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的測量

同理心的測量工具或測量方式，基本上是隨著同理心紛雜的定義、

內涵之脈絡所發展的，從致力於測量單一成份的認知性同理、或情感性 同理，到希望能兼顧認知和情感測量上雙成份的同理心。然而，即使測 量同樣單一成份的同理心工具、或同樣測量雙成份的同理心工具，也會 因該學者對於同理心涵蓋面向範圍的廣義或狹義而導致各工具之間的測 量構念有所不同，例如：究竟是將同理心視為一種與生俱來的人格特質？

發展的能力？一種個體內在經驗的歷程？個體與他人和環境三方互動產 生的結果？亦或將同理心視為一種由內到外的連續體？這也是為何欲從 過去的文獻中去分析、綜合、比對與探討各家學者的研究結果時需更加 小心。許多學者（Davis,1996; Chlopan, McCain, Carbonell, & Hagen,1985；

Baron-Cohen, 2011; Batson, 2011; Reniers, Corcoran, Drake, Shryane, &

Vollm, 2011）亦不約而同指出目前從事同理心相關主題的研究往往找不 到共同的立基點可以相互溝通、比對，是由於長期以來同理心內涵定義 不一，在形成同理心基礎的定義上鮮少有共識，導致定義紛雜，對其測 量工具或方式的發展產生不容小覷的障礙，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在發展適 當的工具或測量方法以前，必須先釐清和定義同理心的構念。接下來，

研究者茲以「對一般化同理心特質或傾向的測量」以及「對特定情境同 理心反應的測量」，分述如下：

壹、一般化同理心特質或傾向的測量

發展對「一般化同理心特質或傾向」進行測量的學者，大多將同理 心視為如同人格結構般較為穩定的內在傾向進行測量若以 Davis（1996）

多向度組織結構模式來檢視，可將之歸納為其中第一個面向-「前提事件」

中可視為造成同理心個別差異的人格特質-「同理心內在傾向」。而從過 去的文獻中可發現以將同理心視為一種「同理心內在傾向」的特質所發 展出的工具為「自陳式量表」。回顧出現在同理心文獻中的各式「自陳式 量表」，其所測量到的同理心構念大不相同，其發展脈絡也是跟隨著過去

同理心紛雜概念流變，尚未有共識，故欲引用不同同理心自陳量表為研 究工具之研究結果需特別釐清其背後的測量構念是否相同，否則無法一 起比較。研究者整理歸納出同理心自陳式量表的發展從將同理心視為單 一認知成份獨立測量開始、經過反動而成為只將同理心視為單一情感成 份的獨立測量，兼顧認知與情感成份的同理心雙向度測量、或多面向測 量，到認知與情感交織統整的測量，這些不同的測量工具之發展即使在 同一時期對同理心成份有著共同的看法，但在實際測量上的同理心構念 之涵蓋面向範圍大小也有分岐，且同理心自陳式量表的工具編制技術，

也隨著統計技術的進步而有所改變。茲依此脈絡從文獻中挑選代表性的 工具分述如下：

一、測量單一認知成份

回顧過去文獻中專門為了測量同理心而發展的工具，起始於測量單 一成份的「認知性同理心」，其中最早受到廣泛使用的是 Hogan 於 1969 年所以效標關聯關鍵策略所發展的同理心自陳式量表（the Empathy Scale, 簡稱 EM；後人又稱為 Hogan’s Empathy Scale 而簡稱為 HES）。當時，

Hogan（1969）的同理心概念代表個體對他人的處境或內在狀態以本身的 智力或想像的方式進行理解，並將同理心視為道德發展脈絡中的性格傾 向(disposition)。

在 Hogan(1969)著手架構同理心量表之前，預先確認同理心概念的豐 富性是否只是學術界加工下的產物，故探索性地發現成人對於同理心行 為的涵義其實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共同性（Chlopan, McCain, Carbonell, &

Hagen,1985）：Hogan 將字典中對於同理心的標準定義：「對於他人處境 的一種智力或想像上的理解，而不用實際經驗他人的感受」提供給 14 位 非學術領域的且為心理學的外行人過目，並要求他們使用一種 50 題的

「加州 Q-分類」去形容具高度同理心的人，並發現他們在使用詞彙形容 高度同理心人士所產生的複合式描述信度高達 0.90。

在確認同理心是個具共識且可辨認的特質後，Hogan 以「效標關聯 策略」多道程序建構量表並從中挑選出 64 題是非題（32 題「是」和 32

題「非」）做為最後同理心量表（簡稱 EM、或 HES）的試題。此外，即 使 Hogan 原先同理心構念，並未包括情緒活化，但有證據顯示以 Hogan 的同理心量表施測確實可測得感同身受的情緒能力，而且也似乎與精準 的個人覺知有關（Chlopan, McCain, Carbonell, & Hagen,1985）。後續也有 學者進一步檢驗 Hogan 所發展的同理心量表。Johnson、Cheek 和 Smither

（1983）針對 Hogan 的同理心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獲得四種因素：「社交 自信」、「平穩心情」、「敏感度」和「不墨守成規（勇於突破主流框架）」， 雖然這些因素幾乎占相同分量的變異，但其中稍微能較凸顯其重要性的 當屬「敏感度」和「不墨守成規」（勇於突破主流框架）。

然而，Baron-Cohen 和 Wheelwright（2004）卻直接點出此量表中顯 然與同理心最直接相關的因素只有「敏感度」（sensitivity）。再者，Froman 和 Peloquin（2001）指出 HES 的重測信度和內部一致性低。因此，後許 有許多學者認為 Hogan 設計此量表時只側重認知性成分的同理，並未區 分出情感性的同理心成分（Reniers, Corcoran, Drake, Shryane, & Vollm, 2011），且透過因素分析所得此量表中的四種因素發現，比較適合用來測 量社交技巧等傾向，而非同理心行為表現的主要傾向(Baron-Cohen &

Wheelwright, 2004；Davis, 1983; Spreng, McKinnon, Mar, & Levine, 2009)。

此外，綜合以同理心量表（EM/HES）施測的相關研究發現同理心似乎確 實與「重複性的犯罪行為」有所關聯，但是同理心與控制信念、自治、

或社會化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的關聯性證據；特別地是在同理心的性別差 異上，以 Hogan 的同理心量表施測於男性的測量效度，比起施測對象是 女性較佳（Chlopan, McCain, Carbonell, & Hagen,1985）。

二、測量單一情感成份

Mehrabian & Epstein 於 1972 年則是循著 Stotland（1969）對同理心 標籤只側重認知性的反動，認為同理心不該只是對於他人感受進行認知 性的辨認，還包括了受到整體影響層次中對於他人那些愉快或不愉快的 感受所產生的共享情緒，因而投入發展有別於預測準確性的情感性同理 心測量工具，並且分別以兩組與人格特質中情感性同理傾向有關的攻擊

行為和助人行為之實驗設計來一一測試所發展的情感性同理心測量工具 之效度。此時，對同理心的概念有別於早期同理心認知成份當中對預測 他人覺知準確性的重視、或強調觀點取替能力與處理歷程的認知性。

Mehrabian 和 Epstein（1972）以評估個體對於他人情緒產生感同身 受經驗之先天傾向而設計「情緒性同理心的傾向量表」（Questionnaire Measure of Emotional Empathy,簡稱 QMEE），由於後來 Mehrabian（1997）

又將當時自己 1972 年所設計的此量表稱為 the Emotional Empathic Tendency Scale,簡稱 EETS），故在後續學者以此量表作為研究工具的文獻 中可看到 QMEE 或 EETS 兩種不同的名稱，但實際上都是意指同樣的工 具。此量表的試題項目最後所產生的試題組合，共可分為七個主要構念 所構成之分量表，且測量情緒性同理有關面向的這些分量表之間彼此交 互相關，七個隱含的構念：易受情緒感染影響的氣質、能理解不熟悉且 陌生他人的感受、極端情緒反應、受到他人正向情緒經驗影響的傾向、

受到他人負向情緒經驗影響的傾向、同情的趨向、願意與遇到問題或困 境的他人接觸或聯繫。

Mehrabian（1977）說明 QMEE 的量表使用 9 點量表格式作答，從「非 常強烈不同意」（-4）到「非常強烈同意」（+4），整個 QMEE 量表總分 是由所有正向題目敘述的總和減去所有負向敘述的總和。QMEE 的折半 信度很高，表示題目可能特別凸顯某種單一構念；然而，後續有些學者 卻認為 QMEE 所凸顯的單一構念可能只是個體對一般周遭環境所能產生 情緒上活化喚醒的程度，而非特別只測量針對人們情緒為注意焦點的同 理活化反應（Baron-Cohen & Wheelwright, 2004；Eisenberg & Miller, 1987；

Mehrabian, Young, & Sato, 1988），又 Eisenbergc 和 Miller（1987）也特別 指出 QMEE 似乎除了測量同理心本身之外，也包含了同情心、對於情緒 激化的易感性、情感取向的觀點取替、個人的身心憂急，以及對於他人 情緒反應的其他面向，故 Baron-Cohen 和 Wheelwright（2004）對於 QMEE 整體而言可專門測量情緒上同理心之宣稱是有所質疑的。

另一個同樣也是測量單一情感成份同理心為主的工具-「受到平衡的

情緒性同理量表」（Balanced Emotional Empathy Scale, BEES）則是 Mehrabian 於 1996 年所設計用以取代「情緒性同理心的傾向量表」（QMEE 或 EETS），可視為 QMEE 升級進化版的測量工具，然而這項新工具-BEES 中 30 項題目卻完全沒有一個題目與 QMEE 或 EETS 的題目有所重疊，

只有作答方式與計分方式相同（Mehrabian, 1997）。Reniers、Corcoran、

Drake、 Shryane 和 Vollm（2011）表示 BEES 透過從那些一般而言對於 他人經驗及情緒性的表達較少產生回應的人們中區分出一些典型上比較 能夠感受他人感覺的人出來而可測得比較限定的情感性同理心。

三、兼顧認知與情感成份的多面向測量

隨著愈來愈多學者認同「同理心是複雜的多面向概念」，對同理心個 別差異的測量工具品質上的期望也愈來愈清晰可見，Davis（1980）認為 這種可用來測出個別差異的工具應該要能提供「認知性的觀點取替能力、

或傾向」以及「這些個體的情緒反應」個別獨立的測量，因為唯有分別 測量這些特質，他們反應在行為上的個別差異才有辦法受到評鑑測量；

而無法在認知性和情感性兩種類型的個別差異之間有所區分的人格特質 工具在詮釋同理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上面就會呈現出相當大的問題。很 可惜似乎長期以來測量同理心個別差異工具的發展鮮少以多面向的概念

而無法在認知性和情感性兩種類型的個別差異之間有所區分的人格特質 工具在詮釋同理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上面就會呈現出相當大的問題。很 可惜似乎長期以來測量同理心個別差異工具的發展鮮少以多面向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