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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玄學的人物，如裴頠、歐陽建、袁宏、王坦之等。他們在玄學視角下，顯的了 無新意，但若放在荀學脈絡下，便能發現他們對新議題的開發，以及在漢唐儒學 之間，所扮演的遞嬗位置。這些都是藉由不同的研究取徑，掘發出來的新觀點。
因此，本文希望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站在後來的位置，對於「魏晉荀學」， 提出一己之觀察與所見。
第三節 研究取徑
前已言之，馬積高的《荀學源流》，以及林郁迢〈略論魏晉魏晉荀學之發展〉， 對於建構荀學史與魏晉儒家思想有貢獻，而他們的魏晉分期，也都不約而同從漢 末開始，意即拉出東漢獻帝建安時期，使其獨立於兩漢之外。這就表示，魏的起 始點，可以從曹操掌權開始，但曹操本人沒有篡位，故在他掌握政治實權的時候，
卻還在東漢。歷史稱這段時期為「建安時期」（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
西元196─220 年）：「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 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 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64、「降及建安，曹公父 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 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65可見這一段時期有其特殊性。
66因此本文研究的起始點，也從曹魏的建安時期開始，並以荀悅、徐幹兩位思想 家作為研究代表。也就是清楚交代漢魏之際的思想家，以觀察之後魏晉思想的流 衍與發展。
64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時序》（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 5 月），頁 815。
65 〔梁〕鍾嶸：《詩品集注‧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17。
66 此時期已由曹操主掌政治大權，無論在學術活動或文學成就（建安七子）上，皆與東漢時期 之氛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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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正始時期，正式從漢代進入曹魏，而此一時期的文風思潮轉變也很大：
「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
67正始時期，前後只有十年（240─249），但在歷史上形成的「正始之音」卻很長 遠。為標註此一時期的特色，故沿用「正始」來涵蓋，期能在「何晏之徒」外，
另闢一儒學色彩，為此時期作出一鮮明對話。而本文以杜恕、傅玄為這時期儒家 思想的代表人物。
接著就是元康時期。這時期承襲何晏、王弼的貴無主張，而王衍以丞相之姿，
登高一呼，使貴無之說蔚為風尚，故裴頠所提出《崇有論》，便是據此而發：「王 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 之論以釋其蔽」68。可見，這一時期的有、無之辨已趨於明顯。除此之外，言盡 意與言不盡意之辨，也是此時期的主要論域，因此，本文以裴頠、歐陽建為此一 時期之代表人物。最後到東晉時期69，名教與自然之調和趨於緩和，更多的是站 在名教立場上，非難當時的放誕之風，甚至把北土的喪失，歸罪於玄學，如范寧、
戴逵、王羲之皆提出嚴厲的批判。70可以說，玄學之風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 一股批判虛無以及重建名教的風氣，於是本文以袁宏《後漢紀》與王坦之〈廢莊 論〉為例，重探他們的名教思想。
如前所言，「魏晉」嚴格說來，應稱為三國兩晉（西元 220 年─420 年）。此 一時期，朝代更替變化迅速，是中國歷史上一段長期分裂動盪的時間。本文為求 補遺魏晉儒家思想史，故用年號來指稱，如建安、正始、元康、東晉，期能清楚
67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論說》，頁 347。
68 〔唐〕房玄齡：《晉書‧裴頠傳》（臺北：鼎文書局，1995 年），頁 1323。
69 至西晉王朝永嘉之亂後，皇室被迫南渡，北方世家大族紛紛渡江避難，史稱「衣冠南渡」，自 元帝司馬睿建武元年起（西元 317 年），至恭帝司馬德文元熙二年（西元 420 年）劉裕立宋為 止，共經歷一百零四年，史稱東晉時期。
70 關於東晉以後，玄學的衰落，可參見林登順：《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臺北：文津出版 社，1996 年），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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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那一段時期的學術風氣，以及在那一段代中，儒家的思想特色。不僅如此，
還可明顯區別、對照出他們與玄學的不同思路。也就是，時代從東漢末年（建安 時期）到三國、兩晉，然後選擇有留下論著，並能自成一思想體系的儒家作為研 究對象。71簡言之，研究範圍是從「漢末儒學」中，論述漢末思想家為求因應時 局所採取的思想取向；接著從「魏晉儒學」中，探究潛藏於名教系統之下的隱性 荀學，揭示荀學在魏晉時期的發展情形。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本文研究魏晉儒家思想，在研究性質上主要是放在哲學 義理範疇之考察，因此雖然經學也屬於儒學範疇，但這卻不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所以諸如像王肅、宋中、范寧……等皆不在研究對象之列。72另外，也會帶到各 個思想家的時代背景、個人遭遇，希望在外緣因素與內在理路的雙重說明下，具 體完整的將魏晉儒家作一考察研究。還有，因應各個思想家所側重之面向不同，
論述也會不盡相同。以荀悅為例，東漢末年王朝政治變化極大，迫使學界不得不 重新檢視當時的文化體系，而首當其衝的正是自漢代以來，瀰漫著的天人感應思 想。因此本文不從前人已多論述的禮法思想來著手，而是從天人關係作考察，看 他如何在兩漢神學的瀰漫下，以荀子學說為其內在理路，回歸到先秦儒家的思想 精神。也就是過濾、揀選具有代表性並能凸顯荀學的部分，去進行分析、比對與 歸納。其他如徐幹《中論》、袁宏《後漢紀》也是這樣的──徐幹側重在「中」之 概念，袁宏則側重在「名教」的部分。
前面說過，本文在研究進路上，與「反玄」思想的立基點不同，然而需要再
71 對於文字只是片段，而缺乏完整論述的魏晉儒者，由於無法進一步掘深其意義，故在論文中不 會當作是研究對象。不過仍會對其言論，經歸納分析後，適時的呈現出來。
72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本文是自覺的以哲學為進路，將魏晉這八家背後的哲學理路揭櫫出來，證 明他們的荀學性格。這樣的研究取徑，並不與經學脈絡相違背。並且以為藉由分析這八家的荀 學理路，可以證明荀子的禮學傳統與經學的禮學傳統，關係密切。因此無論是藉由魏晉經學，
或是魏晉荀學，應都可展現「魏晉儒學」的面貌。而本文則是以「魏晉荀學」來詮釋這段時期 的儒學史，也就是著重於哲學義理的面向來研究魏晉儒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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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說明的是，「反」、「玄」，是放在當時時空背景下的共時性研究，目的在「反」
──反動、反思與反制73，那就表示，仍是在玄學範疇下所進行，74如同玄學所投 影出來的另一面，以玄學為主角，以玄學為座標而定位。也因此，反玄思想較不 注重思想家的思想屬性（思想淵源），所以，即便本文與「反玄」的研究對象有 部分重疊，但仍會與本文的研究成果不同。可以說，本文的研究是以儒家思想為 立場，為主體，會較多的放進歷時性的儒學史上，進行對話。意即在荀學脈絡下，
試圖建構一個有系統的魏晉儒家思想史。
也就是說，本文看重魏晉時期儒家思想所關懷的層面，諸如創建的學說、思 考問題的角度、價值的判斷等等，皆是有別於玄學外，一股不容忽視的思潮。故 研究目的即是要藉由這八位思想家的荀學性格，證明魏晉儒家並沒有退出歷史舞 台。不過就如同前面所談到的，魏晉儒家是目前學術研究中較為缺乏的，並且相 較於已經有一定基礎與規模的孟學史，荀學史的研究也是較少的。所以本文的研 究，除了要凸顯出學術史上，隱沒不彰的荀學脈絡外，在研究取徑上，還要有一 些方法上的自覺與新意。當然，另外要指出的是，這八位思想家，他們有荀學性 格，但也絕非是他們的唯一（思想）性格。就以《中庸》而言，錢穆稱其受到道 家影響，是會通老莊孔孟之學75，而劉又銘認為是荀學性格76，梁濤則認為有「中 庸」與「誠明」兩部分的不同思想傾向。77可以看出，一個《中庸》，各自表述，
但我們不能因為沒有定論，就認為哲學詮釋徒勞無功，因為正如伽達瑪（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論旨中指出的，詮釋的活動是在每一次的視域
73 可參見陳惠玲：《魏晉反玄思想論》（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4-5。
74 江建俊：「未來研究玄學者，必將正視『反玄』的聲音，藉由『暢玄』與『反玄』二方面同時 對映，足以彌補現今玄學史之疏漏。見氏著：〈玄風中的反玄〉，收錄於《第十八屆「中國學」
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韓國：漢城，1998 年 8 月），頁 79-80。
75 錢穆：〈中庸新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臺北，東大書局，1980 年），頁 283-306。
76 劉又銘：〈中庸思想：荀學進路的詮釋〉，《國學學刊》，頁 79-88。
77 梁濤：〈荀子與《中庸》〉，《邯鄲師專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02 年），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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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過程中，對「文本」進行不同地或不一樣地理解。而 對於經典文本，真正意義的汲舀是永無止盡的，它實際上是一種無限的過程。78 在此，我們不妨借用伽達瑪的思考，跳脫出僵化的思維模式，對魏晉儒家進行更 多的可能的理解，並也藉此看到魏晉儒家在荀學詮釋下的某種意義。
承續上點，既然要探究這些思想家的荀學性格，以建構魏晉荀學史，那麼要 使用什麼的方法來研究，就會是一個重要課題。我們會發現，孟學史的建構已經 具備相當規模，故參照孟學史的研究，應可有一些指導。但是相較於已經頗具研 究規模的孟學史進路，他們的研究文本大多是《孟子》註疏本。其中最好的例子
承續上點，既然要探究這些思想家的荀學性格，以建構魏晉荀學史，那麼要 使用什麼的方法來研究，就會是一個重要課題。我們會發現，孟學史的建構已經 具備相當規模，故參照孟學史的研究，應可有一些指導。但是相較於已經頗具研 究規模的孟學史進路，他們的研究文本大多是《孟子》註疏本。其中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