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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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壹、21 世紀的臺灣
本研究首先整理出21 世紀臺灣社會的政治、經濟概況。在全球化、中 國崛起、以及臺灣政府經濟政策失靈等因素影響下，新一代年輕人所面對的 困境是對財團減稅造成的國家債務、勞動條件惡化造成的青年貧困、以及青 年貧困所導致的少子女化，甚或是供養父母的壓力變大（林宗弘、洪敬舒、
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
於是在21 世紀的臺灣，民怨不斷地積累下，公民社會網絡崛起，有效 地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似乎已進入了固定的日常－制 度狀態（everyday-institutional state）（何明修、林秀幸，2011）。只是現今的 運動對抗的不是過去的專制獨裁，而是財團以及民主化的缺陷。
本研究納入分析的社會運動從2005 年至 2014 年共有 12 個，涵蓋階 級、環境、居住、兩岸、軍中人權五類。自2005 年的樂生療養院運動後，
社會運動開始出現一批新的生力軍，2008 年的野草莓運動後，這種趨勢更為 明顯，八〇、九〇後的青年開始成為社會運動的主體。雖然不能說已經世代 交替，但可以確定的是，生於網路世代的草莓族們懂得善用網路與社群媒體 去宣傳與動員，為社會運動帶入了新氣象。
另一方面，中國崛起以及其與臺灣的經貿往來更加密切，更激起了許多 人恐中的情緒，相關的論述如「因為產業大量外移中國才導致島內貧窮」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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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成為了主流聲音（即便其他因素如產業未升級也需要納入考量）。從野草 莓運動一直到318 太陽花運動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討論，這種恐中／反中 的氛圍更加清晰，在國家認同上，年輕世代甚至被稱為「天然獨」世代，但 調查顯示，年輕世代對於是否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並非鐵板一塊，而是隨著 臺灣環境好壞的起伏而波動。
這也凸顯出臺灣年輕人對國家認同的矛盾與混亂，縱使一出生就是解嚴 後的自由時代，兩岸統一也不再是主流價值，對於現實生活中臺灣在國際上 受到的打壓，以及臺灣島內政局的紛擾與經濟動盪，還有中國的強勢崛起，
這些都影響到年輕人的國家認同。
於此同時，在音樂場域，獨立音樂撇開過去地下音樂的包袱，於2000 年的金曲獎上與主流音樂拼搏獎項，2005 年之後更多獨立音樂廠牌相繼成 立，伴隨著網路平臺與數位音樂蓬勃發展，使得歌曲傳播與製作的門檻大幅 降低。而當賣唱片不再作為音樂產業的重點時，表演的重要性開始被關注。
看表演的人變多了，演唱會興起，各式各樣的音樂活動也越來越多，許多獨 立樂團因此獲得更多表演機會。
作為獨立音樂人重要表演平臺的Live House，其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定 位以及法規問題，因為女巫店差點被迫停業，以及地下社會歇業等事件而浮 上檯面。雖然最終未獲得解決，但也逐漸翻轉過去只能隱身地下、與夜店混 為一談的形象。
不屬於連鎖跨國集團，大多運用自己的獨立管道發行，甚或自行成立工 作室的獨立音樂，在參與政治的彈性上，相對於主流音樂擁有較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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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在各大社運場合都能看見獨立音樂人的身影，而且當運動牽涉到兩 岸的敏感議題時，更容易看見主流噤聲，獨立音樂力挺的現象。
數位音樂的流通與興起，除了給予獨立音樂發展養分以外，加上社群網 絡，這也讓社運歌曲的流通更為容易。轉載歌曲連結成為一種比文章更方便 的表態方式。相較於過去音樂流通管道的侷限，現在創作、上網、分享都能 在短時間內完成，這或許也提供了音樂人想要藉由創作來聲援運動的動力，
也成為一種音樂與社運接合的機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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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音樂與運動接合的中介因素
John Street 在分析議題取向的音樂會時，認為音樂介入政治要產生動員 力必須具備三大要素：組織、正當性、以及現場展演的方式。這三大要素提 供本文在分析音樂活動時的切入點。以下將從這三個方向切入，總結社會運 動的音樂現場。
一、權威性／正當性
Street 的提問是，為什麼是特定的音樂人較為突出？或是較有號召力？
他認為光是用受大眾歡迎、有知名度這些因素，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這些 音樂人具備資格幫運動發聲？又為什麼一些音樂人不行？
Street 認為音樂人本身的形象必須是時常參與政治活動，發表政治談 論，或是對於參與之議題已有長時間的投入，才能讓其參與的動機顯得正 當。在本研究所分析的12 個社會運動中，較難看出權威性在音樂進入運動 場域時是否為必需條件。
不過或許可以說，在社群網絡成為主要溝通媒介的年代，資訊量爆炸的 情況下，音樂人將創作放上網路後，會不會被轉發，甚至最後進入運動場 域，這的確牽涉到音樂人本身的知名度（社會資本），以及本身是否時常參 與運動（就是John Street 所說的權威性／正當性）。在反媒體壟斷運動中，
我們看到同時間張懸剛好發表新歌〈玫瑰色的你〉，雖然不是專門為反媒體 壟斷運動而寫的歌曲，但因為張懸清楚表態支持反媒體壟斷，歌曲推出的時 候會讓人聯想到當下正在進行的抗議行動，又剛好張懸是具有知名度的音樂 人，她的創作就較容易引發媒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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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洪仲丘事件中的「你敢有聽著咱唱歌」，歌曲本身就是世界名曲，
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相較於同時間由野人所創作的〈After you are gone〉，
就更容易被轉發與傳唱。
二、組織網絡
John Street 將資本（capital）的概念，挪用到音樂與政治的連結上。社會 運動或行動者本身便依賴連結文化以及政治的「網絡」，這些道路建立起音 樂人與參與動機之間的連結；而這網絡則是由各種不同資本的交換所形成。
例如經濟資本包含組織活動需要的金錢，而社會資本則是涵蓋人脈網絡
（Lahusen, 1996; Street, 2006）。
這樣的論點意味著，音樂人的政治參與並不僅是由於他們個人的承諾或 是生平，甚或是其所處的時代，而是「網絡」（network）組織他們進入（或 是排除）政治活動（Street, 2006, p.57）。另外 Street 認為要特別注意的是音 樂產業在創造政治參與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中扮演的角 色。唱片公司有可能基於對市場的評估，去阻擋或支持音樂人的政治參與，
在本研究所納入的社會運動，共同點之一就是獨立音樂人的積極參與。
獨立音樂網絡本身也可以視為Street（2006）提到音樂產業如何創造政治參 與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唱片公司有可能基於對市場的評 估，去阻擋或支持音樂人的政治參與。獨立音樂產業以小公司、工作室為 主，且多專攻臺灣本地的小眾市場，牽涉到的市場利益相較於主流唱片公司 沒有那麼大，甚至音樂人本身就是自己的公司、老闆，因此在獨立音樂網絡 中所創造的政治參與的機會結構很顯然優於主流唱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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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組織網絡，同時也展現在人際網絡的動員上。反美麗灣運動以及 反國光石化運動，主要發起人之中便有音樂人，或是跟音樂界有連結的人 士。反美麗灣運動中的主辦團體「反反反美麗灣行動聯盟」由多位藝文人士 組成，其中如巴奈、吳志寧，皆在獨立音樂圈深耕多年，更能將參與各大音 樂祭、音樂節的經驗運用在運動的策展上。同時也能透過他們的人際網絡邀 請音樂人前來演出。在反國光石化運動中，詩人吳晟作為號召的關鍵人物之 一，加上其兒子吳志寧在音樂圈的人脈，成功號召藝文界人士參與運動，並 產出許多詩與歌的創作。
在太陽花運動中，除了音樂人接力到場表演，運動中的音響系統與音響 人力支援，都是獨立音樂圈的人際網絡串連而來。就連島嶼天光為什麼能在 眾多歌曲創作中突圍成為運動的主題曲，人際網絡也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 一。
三、現場
最後，回到Street 所強調的三要素最後一項：現場展演，也就是不能以 靜態方式呈現音樂，而是必須透過現場的音樂表演與手勢等等來凝聚集體力 量。在本文中的12 個案例中，音樂都不是透過被動的播放，而是以一個演 唱會的形式呈現，透過音樂人現場帶動唱以及手勢、標語的加入，不只對內 凝聚現場參與者，對外也能製造話題，吸引媒體目光。例如太陽花運動中，
當滅火器演唱島嶼天光時的大合唱以及手機燈海，都能營造出更強的社群 感，創造一種共同的感知經驗。
而歌曲作為軟性的載體，是一種情感訴求，在文本上無法乘載太多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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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議題的倡導，若只是純音樂的音樂會，只能成為一種情感動員，很難達到 有效的議題宣傳。因此在議題取向的音樂活動中穿插短講與談話，或是結合 行動劇等「包裹式的展演」，才能與議題有較強的連結。
四、音樂人進入的時間點與涉入程度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音樂人進入的時間點與涉入程度，會影響到音樂活 動在運動中所佔的比例。在樂生院保留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樂團黑手那卡 西，在運動之初便應青年樂生聯盟的邀請投入運動，並且與院民們一同組織
「樂生那卡西」，進行改編與創作歌曲，在2005 年發行「被遺忘的國寶—樂 生那卡西影音專輯」，並且在運動期間舉辦了【音樂・生命・大樹下】系列 活動共四場，甚至黑手的 11 週年紀念演唱會也在樂生院區舉辦。他們以教 唱、協作的方式進行音樂創作，也讓院民能夠上舞臺表演，掌控發聲的權
「樂生那卡西」，進行改編與創作歌曲，在2005 年發行「被遺忘的國寶—樂 生那卡西影音專輯」，並且在運動期間舉辦了【音樂・生命・大樹下】系列 活動共四場，甚至黑手的 11 週年紀念演唱會也在樂生院區舉辦。他們以教 唱、協作的方式進行音樂創作，也讓院民能夠上舞臺表演，掌控發聲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