的支持。從表 可以發現，除了透過中國風音樂展現「安全的」中國性，王力宏 自 2008 年參與北京奧運後更是被官方收編來宣傳黨國意識。

二、「政治正確，商演不斷」下王力宏的黨國意識演出

根據張裕亮（2010:13），90 年代後，面對眾聲喧嘩的流行音樂在普羅大眾間的 廣泛聆聽、傳唱與分享，中國官方開始收編一些在流行音樂走紅的歌曲與歌手，

透過黨國控管的演出場域，將音樂文本適時地轉喻，達到傳達黨國意識的目的，

並使得其中蘊含的黨國意識處於流變中的狀態。

從表十的整裡，可以看到王力宏自 2000 年以來共參與了三次的央視春晚表節 目。由於央視春晚屬於全國性的活動，因此上春晚表演對於藝人的能見度與知名 度都有極大的宣傳作用。央視春晚播出的歌曲及安排的歌手，都是國家廣電總局 及中央電視台一照各階段重大的政治、社會事件、經濟建設等，刻意嚴選規劃，

以招喚群眾進入黨國邀約的特定位置（張裕亮，2010）。王力宏三次的表演裡，

就唱了兩次〈龍的傳人〉，2012 年適逢龍年，他再度改編〈龍的傳人〉。如果說 2000 年呈現的是一種「尋根」式的情感，2012 年版本中副歌不斷重複「I’m a 龍 的傳人」，已經更直接與驕傲的宣示自己龍的傳人的身分。

表 十：王力宏參與中國黨國意識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北京 2008 年 2008.04.30 〈北京，北京，我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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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歌曲專 輯》

〈One World One Dream〉

〈點燃激情 傳遞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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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身兼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這種可以「凝聚國族認同」的歌曲，

也符合中國官方的主流意識。

王力宏能在北京奧運獲得如此多的露面機會，就有報導指出王力宏所屬的 Sony 唱片與北京奧運密切的合作關係，《北京 2008 年奧運會歌曲專輯》是北京奧運會 首張官方正式發行的歌曲專輯。這張專輯由中國唱片總公司負責出版，SONY BMG 於 2008 年 4 月 30 日負責全球總發行，足見 Sony 所具有的資源得以讓自家藝人 能見度大增：

作為著名音樂人的黃小茂為奧運會火炬接力創作了《點燃激情、傳遞 夢想》，此歌傳唱度極高；從奧運一開始，SONY 就參與其中，占得了先 機；

不久以後，黃小茂將義大利作曲家喬治?莫羅德爾和孔祥東作曲的《永 遠的朋友》重新填詞，此曲成為北京奧運會歌曲宣傳推廣活動曲目中最 受歡迎的歌曲之一；

奧運會開閉幕式實乃兵家必爭之地。時間有限，歌唱類節目更有限，

一旦進入其中，就能成為萬人關注的焦點，出場費及其他經濟效益自然 不在話下。大概是 SONY 熱心奧運的誠意感動了奧組委，SONY 成為其緊 密合作的夥伴之一。閉幕式上，SONY 也贏得了大豐收，旗下的王力宏 和韓雪與陳慧琳、Rain 等共同獻上動感十足的《北京 北京 我愛北京》

31。

2009 年，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國 60 周年，由成龍、王平久和陸文昌等

《北京歡迎你》策劃團隊共同策劃，寫出這首歌曲來「歌頌祖國、歌頌人民」、「平 實的歌詞卻表達出了國家對人民的熱愛，記錄下了人民對國家的眷戀。」這首歌 由成龍、劉媛媛演唱，王力宏和餘秉翰共同擔任《國家》的音樂製作，報導中王 力宏表示：「我在第一次看到《國家》的歌詞時，就產生一種衝動，想寫一版音 樂。」他表示自己尤其喜歡「在世界的國，在天地的家」這句歌詞，「國家是相 對於世界的，沒有和平的世界，就沒有安康的國。正是這樣的妙筆，使《國家》

超越了以往相似題材的歌曲，讓更多的人有了認同感。」王力宏表示還會選擇適 當的時候，完成自己那版的《國家》，「用我的感動來感動所有人是我的願望。

演唱者之一的劉媛媛是苗族歌手，在大陸被稱作「紅歌手」，名稱由來是其演

31 曾震宇， 索尼音樂中國區：與奧運的親密接觸 http://www.sina.com.cn 2008 年 10 月 09 日 新浪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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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的《五星紅旗》，是「中國新時代主旋律歌唱家的代表」。在《國家》之前，劉 媛媛就為新中國成立 50 周年演唱《五星紅旗》，建國 90 周年時，劉媛媛也和成 龍獻唱獻禮歌曲《民生》。劉媛媛於受訪時提到《國家》這首歌成功的原因：

為什麼《國家》會這麼流行？因為它打破了以往“主旋律”

常規的東西，融入了很多國際化的流行元素。比如，演奏者郎 朗是國際著名鋼琴演奏家，流行音樂人王力巨集是我們的製作 人，作曲者是香港人金培達——好萊塢亞洲銀熊獎唯一獲得者。

歌詞寫得也很時尚，不是大而空，而是像“國是我的國，家是 我的家”。

（“紅歌手”眼中的紅歌：紅歌要唱到大家心裡去）

現階段的中國大陸政經發展模式，採行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大陸流行音樂在 90 年代形成成熟的產業體制後，自然也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運作，因此資 本主義的流行音樂生產、消費、演出等模式，開始出現在中國大陸流行音樂體制 上（張裕亮，2010）。一方面要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另一方面又要鞏固黨國 意識，中國官方便時常結合黨國人士與流行明星，《站起來》跟《國家》這兩首 歌都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劉媛媛在報導中說：「唱歌是一方面，有時候不是為 了唱歌而唱歌，是唱歌讓大家懂得更多。」此句話完全顯示出流行文化用來宣傳 黨國意識的功能。

2011 年，王力宏參與了電影《建黨偉業》的演出，在其中扮演愛國青年五四 運動領袖羅家倫。電影《建黨偉業》的導演是韓三平、黃建新，包括周潤發、劉 燁等 178 位知名演員參演。《建黨偉業》是繼《建國大業》後，又一部集合兩岸 三地眾多明星的主旋律之作。中國大陸主旋律電影文本裡體現革命建國艱辛意義

2011 年，王力宏參與了電影《建黨偉業》的演出，在其中扮演愛國青年五四 運動領袖羅家倫。電影《建黨偉業》的導演是韓三平、黃建新，包括周潤發、劉 燁等 178 位知名演員參演。《建黨偉業》是繼《建國大業》後，又一部集合兩岸 三地眾多明星的主旋律之作。中國大陸主旋律電影文本裡體現革命建國艱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