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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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描述此時電話在日常生活使用的實際情形，藉著了解日記中實際記載的具體 內容，將會對當時電話的使用範圍有所改觀。不過，因史料的限制，所描述的實 態只可說是某種代表性的情形，並無法說是全面性的實際樣態。
綜合以上，本文將日治時期的臺灣近代通訊發展分為五個時期，希望能更全 面性地掌握作為近代通訊媒介的電報電話，在殖民地的時空背景下，實際的發展 與影響狀況，以指出近代通訊與臺灣社會的密切關連性。
第二節、研究回顧
一、 交通史、通訊史、貿易史的通論性研究方面
關於臺灣戰後交通史、通訊史的通論性討論，首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所編 輯《臺灣研究叢刊》系列中，《臺灣交通史》、《臺灣之交通》這二本書。《臺灣交 通史》主要是以日治時期發展為主，《臺灣之交通》則以戰後發展為主。前者主 要採用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於 1928 年出版《遞信志：通信編》及 1935 年 出版《臺灣の通信》兩本書的資料，故內容多集中於 1935 年前的狀況。此外，
另有一小部分利用 1945 年由臺灣總督府所編纂的《臺灣統治概要》；後者除了略 為提到日治後期戰爭對通訊設備的破壞，其餘皆為戰後的通訊發展情形。上述內 容因為多僅是轉錄日人出版官方文書，且過於片段，作為初步了解日治通訊發展 的資料，都還稱不上完整。13另外，交通部臺灣北區電信管理局，在 1995 年出版 的《臺北電信史略》，因應用了日方戰後出版的臺灣通訊發展史料，故文中有不 少為《臺灣研究叢刊》未能提到的發展情形，並對照了日治與戰後兩個時代關於 制度或通信類型的名稱，對於要分析兩個時代的通訊發展有一定幫助。然而，因 為其討論主要地區為臺北且又偏重戰後時期，故對日治時期的討論仍十分有限。14 相對於臺灣學界，日本方面則有相當豐富關於日本自身通訊史的研究，其中 石井寬治和藤井信幸的研究與本文探討主題較為接近。石井寬治在《情報‧通信 の社會史：近代日本の情報化と市場化》、《情報化と国家‧企業》二本著作中，
除了電報電話外還提及郵務的發展，詳細描述 19 世紀後期，日本明治政府在國 內如何利用通信設備發展，以協助統治、鞏固其中央集權，並透過近代的電報電 話所掌握的情報，影響地方產業及重要的全國性企業的經營與發展。15經由其研 究可了解電報電話，在政府統治和某些企業經營上，所產生的作用。
而藤井信幸的《テレコムの経済史：近代日本の電信．電話》、《通信と地域 社会》兩本書則更集中於電報與電話，在經濟產業層面上的影響，研究時期上則 擴及至戰後日本。其內容提供了日本國內電報電話系統擴張的情形，以及兩者彼
13曾汪洋，《臺灣交通史》(臺北：臺灣銀行，1955)，頁 86-96；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 之交通》(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154-166。
14徐耀南、洪兆鉞，《臺北電信史略》，臺北：交通部臺灣北區電信管理局，1995。
15石井寬治，《情報‧通信の社會史：近代日本の情報化と市場化》，東京：有斐閣，1997；石 井寬治，《情報化と国家‧企業》，東京：山川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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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取代互補關係，在地域別利用程度的差異，及對地方生產及企業發展上的影 響，都有更詳盡的分析，16為本文提供了分析殖民地臺灣的重要材料。
此外，吉見俊哉的《「声」の資本主義 : 電話・ラジオ・蓄音機の社会史》
則提到電報電話，在初始作為國家機器，電報網的建設是與天皇巡幸為加強日本 中央政府控制有關，電報因此帶有讓東京明治政府更強固地方統治的戰略裝置性 格；而電話也是與明治時期電報，擁有相同地位的政治性技術，在當時扮演著國 家管理國民的軍事-警察技術。17由其研究可以初步了解日本明治政府引入電報電 話初期，對於其治理上的幫助。
而李昌玟的〈近代臺湾における電気通信インフラの形成〉與曾立維的〈殖 民地臺灣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立及使用數量分析〉則都對於日治時期電報電話 基礎建設發展進行通論性討論。其中曾立維分析不同時期電話交換所據點擴張的 情形，指出辦理電話交換事業之郵局逐漸增加，除了分佈於全臺各地的郡所在 地，以及商業活動發達的市、街也被編入此一通訊網絡中。因此，全臺經濟活動 融合為一體，除了由於鐵路路線的促成外，提供資訊情報傳播的電話網絡，可說 也有其促進加強之功用。18
李昌玟則指出殖民地臺灣的電氣通信建設，從剛開始以「政府為主導的情報 化」的治安、行政網功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逐漸轉換為以「民間為主導的 情報化」之情形，其具體顯現在電信設備的普及，主要是依靠民營性格十分強烈 的三等郵局。19這兩篇文章都提到在 1920 年左右，臺灣島內遠距離的通信手段，
有發生市外電話取代電報的現象，以及臺灣人對裝設電話有高度需求之情形。透 過這兩篇文章，可對此時電報電話基礎建設發展，及通訊數量的變化及其意義有 初步了解。
相對於國內通論性通訊史研究上的缺少，同樣屬於殖民政府的基礎建設，具 體擔當人或物移動所需的交通運輸研究，有不少可供參考的研究。蔡龍保在《推 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 1910-1936》一書中，提到鐵路建設費 用的多少與改良費成反比。換言之，當初若投入較多的建設費，日後即可投入較 少的改良費用。相反地，如果當初節省建設費的話，日後必須付出較多的改良費。
在財政困難下，國有鐵路的興建長期以來皆採「速成主義」方針，打算待日後財 政情況好轉，再以改良工程補助之。因此，臺鐵的改良事業自然更形重要，在 1910 年後隨著臺灣社會的需求，鐵道部不斷以新的政策和計畫來因應。然而，
16藤井信幸，《テレコムの経済史：近代日本の電信．電話》，東京：勁草書房，1998；藤井信 幸，《通信と地域社会》，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05。
17吉見俊哉，《「声」の資本主義 : 電話・ラジオ・蓄音機の社会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12；
吉見俊哉另有與若林幹夫、水越伸合著的《メディアとしての電話》(東京：弘文堂，1992)一 書。
18曾立維，〈殖民地臺灣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立及使用數量分析〉，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
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臺北：稻鄉，2011)，頁 157-212。
19李昌玟，〈近代臺湾における電気通信インフラの形成〉，收入李昌玟、 湊照宏編著，《近代臺 湾経済とインフラストラクチュア》(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現代中国研究拠点，2012 年 3 月)，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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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路線興築、改良事業，或是人事改善計畫，時常無法如初衷確實執行，因 此臺鐵營運屢遭滯礙，而鐵路原本應是文化的先驅，在臺灣的發展卻是追隨在社 會文化之後。此外，不論是海岸線的開通或是縱貫線的雙軌工程，皆是因應社會 文化發達的需求而作的消極性設施，而非是以未來開發為目的的積極性設施。因 此，日治初期國鐵興築確實促進臺灣的近代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然而，到了日治 中期，國鐵發展可說是在臺灣社會經濟需求下，被迫推進，時常呈現無法跟上社 會經濟發展的態勢。20
蔡龍保另一本關於公路道路史的研究，則指出對於殖民地時期帶來的近代化 與發展，必須觀照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發展，才可以了解殖民地統治者之施政本 意及殖民地發展之特殊性。考慮殖民地所需付出代價後，才能給予適當的評價。
而就交通部門觀之，道路、鐵路、築港工程，皆因前期的速成主義及其後之因循，
造成難以跟上臺灣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現象，減低近代交通帶來的開拓、發展 之功。另檢視道路事業與汽車運輸業發展歷程，充分展現臺灣人對近代事物的接 受力、於近代化過程的積極角色，以及臺灣民間社會澎湃的力量。21
由蔡龍保研究可知經費確實侷限了鐵路、公路交通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同 屬經費拮据的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在決定發展電報、電話先後順序時，又有何考 量及打算？而如此之經費現況下對臺灣通訊日後發展有何影響？還有對殖民地 政府來說，電報、電話通訊網建立對殖民統治的實質用處為何？另外，與海外(特 別是日本國內)連繫時，海底電報線與無線電報的建立，則又牽涉與殖民地中央 政府的關係，這也是需要加以了解的。
最後，關於郵務郵局方面的研究也有參考的必要。因在日治時期，大多數時 間及地區，電報、電話事務的辦理，都是由各地的郵務電信局(1907 年改名為郵 局)來兼掌。在電話業務剛創立的 1900 年時，電話業務是由獨立的電話交換局來 辦理，而獨立的電話交換局官制於 1902 年一月隨著郵務及電信局官制的修訂而 廢止，電話事業由臺灣總督特別指定的一、二等郵局兼掌，因而指定臺北、臺南、
臺中、基隆、斗六等地的郵務電信局為兼掌局。22到了 1907 年四月勅令第 161 號，
郵局官制修訂，以往僅限一、二等局兼掌電話業務，現改為各郵局皆可，23因此 電話逐與電報一樣都由各地郵局來兼掌。到了 1920 年時，廢止了郵局官制，改 行臺灣總督府通信官署官制，原本由郵局兼掌的電報與電話事務，改為分設郵
20蔡保龍，《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 1910-1936》，頁 310-314。
21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臺北：師大歷史 系，2008。
22〈電話改正〉，《臺灣日日新報》，第 1111 號，1902 年 1 月 28 日，3 版；臺灣總督府編，《臺灣
22〈電話改正〉，《臺灣日日新報》，第 1111 號，1902 年 1 月 28 日，3 版；臺灣總督府編，《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