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對於春秋時期道德性質的若干省思暨研究旨趣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範圍――由道德考察《左傳》、《國語》之重要性
第一章 緒論――對於春秋時期道德性質的若干省思暨 研究旨趣
春秋時期，係指中國在西周東遷（770 B.C.）後不久；大約自公元前 722 年直到 464 年的一段期間。1在這段期間，戰亂頻仍；但耐人尋味的是，道 德依舊作為時人的重要關懷，也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並值得後人留意與探索。
而透過《左傳》與《國語》二書2，則特別有助於掌握該項議題。在這章當中，
吾人將對本著之研究動機、範圍、方法、價值還有與本題相關的重要研究，
予以說明或分析。過程裏，旁涉問題亦復不少，由於此間既存在吾人之反省與 意見陳述，故名曰「對於春秋時期道德性質的若干省思暨研究旨趣」，以示其要。
第 一節 研究動 機與範 圍 ――由道德考察《左傳》、《國語》之重要 性
1 春秋時期的起迄，學界一直存在不同認定，常見說法大約有五：一是按《春秋經》始末，
從魯隱公元年（722 B.C.），算至哀公十四年（481 B.C.）。二是從魯隱公元年算至魯哀公廿 七年（468 B.C.），此一主張本於《左傳》續至哀廿七年而來。三是從魯隱公元年算至周定 王五年（464 B.C.），此當與《左傳》內容敘及魯悼公四年（464 B.C.）事有關。四是以魯 隱公元年始計，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476 B.C.），該說乃依《史記．六國年表》起於周元 王元年（475 B.C.），故以 476 B.C.為春秋之終。五是由平王東遷算到三家分晉（770 B.C.-454 B.C.）將近三百二十年的時間。以上說法一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5），頁 23。說法二，見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1996），頁 52-54。說法三，見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1963.12）：559。說法四，見中國歷史大辭典．先秦史卷編纂委 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先秦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頁 357。並請參 閱勞榦，〈戰國七雄及其他小國〉，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 會，《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 輯委員會，1985），頁 499。說法五，參閱許倬雲，《求古編．春秋政制略述》（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 353。當然，除此之外，尚有其他說法，也不乏理據，讀者可參 閱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1-3。大要來說，此一 問題，實乃見仁見智，本著由於採《左傳》為研究資材，是以姑採第三說。
2 本文徵引《左傳》、《國語》一依杜預 注，孔穎達 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1999）及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前者為精校本，
且吸收清人校勘之成果。後者為目前匯聚《國語》諸家說解，最稱完備者。另外，在文義 闡釋之過程，《左傳》亦間取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明達出版社據「漢文大系本」
影印，198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由於以上書籍均普遍通行，
隨尋隨獲，相關文字亦披覽旋得，故為免行文枝蔓，概不出注。惟徵引必說明出自《左傳》
「某公某年」或《國語》「某語」，俾令讀者檢視。又，為求行文簡潔，遇獨立引文，則杜 預、韋昭之說，一概簡稱為「注」，若逢需要區辨，即標明「杜注」、「韋注」。再則，孔穎 達說，簡稱「《正義》」。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簡稱「《會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簡稱「楊注」。此外，於獨立引文中，假使同時引用上列注解，一律採較正文稍小的 10 級 字，夾注為之，以示區隔，並利於說解；蓋《左》、《國》文字古奧，研讀匪易，如此為之，
實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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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研究 選 材及動 機 上，基 於 兩點， 以下分述之 。
（一 ）、對於「老、孔之前」思想的追索
任 何 關 於 根 源 的 扣 問 ， 本 質 上 都 是 令 人 著迷 的 ， 也 總 是 學 術 中 最 歷 久 不 衰的 課題 。
在 先 秦 思 想 中 ， 孔 子 的 重 要 性 是 人 盡 皆 知的 。 而 在 華 人 社 會 裏 ， 縱 使 一 般 人 ， 對 於 孔 子 思 想 的梗 概 ， 往 往 也 能 略 陳 一 二 。 不 過 ， 要 是 提 到 孔 子 之 前 的 思 想 景 況 ， 恐 怕就 不 是 人 人 可 言 的 ， 即 使 對 許 多 學 有 專 精 的 研 究 者 ， 這 都 是 一 個 大 哉 問。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 在 以 《 二 十 一 世 紀 》 期 刊 為 園 地的 一場 辯論 中， 展露 無 遺。
約莫 自 1991 年 12 月起，兩位國際知名的學者 ――何炳棣與杜維明，
為了應當如何詮釋孔子的「克己復禮」與「仁」，展開了一場辯論。3此一問題無 論在中國思想、歷史、文化等層面都是至關緊要的。是以其間除雙方攻防外，更 連帶吸引學者紛紛投入戰局，包括：勞榦4、劉述先5、孫國棟等。6這場論戰，直 至 1993 年左右才停歇。過程中對於仁的意義，以及孔子論仁而承前人之處，都 有極大的發明。
筆者就讀碩士班時，以《呂氏春秋》為題，隨先師張端穗先生撰寫碩士論文
7，先生欲我明白論文寫作應注意時代背景、邏輯思辨、詮釋角度等相關問題，
故提示閱讀此些論文，當時除愛好其淋漓暢快的文筆外，更在心中獲得諸多啟發，
其中之一便是由何氏這段話而來：
「克己復禮為仁」是引自一種《古志》：而《論語》卻給後人此語是孔子
3 參閱何炳棣，〈「克己復禮」真銓――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二十一 世紀》8（1991.12）：139-147。杜維明，〈從既驚訝又榮幸到迷惑而費解――寫在敬答何炳 棣教授之前〉，《二十一世紀》8（1991.12）：148-150。兩文收於《二十一世紀》同期，一來 一往，論辯意味濃厚。大抵而言，何氏在論戰期間，似乎是處於孤軍奮戰，雖然如此，他 卻盡可能回應各方批評，大有真理愈辯愈明之氣魄。其相關回應參見〈答劉述先教授――
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二十一世紀》10（1992.4）：150-155。〈答孫國棟教授〈「克己 復禮為仁」爭論平議〉〉，《二十一世紀》13（1992.10）：129-133。
4 參閱勞榦，〈與何炳棣院士論「仁」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3（1991.9）：173-177。
應當說明者為：勞氏此文發表早於何炳棣在《二十一世紀》之文，原因乃何氏先就個人見 解詢問勞氏，故勞氏得以在眾人之先，見到何氏觀點，並加評論。又稍可一提的是，勞氏 此文對春秋時期的「仁」，在一般認定的「仁慈」外，又提出「具有好的人緣」、「好的人際 關係」之新解，不過可能尚待商榷。關於仁後文將有探討，此不贅。
5 參閱劉述先，〈從方法論的角度論何炳棣教授對「克己復禮」的解釋〉，《二十一世紀》9
（1992.2）：140-147。以及另一篇文章，〈再談「克己復禮真詮」――敬答何炳棣教授〉，《二 十一世紀》11（1992.6）：148-150。
6 參閱孫國棟，〈「克己復禮為仁」爭論平議〉，《二十一世紀》12（1992.8）：139-142。另有
〈敬答何炳棣教授〉，《二十一世紀》17（1993.6）：138-140。
7 拙著為《呂氏春秋名實觀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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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自說的印象。……就詮釋「克己復禮」而言，《左傳》較《論語》優 越並非我一人的主觀成見，也是清代經學大師毛奇齡、阮元諸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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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言之，孔子視「仁」為全德，時常應機地給予各種說明，自當有其「創造性 詮釋」之成分，這點是無庸置疑的。9只是何氏對於克己復禮的思想溯源也是有 憑有據，蓋作為曾在人類歷史中存在的個體，孔子並不能自外於這條漫漫長河；
更何況，他對於早先的西周盛世、三代賢者，都是抱持著崇景之心，這亦是確切 無疑的。10是以若因過度強調其創發性，而忽略其繼承性，也不正確。這場壁壘 分明的論戰，雖然最終並未取得共識，但卻帶給了筆者一個疑問，即：孔子之前 的思想究竟如何？老實說，這樣的疑問，可說一點都不奇特。早在民初，經史學 者呂思勉就已提醒研究者應當注意諸子思想的來源，因為他們繼承的特質是明顯 到足令讀者「開卷可見」的。11故考察孔子之前的思想，不論對於儒家或其他子 學，必能發揮極重要的尋根作用。
然而，令人納悶的事出現了，當我們想要為這個「一點都不奇特」的問題，
尋找答案時，立即可以發現，撇開思想文獻留存稀少，而難以進行研究的夏、商 及西周不談。單單是關注對孔子而言具備「近代史」甚至是「當代史」意義的春 秋思想，其相關研究雖有之，但稱得上全面、詳細且深入的著實不多。的確，古 人談論春秋思想者固不在少數，且五經亦多牽涉春秋思想；不過大致來說，古籍 中似無一部全面、深入探討春秋思想的專著。12此當與古人並非採取現代學術論 文方式寫作有關，亦無足詬病。然而，當這樣的情況，也延續到近、現代時13， 該現象就不得不令人訝異了。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如此的結果？莫非春秋思想是 一個難以研究的主題嗎？在碩士班時期，筆者朦朧地意識到以上的問題，只是彼 時學殖甚淺，未能有所解答。而隨著時間進展，在飽嚐牽攣乖隔的滋味後，直到 著作此文當下，總算是對學術界這樣的選擇稍有認識。簡單說來：這與近代以來
8 何炳棣，〈答劉述先教授――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151。
9 參閱劉述先，〈從方法論的角度論何炳棣教授對「克己復禮」的解釋〉：141、144。
10 孔子說：「吾從周。」又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皆是繼承傳統之 意。語出《論語》〈八佾〉、〈述而〉，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頁 65、93。本文因多處引用《四書章句集注》，為求簡明，此下一律注云《集注》某頁。
11 呂思勉云：「先秦諸子之學，極為精深，果起自東周，數百年間，何能發達至此？且諸子 書之思想文義，皆顯分古近，決非一時間物，夫固開卷可見也。」氏著，《先秦學術概論》，
收於《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 14。
12 古籍中論及春秋思想者不勝枚舉，諸如：《柳河東集》、《東萊博議》、《揅經室集》等。至於五 經，可反映春秋思想之處亦夥，本著於以下諸章便多處徵引古籍與經書之相關記載，此處不一一 陳述。然就筆者所見，並無一部以春秋思想為主題，全面且深入的古著。
13 當然，這並不表示近、現代學者，完全未注意春秋思想，只是相關專著，確實不多。而近、
現代學者研究春秋思想的概況，亦請參閱本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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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風氣密切相關，而此一風氣又涉及中國思想研究的起點在何處，以及材
思想史的風氣密切相關，而此一風氣又涉及中國思想研究的起點在何處，以及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