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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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在政策形成過程面向上—「微調精進」方案的漸進調適動態互 動過程
決策制定理論模型中所謂的「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拒絕了傳統理性決 策模型對於理性與效率的看法，認為決策制定的實際過程中，包括如問題分析、
目標確認、提出備選方案以及方案選擇等階段，皆不是完全理性的過程，而是對 於過往決策行為的不斷補充與修正，在現有的政策基礎上實踐漸進與變遷 (Lindblom, 1959; 1980)。
以本次考招調整方案的決策制定過程而言，從議題啟動時最早先的六項考招 時程備選方案議題（如二階段考招與考完後招議題）至學測考的試科目設計議題
（包含考科數目以及試題性質），再至 252 高中端教師連署聲明的呼籲，以及至 最後出爐的核定方案，都可以見到決策制定者在大學端與高中端兩方政策利害關 係人間折衝與妥協的軌跡。從政治過程理論以及漸進主義途徑理論而言，此次的 考招連動調整案即是一個漸進調適的決策過程，在各種動態層面上嘗試調和各方 利害關係人的主張(claim)、關切(Concerns)以及議題(issues)等 CCI 回應，以「社 會互動交易」的方式確保方案的穩定與順利推動。這樣的決策過程與結果在支持 者看來，其優點亦即是漸進調適模型所強調最大的特徵：穩定、漸進；而以反對 者的角度觀之，正如同漸進調適模型本身所受之批評，有「保守主義」之嫌。
方案的決策制定者，亦即招聯會本身，亦定調此次的考招調整案即是「微調 精進」，在本文中所討論到的各方政治與社會環境條件或者是 Lindblom 所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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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慣性」的條件限制下，決策制定者只能就此盡到最大空間的折衝與調動，但為 使考招調整案背後的理想性不致流於空談，招聯會、教育部以及大考中心等相關 單位也嘗試盡力在考招事務的「內容技術面」上進行「精進」，包括如素養命題 的研發與師資培力、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以及 APCS 試辦計畫等措施。由此，還 是可以見到決策者盡力在調整案內涵上「補充」與「修正」的努力。
貳、在政策回應面向上—「考招」作為一項高槓桿的政策工具
考招調整方案之啟動，用意即在與新的國教課綱「連動」，以考招的變革帶動 新課綱在高中端教育現場的落實，是以其用意本就在於回應高中端對於落實新課 綱的政策需求以及其在教育現場上的所面臨困境——「考試引導教學」的應試文 化箝制。此次考招改革雖在各方政策利害關係人躍然於媒體上的攻防爭論中被視 為一項看似獨立的單一政策，惟其實「考招」的調整應被視為鑲嵌在整體十二年 國教改革中的一項「政策工具」，所謂「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即是政府 運用以影響政策變數的措施、達致政策目標的手段。因此，從整體十二年國教課 綱改革的宏觀政策觀之，「考招」的變革係作為一項引導高中端教育現場落實新 課綱的混合性政策工具（mixed instruments）。從「高槓桿政策架構」理論而言，
高槓桿政策可以促進變革力量產生漣漪效應，逐步地影響系統的深度轉型，當決 策制定者掌握住政策的槓桿點(Leverage Points)、政策設計特性(Design Features) 以及政策執行變因(Implication Contingencies)，則可能促進系統的改變（陳佩英等 人，2012:43）。「考招」正是作為一種槓桿工具，進以促進變革力量帶動、引導產 生漣漪效應，影響高中端在教學上的轉型。同時，考招政策內涵中的素養命題發 展，亦是考招改革中的的「高槓桿」政策工具。由此觀之，所有的變革中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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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環節，都應該是環環相扣、緊密相互配合的連鎖效應。
臺灣教育長期被詬病為「考試引導教學」，而在現實面上，考量到社會環境以 及家長對於升學績效的期望，考試引導教學是教學現場無奈但無可避免之惡。而 我們可以思考的是，如何在考試引導教學的現實面基礎上，反之將其轉化運用為 導引教學現場正常化的「槓桿」，此次的考招變革正是如此的體現。
參、在政策利害關係人互動面向上—高中端缺乏與大學端之間的制 度信任
在本文第五章的討論中，可以發現考招變革試圖藉由備審資料標準化機制的 再設計，也就是學習歷程檔案(P)的機制，引導高中端的教學正常化，落實選修課 程發展。然而，鑑於過往的負面經驗，高中端對於大學端是否會認真對待、審查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充滿了懷疑與不信任。
誠如本研究第四、五章討論中受訪者所言，大學端是否認真看待與審查高中 端的學習歷程檔案，會影響高中端對於執行與落實新課綱的信心以及準備程度，
形成負向的循環輪迴。社會交換論的觀點中，信任是重複持續互動過程的產物，
進一步言，信任是成員對彼此常態合作互惠行為的持續互動（張苙雲，2000:183）。 因此，為了引導教學現場落實課程的正常化，必須鞏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在考招 制度中的關鍵性，而其關鍵性與否的決定權，則在於大學端是否認真看待與審查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從制度信任的觀點出發，根據研究，成員對於制度的信任係 評估制度是否能公平地維護成員權益，且透過成員的參與而呈現出該社會態樣的 雛形（張苙雲，2000:202）。基於此，為了促進考招與高中段育才的良性互動過程，
「大學招生專業化計畫」協助大學端建立具公平以及專業性的評量尺規以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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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審查，確有其必要性。
高中端除了在學習歷程檔案上抱持著對於大學端的懷疑與不信任，在本文第 四章中也討論到，大學端招生在基礎學力的參採科目上，常有濫用「訊號篩選」
之嫌，亦即大學端在招生採計科目上為了篩選出最「優秀」的學生，採計不合理、
無關聯性的科目，擾亂了高中端在育才上的適性對接，也日益加深高中端對於大 學端的不信任感。學者 Coleman(1991)認為一方的信任表現如獲得另一方的信任，
會進一步地帶出信任行為，即相當程度的良性循環；相反地，不信任的行為表現 同樣也會加深不信任感，引發後續的循環，因此，信任的運作有兩極化走向的特 質（張苙雲，2000:190）。對應於高中端與大學端在考招議題上的互動，亦是如此，
如能促進兩者間的良性互動，建立起良好的信任與共識，才是在此癥結點上根本 的解決之道。
肆、在政策設計與政策工具面向上—「學測」考試功能定位與性質 的再檢視
一、調整方案下學測的「分化」功能
本研究曾在第四章中探討到，目前大學考招制度中的學測，被定位為「基本 學科能力的考察」；而指考則為「校系所需之進階能力的考察」，亦即擔負考招制 度中「分化」與「分流」的功能。惟在調整方案考科「五選四」以及依舊舉辦於 高三上學期的時程下的新型學測所呈現的面貌，其實即兼具有考察基本學力以及 某種程度上「分化、分流」的意味，如此顯然與學測最初所被賦予的考試定位與 功能不大相符。
更進一步言，如果學測的功能確實被定位在回應高中學生所必須要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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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通識素養能力，那麼在原本政策決策過程中考科數目的回應方案上，「國 英數社自」五科考科以及「國英數」三科考科兩種方案，皆具備有其回應的合理 性基礎。而「五選四」方案，實際上係大學端最多可以自五科考科中採計四科，
在本研究第五章的分析中可以見得，一般情形而言，大學校系在社會與自然科的 採計上泰半呈現「壁壘分明」的對立現象，因而使得學生在學測考科的應試選擇 上，必須將未來的校系選擇納入考量，如此原本應該由指考所擔負的分化功能，
提前在學測階段便已兼具。因此，如果從考試功能定位的觀點檢視之，調整方案 下的新型學測似有其值得商榷與待後續評估之處，這也是在前述微調限制下方案 所無法妥善細緻處理的一個區塊。
表格 25 大學入學考試定位變化之比較
考試定位 舊制多元入學方案 配合新課綱考招調整案
基本學力考察 學測 學測
依校系要求之學科能力
（分流） 指考 學測／分科測驗
其他個人特質與成就 備審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二、「連檢帶篩」的成績使用方式
除了考試的功能定位的議題外，考試結果的「使用方式」亦是需要被釐清的 一點。如同本研究的第四章所敘明，考試結果（成績）的被運用方式，一般有「檢 定」、「篩選」以及「審查」等幾種性質。指考作為過去聯考考分制度的延續，其 作為篩選性工具的性質自無疑義，然而學測成績在申請入學的運用，則其實同時 兼具了檢定與篩選的性質。在申請入學的第一階段，學測成績除了「門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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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透過「倍率」的機制進行了相當的篩選功能；考生在進入到第二階段甄選 後，學測成績的運用則透過一定程度的採計佔比回歸到篩選性的功能。因此，學 測成績等於在申請招生中被以「連檢帶篩」的方式運用了兩次，在其本質上，學 測成績的使用方式仍然比較趨近於篩選性的工具，這是在與各國考招制度進行比 較時，需要注意的基礎問題。
政策設計亦是政策回應的一個環節，而政策工具是政策決策者在政策設計時，
落實政策目標的最適工具與手段，其所涉及的，係問題界定與解決問題之間的因 果關係（蔡允棟，2002：62）。臺灣的考招制度在這些年來開始由過去聯考考分 的「強考試」、「強篩選」以及「弱申請」方式逐漸擺盪向如歐美教育「強申請」
制度，逐年增加的申請入學名額使得學測的重要性相對大增。學測作為考招制度 中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決策者在進行政策的機制設計時，應審慎考量整體與其 每一環節中的對應關係，以及其在社會環境系絡中的限制以及交互影響。
制度，逐年增加的申請入學名額使得學測的重要性相對大增。學測作為考招制度 中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決策者在進行政策的機制設計時，應審慎考量整體與其 每一環節中的對應關係，以及其在社會環境系絡中的限制以及交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