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架構

為了探究坪林茶業知識流動及其形構的產業地方關係，本文理論架構的鋪陳 可先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為起點，認識由人、技術、制度與產品物質組織成的產業 網絡是如何被連結起來。這樣的網絡連結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同時也呈現出 某種權力秩序。在本研究中，這個網絡就是優良茶比賽的網絡，有關茶業的知識 在其間流動，形成某種社會建構的權威。知識背後隱含著一組品質標準，而品質 透過一套知識體系被建構出來，知識和品質是一體兩面。這意味著品質亦是社會 建構，不同的社會形塑不同的建構，建構鑲嵌在社會之上，使得品質帶有領域特 質，有其適用的範圍，意即品質在某種程度上可轉化為地方特性。以下就行動者 網絡理論、知識、品質做更深入的討論。

壹、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

行動者網絡理論源於後結構主義的觀點，由 Michael Callon、Bruno Latour 和 John Law 從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脈絡之中延伸，視社會產生於一系 列符號學與秩序的互動中（Law，1994；引自 Woods，1997）。更仔細地說，ANT 是一種社會─科技取徑，藉由實體之間相互定義展現出其社會文本脈絡，著重在 實體之間關係的形構和促動（enacted）（Law，2004；引自林文源，2007）。在 Latour

（1983［2004］）的巴斯德實驗室案例裡，突出了 ANT 的「社會建構」特質，強 調網絡中的各個實體的性質是在主體的主觀認知之中產生的。透過這層認知關 係，實體的存在與性質才有被理解的可能。換言之，行動者（actor）是從網絡內 部定義的關係中浮現的。這種行動本體論觀點可以呼應 Foucault 論述形構

（discourse）的說法（Murdoch，2006；林文源，2007），論述的改變產生新的知 識，伴隨著新的客體認知、新的權力形式；同樣地，空間關係和空間配置也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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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論述體制（discursive regimes）所構築（Murdoch，2006）。

Latour（1983［2004］）呈現行動者網絡理論透過人與非人行動者（actor）

被轉譯（translation）連結成網絡的過程，展示出不同空間之間關係轉變的軌跡。

Callon（1986）進一步將轉譯的過程概念化為四個步驟：首先是問題呈現

（problematisation），行動者因為障礙而無法達成各自的利益目標，必須繞道通 過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接著透過利益賦予（interessment）

穩定和強化行動者之間的協同行動；繼之行動者被徵召（enrollment），藉由一組 策略去定義不同行動者並使其相互關聯；最後，確保預設的相關集體代言人可以 適當的代表集體而不背叛，是為動員（mobilization）。

Murdoch（2006）將轉譯挪用到地理學對空間的識別，他指出轉譯讓兩地之 間的遠端行動成為可能，一地的行動透過徵召入網的行動者運行到網絡的另一 端，在地（local）因此蘊藉了雙重意涵：在地行動者的協同行動，以及連上網絡 的在地化策略。在 Latour 式的行動者網絡裡，空間在網絡內生成，由各種關係 構成，意即異質關係交織成網絡空間（Murdoch，2006）。

關係既是動態的，那麼網絡和空間領域就是動態的。若要分析特定的空間，

就要順著網絡才能找到建構空間的秩序與過程，究竟是誰串起網絡？是什麼連結 上什麼？權力如何在其間流動？

Foucault 以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指代權力的知識建構，一則以理性

（rationality）作為治理實踐的知識論述本質，一則以技術（technologies）作為 治理理性有效實踐至個體的程序，治理術因此成為遠端行動（conduct of conduct）

的手法，權力透過治理術對個體產生規訓（discipline），從而使個體（people）

被整編為易於治理的群體（population）；這裡要強調的是，這樣的認知方式對特 定領域脈絡中實行方式的影響（Murdoch，2006）。對 Foucault 來說，權力、知 識等論述物質化（materialize）、具現化之處即是空間（Wright and Rabinow，1982）。

Murdoch（1998；引自 Murdoch，2006）曾將行動者網絡分成兩種類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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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空間（Space of prescription）和商議的空間（Space of negotiation）。規範的 空間是 Foucault 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延伸，一旦轉譯成功而關係網絡 建立，行動者被有效地納入協同運作，支配中心應運而生，規範隨之浮現，網絡 穩定且其中的權力核心明顯，中心行動者足以代言整個網絡。相對地，協商的空 間是一種比較鬆散、流動的網絡，連結相對暫時、發散而分歧，行動者彼此不斷 協商、結盟，形成多變的樣態。兩種網絡空間類型看似位於光譜兩端，可是不能 忽略的是，空間在網絡關係中產生，而網絡關係有其時空交織軌跡，扣合在更廣 泛環境的流動和行動之中。換言之，複雜的空間互動在網絡內外並生。

貳、品質（Quality）

過去農食地理的討論多數聚焦在農糧體系的全球化、工業化、標準化，受到 狂牛症、基因改造食品等喚起消費者對於食物安全的意識，開始關注食物生產過 程，使得另類食物（Alternative agro-food）議題興起，產生農糧研究的品質轉向

（quality turn）。行動者網絡理論不預設行動者的本質，保持研究視野的開放性，

Murdoch et al.（2000）認為 ANT 的視角有利於重新評價食物揉雜著自然與社會 的特質。

品質是個複雜且具有爭議性的概念，會隨著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改變，它的 意義是社會建構的，普遍來說，品質意味著產品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提供標準一 致的口感、質地等來滿足消費者的需要（Ilbery & Kneafsey，2000）。Ilbery 和 Kneafsey（2000）統攝討論食物品質可從四個角度出發：（1）從生產、維持到消 費品質的各個行動者，如何看待品質、用什麼指標去衡量品質？（2）品質是社 會建構的概念，依附於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脈絡，而生產─消費關係存在於其 間。（3）定義品質概念意涵是行動者之間潛在的權力角逐過程。（4）品質標準與 認證的建立都和特定區域的產品型式（如：當地原料、製作方法等）越來越相關。

其中第三點所欲處理的範圍其實涵蓋了其他三者，同時也是 ANT 對食物品質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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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最能著力的地方，透視品質在各方行動者治理之下，網絡內部的各種異質關係 與結盟，解構其間的各種權力結構（Murdoch et al.，2000）。有許多研究都能提 供某個面向更深入細緻的分析。

一方面，品質可資為透過供應鏈建立起食物與自然環境、文化、經濟的內在 關連，這種產品與地方的連結轉化為地域認同，成為區域食物價值生成的關鍵，

區域食物可以被概念化為文化資本的一種形式，能夠充分納入並利用在地鄉村的 社會、經濟資源（Tregear et al.，2007）。另一方面，Murdoch（2006）比對了兩 種食物品質訴求在時空之間延伸影響力、建立網絡的方式：速食依 Foucault 全景 敞視原則（Panopticism）透過規範的空間、物理安排、非人類技術等等將食物與 環境的關係外部化；慢食則藉由縫合生產與消費的品味教育（taste）強化與自然、

文化、在地環境的鑲嵌，主動培養具有反身性消費意識的消費者。Callon et al.

（2002）同樣提示了經濟市場的反身性，在品質經濟裡，藉由專業的產品品質限 制和商品特徵分析機制，消費者被探問其偏好和品味，最終暗示了自身的社會身 分。品質成為消費與生產之間的中介，涉入極深，因此 Ilbery and Kneafsey（2000）

認為品質適合被理解為行動者建構出來，以在經濟市場中與他人維持長期穩定網 絡關係的概念。

Murdoch et al.（2000）認為品質代表某種程度的在地生產者主權。如同品味 教育再次宣示食物生產的自然基礎與文化脈絡，帶有地方色彩的食譜、烹調的技 藝與默識知識、用餐潛規則等等（Murdoch，2006），品味／口味（Taste）因而 具有生理（physical）和社會的雙重意涵（Atkins & Bowler，2001）。正如 Latour

（2004：88）所言：「科技並不在社會之外。正好相反，是科技將社會領域連結 整合了起來。」品質也有這樣的意涵，藉由品味教育對食物的生產與消費同時進 行了規訓。品質不是食品與生俱來的，相反地，它是一種社會結構，依賴社會文 化、政治和經濟背景下的生產─消費關係而存在（Moragues-Faus & Sonnino，

2012）。品質成為食物部門去／再領域化（de/reterritorialization）與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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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ize）的競逐場域（Morgan et al.，2006）。

參、知識（Knowledge）

參照 Foucault 關於論述的觀點，論述引導了認識事物的方式，ANT 中的轉譯 可以被理解為行動者的認識論轉變。轉譯將行動者從一個脈絡帶入另一個脈絡，

這個過程可能是權力上位的規範，或者是各方斡旋協商，但無論如何，這個認識 的轉換是斷裂、跳躍、不連續的。Callon 將轉譯概念化為四個步驟，無非是想要 釐清轉譯如何發生。在此化用 Geertz（1983［2002］：38）對社會思想的觀察，

將之代換為轉譯過程，這種思維建構其實是在嘗試展現人如何知覺自身，並且透 過這樣的理解將探索延伸到對社會秩序、經驗種種的領悟。

知識社會學中，知識是受到社會因子所支配的，因某種社會結構而起，

Mannheim（1948）指出社會歷史背景會影響該社會中人對事物的思維模式，具 有相似社會歷史生活文化背景的一群人，社會讓他們有相似的觀點去理解事物；

因此某些社會群體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在外人眼中也許不過是某種情境地點所 限定的東西。Neisser（1992）進一步指明社會環境造就知識發展的條件，涉及思 想的發生、方式和內容：有些實用知識是有累進階序性的，先有基礎才有後續知 識，甚至環境可能限定了觀察與經驗範圍的廣度與深度，限縮了觀點。

簡言之，人思考事物的整體方法與視野是在歷史社會文化情境影響中形塑而 成，有某種時空尺度的適用範圍。反過來說，如果要解釋這種地方知識，必須要 放回適切的文化脈絡中才能還原（蔡晏霖，2011），所以「知識也無法與這種知 識所運用的工具和其存在的界域相互析離（Geertz，1983［2002］：13）。」

Polanyi（2004）認為致知（knowing）是一種對認知對象的能動領會（active

Polanyi（2004）認為致知（knowing）是一種對認知對象的能動領會（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