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於夏商周三代聖王的形象研究主要有三個層次和二個面向，三個層次 分別為：形象、典範以及歷史意義；而二面向則是「禹湯文武」以及「聖王」。 本文以先秦儒墨道法四家言論的多樣性為基礎，透過文本的分析，觀察古史人物 夏禹、商湯、周文武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眼中，有著怎樣的形象，諸如：夏 禹治水的堅忍不拔、商湯祝禱的為民犧牲、周文武王一脈相承的仁義表現，這四 位先秦偉大的統治者形象躍然紙上。在思想激盪的年代中，透過學者們討論四位 聖王的描述，使聖王形象具有楷模的作用，成為後世聖王形象轉變為聖王典範的 先備條件。以下將由兩個主題總結：
一、形象典範與歷史意義
在本文討論之形象議題中，形象是透過歷史的廣泛流傳，經由歷代學者所流 傳的文獻而演繹的產物，先秦諸子對聖王的描述方式主要有四：一是論其言行、
二是針對事蹟、三是以言行事蹟為基礎引申其他主題，四是四位聖王重複被提及，
學者對於其言行事蹟已有共識後，直接以名號代表以前被討論的所有言行事蹟，
這種情況下所提及之聖王形象會根據當下討論之內容與目的而改變，使學者彼此 能站在同樣的論述基準進行對話。本文所提及的聖王形象是由先秦文獻對夏禹、
商湯、周文武王的描述而成，但由此而成之「聖王」形象則又異於歷史敘述中的 四位統治者，可知聖王的形象具有包容與跟可塑性。
歷史敘述的評價隨切入點不同而有差異，既豐富了人物形象，亦使人物形象 的內部發生矛盾。由於這種形象的塑造源自於統治者、統治集團以及人民共同的 集體記憶，聖王的形象逐漸成為每個時代對統治者評論的標準，並規範著統治者 的言行舉止，統治者可以選擇突破框架去塑造新言論、或經營對外形象以符合集 體記憶中被視為理想統治者的舉止。但無論統治者如何表現，都會不斷地對聖王 形象注入新的內涵。
聖王形象與典範的形成原因正如其功能性，往往是出現了統治者的腐敗、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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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政治環境或體制的崩潰才會需要強調理想統治者。聖王概念的產生代表當時 的社會處於不穩定狀態，以春秋時代儒家的言論為例，這種轉變就是「禮崩樂壞」， 勢必要提出一個自認為足以「撥亂反正」的教材，而古聖王之事蹟就成了最好的 發揮材料，聖王概念之產生，正是隨時代應運而生。
回顧形象與典範本身，儘管形象早於典範形成，但兩種概念的發展過程沒有 明顯的先後順序，以文獻而論，春秋時期已有形象與並稱的運用，但戰國諸子在 論述時不論是數量或是比例上都越來越高地使用形象化之後的聖王概念。形象化 的使用既方便又容易取得共識，這種共識也是時代之下統治者、管理階層以及民 眾共同塑造的集體記憶。據此可合理認為，無論統治階層強調什麼特質與形象，
都勢必受到民眾的接受與否而影響結果。
先秦諸子所形成的聖王形象在於告知世人何為他們心中的理想治世，而理論 產生的過程當中不乏互相借鑑或攻擊。從諸子對夏禹、商湯、文武王的描述可了 解彼此的立場以及描述發展的脈絡，先秦諸子提出聖王的形象不是憑空想像，更 不是單純追憶古史人物而後稱頌功績。先秦諸子除了道家以及少數的例外，其他 如儒家、墨家及法家，提及聖王之形象與事蹟莫不是為導正世間之亂源，他們用 非常多的篇幅與言辭討論類似的事情，甚至將同一件事情反覆提及，希望統治者 可以被說服。不論是儒家強調的內聖外王、墨家提倡的兼愛非攻，甚至是為了富 國強兵達的法家學說，都有著諸子對於世間的關懷，此種人文精神亦是聖王形象 形成的背後所具備的歷史意義。
二、聖王與王道
聖王形象是描繪如何實現王道的條件，即便聖王形象與王道兩種概念產生的 時代也許不同，但從先秦諸子對理想統治者的描繪，以及王道本身所蘊含的要求 來說，這兩種概念本身就有很大的相似性。王道是一個思想家心中希望統治者依 循的原則，而聖王的形象則是統治者所能遵循的最高標準，就好比一趟旅行的過 程當中，聖王形象是沿途風景，而成王道就是終點。統治者朝著聖王的典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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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等同是走在以那個典範為目標的王道之上。
正如形象所具有的多樣性提供了人物的不同面向，周秦漢之際聖王形象的改 變代表著王道的改變，而王道的改變亦代表時代的改變。時代會影響學者的思想，
使學說轉變，新時代的學者重新塑造心中的理想統治者形象，進而形成聖王的形 象，這種形象就是學者的王道觀。聖王的形象隨著時代演進被不斷地擴充以及其 中重要特質將被愈趨重視，學者彼此之間王道觀也會互相磨合衝突或是融合，這 使得聖王的內涵之擴充將持續進行。不斷增加的聖王內涵如何與時代互動，是聖 王典範的存在意義。典範蘊含的時代主流特質及政治力的介入，會使聖王的內涵 在特定時代趨向一致，聖王的規範在一時之間就可以有所依循。
透過三代聖王形象的研究可發現，除了各類文本之間的歧異之外，也有形象 形成後影響歷史敘述的現象。經夏禹、商湯、周文武王形象化之後的「禹湯文武」
形象，除了使四位聖王的事蹟同質化之外，在某些時代更衍伸出「禹湯文武」一 詞代表著「聖王」的情形。固然對於後人而言，三代可以作為夏商周這段時代的 統稱，但對身處於春秋戰國甚至更早的人而言，夏禹、商湯、文武王是各自獨立 的個體，他們有著各自的人生以及事蹟。四位聖王形象化甚至典範化之後，他們 的歷史敘述受到影響，形象化之後的意象反而更廣泛的流傳、其內涵也變得更豐 富以及印象深刻。形象並不一定都是由具體的事物所產生，但產生出的形象卻是 屬於歷史真實的一部分，此種形象形塑之後影響人物歷史的過程，更凸顯出時代 與歷史的互動關係，也顯現了形象與歷史意義之間的微妙關係。
本文同時以禹湯文武四者作為研究對象，在於凸顯形塑「三代聖王」形象的 背景，也有助於理解後世將三代視為政治上最高準則的原因。除此之外，本文藉 由諸子對於理想統治者的標準之討論，呈現了學者對時政之關懷與努力，正如同 司馬遷所欲「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理念，先秦諸子亦提出理想之治世，身為統 治者應以聖王為目標的言論，可見得先秦諸子對於世間的深切關懷。
本文研究材料是以典籍文獻為主，然而形象研究除了歷史文本之外，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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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作品、圖像（例如歷代畫像）以及新出土的文物之中去探究，因此這個主 題未來應可朝向材料的多樣化方向進行討論；至於聖王意涵自漢代成為典範之後，
對後世統治者有何影響？是否有統治者為之加入新的標準以符合政治需求？這 些聖王典範與統治者之間互動的關係也是值得繼續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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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一、傳世文獻與史料： （依文獻之時代先後）
1.﹝漢﹞孔安國傳、﹝晉﹞梅賾、﹝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 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2.﹝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3.﹝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清﹞阮 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4.﹝清﹞魏源撰，《老子本義》，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5.﹝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 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6.﹝清﹞孫詒讓著，《墨子閒詁》，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7.﹝晉﹞張湛注，《列子》，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5 年。
8.﹝清﹞嚴萬里校，《商君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9.﹝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 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0.﹝清﹞王先謙撰，《莊子集解》，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1.﹝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12.﹝秦﹞呂不韋，《呂氏春秋》，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3.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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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禮記．中庸》（收入﹝清﹞阮元校刻，《十 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5.﹝漢﹞賈誼撰、﹝清﹞盧文弨校，《賈子新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6.﹝漢﹞劉安撰、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7. ﹝漢﹞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 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8.〔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19.﹝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
20.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二、專書： （依姓氏筆畫）
1.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2.古育安，《戰國時代的古史記憶——虞夏之際篇》，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2019 年。
3.王健文，《戰國諸子的古聖王傳說及其思想史意義》，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 委員會，1987 年。
4.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 年。
5.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臺北：正中書局，1981 年。
6.宋恩來，《夏禹研究》，山東：山東大學，2018 年。
7.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初探》，臺北：聯經，2014 年。
7.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初探》，臺北：聯經，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