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歷史論述代表史家的想法與觀念，也代表著史家的立場。歷史文本看似平鋪 直敘，但細究其中內涵卻有許多值得翫味之處。史書中對歷史人物的描述，除了 陳述事實之外，同時也形塑了人物的形象。一段歷史文本的記述中，往往同時存 有兩個要素：其一是被描述者的形象，其二則是書寫者塑造該形象的理由。不同 的論史者對於同一個人物形象書寫之或同或異，以及形塑的時代之差異，都得以 成為從事形象比較和研究形象演變的題材。
在中國歷史中，前朝之史由後朝書寫，後人對歷史人物的不同評價而產生的 形象差異使其有可以比較的基準點。以著名的反面教材商紂王為例，根據《史記．
殷本紀》記載：「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
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1從司馬遷對紂王 的描述可以看到紂王的形象是有才智而自負但並非賢能的王。一般人對於這個亡 國之君，所給的評價都是失敗、負面的形象，但我們若仔細檢視歷史記載則不盡 然如此。以往學者已經對此做出了許多研究，2固然以成敗而論，紂王是治國的
1 ﹝漢﹞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三，頁 135。
2 顧頡剛的〈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一文對紂王逐年而增的罪惡條目做了整理，《尚書》中紂 王僅六條罪狀，分別為；酗酒、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聽信婦言、信有命在天以及不留心祭 祀。但到了戰國時，則多了二十七條、到漢代又增加二十四條，最後是東晉時又添上了十三條。
王仲孚在〈殷商覆亡原因試釋〉當中對於紂惡的討論亦提及清代的學者崔述所整理的紂王主要罪 證有五：聽婦人言、酗酒、怠祀、斥逐老成以及用險邪小人。類似平反言論除了代表著歷史學家 仍繼續追求真相之外，更顯示儘管惡如紂王，尚能存有對於其負面描述的懷疑。現代研究殷商史 的學者就指出殷末新舊派傾軋的現象與紂王身為改革者的一面，說他毀棄宗廟，實際上是祭祀改 革，化繁為簡；聽信婦人言，可能代表著商代男女之間的相對地位不像我們後代所謂「傳統中國」
那般男尊女卑，而比我們想像中的「平等」，商代的男女地位亦以從武丁王的配偶婦好之事蹟得
到佐證，「 ﹞」這是婦好領軍出征的事蹟，而「辛
」是記載了婦好與商王武丁各自 領軍，婦好設陷阱使敵方中計而得以雙面夾擊之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婦好身為女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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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但細究其失敗原因的過程中，則得以認知其所作所為不如想像中惡劣，
更多的可能是歷史的結果論，甚至如《封神榜》這類文學的渲染使他成為了「箭 垛式人物」的負面代表。
史書記載的紂王敗亡之因從原本的五六項增至數十項，其中可能有穿鑿附會 之處，但條目的增加並非盲目詆毀，反而呈現出歷史意義，正如前述所提的歷史 記載代表的兩項要素其中之一為承載書寫者塑造形象的原因，「紂王」被提到的 時候，絕不止於強調紂王之惡，紂王之事蹟與其評價更常用於提點君王，「紂王」
的名號其意義在告訴君王若不修德行善政而耽於享樂，就可能擔負身死國亡的罪 責。久而久之，紂王就成為了一個代表「暴君」的代名詞，如同成語所說的「助 紂為虐」一樣，將「紂」代稱為暴君。由上述的論述我們得以觀察紂王之負面定 論成形的現象，是歷史人物的形象從建立到被運用的過程。
前述所談的「惡」的形象如紂王已然成為暴君樣板，但好的形象形塑過程亦 如是，本文主旨之聖王典範的形塑亦隨著先秦時期百家思想的論辯之後逐漸明朗 化，其形象的形成與後世不斷地傳頌利用，透過時代的主流言論的提倡而形成了 典範。關於三代聖王的描繪以孔子提及的有關三代美好的世界為例，《禮記．禮 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3對於三代或是其人 物美好之追憶，始於春秋時期之孔子，相較於當時不願意重用孔子的國君們，這 裡所謂三代之英就包含三代的賢君夏禹、商湯、周文武王。而《孟子．離婁上》
提及：
能領兵出征，那紂王亡於婦人言代表其亡於女禍之真實性就有待商榷，再者，亡於婦人言的論述 實將女性與國家興亡的責任綁在一起，實際上有失公允，在當時來說這種言論也可能是周人與商 人不同，加之周朝對前朝的刻意貶抑形象所造成的論述。上述研究討論參見王仲孚，〈殷商覆亡 原因試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10 期（臺北市，1982 年），頁 4-5。顧頡剛，〈紂 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82-93。史料則 見於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編號 39902、6480。
釋文參見曹定雲，《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85-87。
3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 書局，2009 年），卷二十一，頁 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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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 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 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4
孟子透過仁與不仁，指出統治者好壞的差異，行仁政的三代開國君王，本身就代 表了三代的良善美好。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成為典範，也正是因為有著他們的豐功 偉業跟值得尊敬的人格特質，夏禹、商湯、周文武王，各自代表該個朝代的明君，
為後世傳頌且引以為治國的至高理想，三代聖王也因此成為了後世代表「德政兼 備」或符合「内聖外王」的最高統治標準。
本研究之動機是為了更清楚了解上古時期，歷史人物如何形象化並轉變為典 範，以及在主流言論之下所呈現的形象差異，探討先秦諸子如何塑造三代聖王的 形象，以及在當時這種形象如何成為一個與歷史背景相結合之政治符號，是故三 代聖王的形象研究正是達成此目標的一個重要核心議題。
4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 華書局，2009 年），卷七上，頁 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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