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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對於春秋時期道德性質的若干省思暨研究旨趣

第四節 研究回顧

春秋時期之道德,前此雖非無人涉足,亦非毫無創發,但終嫌不足,故本 節於此,謹述優劣,一則敬崇前賢,示不掠美。二則略申其不足與本文之異趣。

首先從閱讀《左傳》、《國語》最不可忽略的注解來說。往昔注解,對於道 德相關文字,並未給予太大關注。以《左傳》最重要的杜注而言,它長於事件因 果的揭示,著力於傳文所牽涉的制度,或者事件背景說明,而後出的孔穎達《正 義》又主在疏通杜注,故於道德概念亦無太多增補。若僅就道德術語的詮釋觀察,

杜注是遜於韋昭《國語解》的。舉例來說隱元「多行不義」之「義」,或隱三君 子曰提到的「信」、「中」、「恕」186、抑或隱六「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之

「仁」、以及隱十一「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的「恕」,杜預俱無 說明。而莊廿二「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對於仁何以如此運用,也隻字 未提,這顯示杜注並不以道德概念之詮解為「能事」或「要事」。至於韋昭《國 語解》,雖有試圖說明一些與道德相關的用語,但也不是絕無可疑。姑以「忠」

字為例,〈周語上〉「考中度衷,忠也。」的「忠」釋為「恕也」,然同樣位在

〈周語上〉的另一則原文,提到「忠所以分也。」卻又解為「心忠則不偏也。」

而〈周語中〉「忠非親禮」則解作「厚也」。這些對於忠的不同詮釋,反映韋昭

185 英國學者波考克(J.G.A. Pocock)曾指出,言語陳述並不僅作為討論的手段,它本身就 是一種「行動」,是言說者在特殊語境中,所表現的特殊行動。參閱丁耘 主編,《什麼是 思想史.什麼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7-18。

186 隱三:「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此君子批評周鄭交質。「中」即「衷」,內心也,即指發自內心,可見「衷」為「信」之前 提。而「恕」,據《會箋》為「彼此相諒」之意,則禮之「儀式」不僅鞏固彼此之「信」,

還應該體察對方之實際情形而有相應調節。

37 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116-129。

196 黎建球曾論〈春秋左傳中的天道思想〉述及天命、德性、天賦等,可惜頗為疏略,不脫 前人藩籬。參氏著,《先秦天道思想》(臺北:箴言出版社,1974),頁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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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樣取向在單篇論文中,亦多所見,如:唐君毅197、李杜198、方穎嫻199、王曉 波200、陳來201、晁福林202、金春峰203等。

雖然,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學者《左》、《國》二書的價值。然而,

在思想史的廣闊視野下,不得不看待《左》、《國》為漫漫流光的九曲一隅,實 無縷析二書思想之可能。且,無論是透過「天道演變」或「道德自覺」觀察,若 只是基於商代與春秋末年的兩端比對,逼拶而來,恐怕也不算是尊重二書展現的 春秋真正景象。更不消說殷人是否缺乏精神自覺,猶在未定204,吾人實不該遺忘 早期甲骨學者董作賓業已告誡來者,甲、金文所能揭露的僅為部分文化現象,而 非全貌。205若因商人尚鬼,便將之等同於茹毛飲血的原始時代,這是可笑的。人 類社會的進展,實非如同孔德(August Comte)實證哲學所描述的單線社會進化 論一般206,既截然,又與前一階段徹底決裂。在現代社會中,神秘信仰仍大量存 在,則我們是否能由這些為數眾多的迷信現象,斷言這便是現代人的核心價值?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當然,即使置於思想史的複雜脈絡中,並不表示學者對春秋道德的重要性 了無所感,只是此一主題在處理上確有棘手之處。一是前已論及的偽書疑雲,二 是來自《左》、《國》的龐大篇幅。特別是《左傳》,其卷帙浩繁,於十三經為 最,已屬難治,若再加上前人注解之研讀,望之不卻者鮮207,故學者多於此深致

197 唐君毅,〈論中國原始宗教信仰與儒家天道觀之關係兼釋中國哲學之起源〉,收於唐君毅 全集編委會,《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九(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頁 153-161。

198 李杜,〈孔子以前之宗教形而上觀〉,《思與言》2.6(1965.3):3-12,30。

199 方穎嫻,〈原仁論――自詩書至孔子時代觀念之演變〉,《大陸雜誌》12.3(1976.3):22-34。

200 王曉波,〈古代民主與民本思想〉,《大陸雜誌》67.1(1983.7):14-24。

201 陳來,〈春秋時代的天道觀念〉,收於胡軍、孫尚揚 主編,《詮釋與建構》(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1),頁 110-119。

202 晁福林,〈先秦時期「德」觀念的起源及其發展〉,《中國哲學》2005 第九期(2005.9):

15-27,73。

203 金春峰,〈「德」的歷史考察〉,《中國哲學》2008 第三期(2008.3):3-10。

204 何炳棣論古代民本精神,謂:「《尚書・酒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案:周公、成王等所謂之『古人』至晚亦應係商代哲人。……可見歷史上極少有百分之百 的神權國家,商國……立國必有其『民本』理性的內核。」氏著,〈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 源、特徵及意義(下)〉,《二十一世紀》34(1996.4):93。可知商代文化絕非可用尚鬼一 概而論。又杜正勝亦認為周代倫理秩序是可以謹慎的追溯至夏商的,參氏著,〈中國古代社 會史重建的省思〉,《大陸雜誌》82.1(1991.1):20。

205 董作賓曾云:「我們不可過於推崇金文,也和不可過於推崇甲骨文一樣,祇可給以相當 的估價,認為他們都祇是代表晚殷或西周文化的一小部分。」氏著,〈毛公鼎釋文註釋〉,《大 陸雜誌》5.9(1952.11):19。

206 孔德認為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會經歷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最後走向實證階段。參 閱,氏著,黃建華 譯,《論實證精神》(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 1-2。

207 前文引用蔡元培評論胡適的哲學史時,已提到要研究孔老之前的早期思想非「窮年累月,

不能成功的。」又據宋代鄭畊老云,《左傳》加《春秋經》共有 196845 字。參閱王應麟 撰,

翁元圻 注,《翁注困學紀聞.左氏》,頁 367。此外,依《春秋左傳注疏》謂,《春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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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十一期(2007.11):2-7。此文以重耳、伍尚的例子論仁,將仁視為與孝接近,甚至相 同,筆者並不贊成。又,作者認為春秋時「仁」仍缺乏確切界定,亦待商榷。 傳倫理精神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頁 101-146。

229 王聰明,《左傳之人文思想研究》,收於林慶彰 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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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故不易完整彰顯某一道德概念之意涵,然而作為一部早期涉及春秋時期道德 的專著,該書確有啟迪後進之功。

而與張其淦一樣,對於春秋時期的道德事件,有著寬廣的觀照視野,卻又 能以各種議題為中心,歸納春秋時期之行為原則者,則是楊樹達在 1944 年所發 表的《春秋大義述》。該書條陳《春秋經》大義,雖主《公羊》說,僅少數旁涉

《左氏》,但他所概括的二十九目「大義」,諸如:貴仁義、貴正己、貴誠信、

貴讓、貴豫、貴變改、譏慢,都屬於「修身養德之事」。233而「重意」一目更被 楊氏認為是「入德之始事」。234透過此書,可以讓讀者了解春秋時的若干行為原 則。只是楊氏此作,通常是概述彼時具有某一原則後,隨即臚列連串相關史料,

「證」多於「論」,對思想之詮釋頗為貧乏。正因如此,像「貴豫」與「譏慢」

這種幾乎是一體兩面的概念,竟被分為二目,不免疊床架屋。「貴誠信」與「重 意」亦明明相近,卻分列之。大概來說,此作在部分道德現象的類型上,是有所 歸納的,但還不算進入詮釋分析之階段。

研究春秋道德較為重要的第三人,當推錢穆。錢氏於 1957 年發表了〈論春 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235,深刻地詮釋春秋人物的道德行為,其內在昂揚的意志 與情感之純粹性。他與楊樹達一樣都列舉許多例子,但並不以此為足,而進一步 說明旺盛之道德情意,足使人捨生忘死,在所不惜。而此情意之根源,又出自求 己心之所安,毫不涉及涉功利、習俗、法律。只是該文並不分析道德最終根源何 在?也無意討論道德培養之方法,且未關注時人願意獻身的價值在哪些方面?實 乃美中不足。尤其當中潛在的問題是:若將「心之所安」視為道德根源,勢必衍 生人言人殊之情形。236我們知道,《論語》中,宰我主張父母喪期一年即可時,

孔子曾說「女安則為之」,但宰我又何嘗不能安而行之呢?顯然,道德不能僅僅 界定在心安的層面,而應配合知識與目的作為內容,才能較為完備。237否則,當 初孔子也沒有立場評論宰我。故錢氏所論,只是春秋道德的一小部分,猶未周全。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對於春秋思想能從思想史角度,表達個人深邃洞見者,

那便是徐復觀了;其影響力之大,早已是任何研究春秋思想的人所無法忽視的。

早在 1952 年,他的〈答日本加藤常賢博士書〉,已強調禮之中,必定含括敬的精

233 參閱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0。

234 參閱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 11。

235 錢穆,〈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上)(下)〉,《新亞學報》2.2(1957.2):35-77。

236 心之所安,有可能只是「主觀的欲望」,這樣就會使道德動機成為「偶然」而不是「必 然」。但事實上,道德所要求的是一種「應然」,是「我應當如何?」而無法建立在人各相 異的偶然上。參閱陳特,〈目的論與義務論之爭的根源問題〉:30-31。

237 參閱成中英,〈自目的論與責任論分析與重建儒家道德哲學〉:30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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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狀態。238到了 1962 年左右,他發表了《中國人性論史》,探討春秋人文內涵的

「敬」、「彝」、「禮」,並發掘其中的道德意義。239後來,他在〈原史――由宗教 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也重申了這一觀點。240又在 1981 年發表的《中國經學 史的基礎》中,也對與「禮」相關的德行有所著墨241,這些都非常重要,而本文 也有許多地方,將借鑑或檢討徐說,凡此均留待後文再述,此處只欲申明本作得 其莫大助益。

第五位值得注意的研究者則是張端穗先生,他於 1987 發表了《左傳思想探 微》,這可稱得上是首部針對《左傳》思想的細心詮釋之作。該書原為作者五篇 論文之合輯,分別談論了《左傳》對「超自然」、「人牲、人殉」、「君臣關係」、「禮 與刑」、「春秋時期戰爭」五個主題之看法,雖然較少直接討論道德問題,不過令 讀者難忘的是,文中對春秋人文精神的詮釋,流洩著一股存在主義式的人道溫情

第五位值得注意的研究者則是張端穗先生,他於 1987 發表了《左傳思想探 微》,這可稱得上是首部針對《左傳》思想的細心詮釋之作。該書原為作者五篇 論文之合輯,分別談論了《左傳》對「超自然」、「人牲、人殉」、「君臣關係」、「禮 與刑」、「春秋時期戰爭」五個主題之看法,雖然較少直接討論道德問題,不過令 讀者難忘的是,文中對春秋人文精神的詮釋,流洩著一股存在主義式的人道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