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1 世紀的臺灣社會
第一節、 社會制度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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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1 世紀的臺灣社會
第一節、社會制度與結構
壹、 2000-2008 年陳水扁執政
一、1980 年至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全球化
要談論2000 年以後的臺灣經濟與社會變遷，必須從「新自由主義」開 始談起。何謂新自由主義？1970 年代末期當全球的經濟普遍停滯並且面臨通 貨膨脹，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逐漸退位，新自由主義開始成為主流。廣泛定 義而言，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強調「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認 為政府應該在有限的干預下，給予市場機制自由發展的空間。
如David Kotz（2002）所說，新自由主義「是 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前 統治英美的古典自由經濟思想的最新翻版」，只不過這次是全球化的滲透，
正面的說法是資本暢行無阻地在世界各地流通，悲觀而言，若是有任何負面 影響則是全球共同承擔。當許多國家張開雙手擁抱新自由主義時，經濟學家 也強調新自由主義的不穩定，也對它是否能成為一個資本積累的穩定模式打 上問號（夏傳位，2014）。
這個問號也逐漸有了解答。亞洲國家中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如日 本，在1993 年至 2005 年間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形容青年：「失落的世代」（林 秀姿，2017.1.17）。當時的日本因為進入了就業冰河期，年輕人失業或是低 就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勞動市場充斥著低薪、臨時的非典型僱傭，而老一輩 的人也戲稱這一代的人為「寬鬆世代」，認為他們不夠努力，過於安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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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姿，2014.03.05）。
日本這樣的失落氛圍，也接著蔓延到鄰近的南韓。在歷經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機，以及經濟政策的失靈，高失業率以及派遣工比例上升等困境也在 南韓出現。南韓青年甚至稱自己國家為「地獄朝鮮」，除了很直接地表達青 年看待身處的環境有如地獄，這樣的指稱同時也傳達出他們對於中老世代的 憤怒，認為他們不願意理解青年的困境（楊虔豪，2017.1.5）。
二、新自由主義浪潮下的臺灣
將場景拉回臺灣，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對臺灣最顯著的影響就是經貿的自 由化，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經貿依賴的程度，隨著兩岸交流往來越來越頻繁，
也隨之提高。
根據行政院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中的統計資料，1992 年起，臺灣的 對外投資比例中，光是前往中國就佔了百分之二十二，並且於1995 年時攀 升至將近百分之四十五，達到第一個高峰。李登輝總統因考量臺商對大陸市 場的依賴程度漸高，認為兩岸經貿風險也因此升高，於1996 年提出「戒急 用忍」政策，把資本框限在國內，防止企業過度在大陸擴張投資（吳叡人、
林秀幸，2016，p 34）。
提出戒急用忍政策的同年十二月國家發展會議朝野亦達成共識：「政府 應對國內企業赴大陸投資，作政策規劃，循序漸進；對於大型企業赴大陸投 資，須審慎評估，合理規範」。（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件，200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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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戒急用忍」只是替兩岸經貿往來稍微降溫，並沒有從根本影響 兩岸經貿交流日益緊密的趨勢。實際上，自政策實行5 年來兩岸貿易仍持續 增長。截至2000 年止，兩岸的間接貿易額累計達到 2121.2 億美元，中國大 陸已成為臺灣第二大出口地區和第一大貿易順差地區。同時，根據大陸官方 的統計，迄2000 年止在大陸臺資企業累計達 4.7062 萬家，臺灣前 100 家大 企業已有一半在大陸投資設廠（夏樂生，2006）。
2000 年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後，認為戒急用忍政策是消極 作為，面對加入ＷＴＯ以及全球化的趨勢，宣佈改採用「積極開放，有效管 理」政策（90.11.07 陸委會，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件），2005 年臺灣對中國 的投資上升到第二個高峰，佔所有對外投資比例的百分之七十一，1991 至 2009 年，臺灣對外投資，中國大陸的比重便佔了 58.08%。而光是 2010 年一 整年的累積量就達到83.81%（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
2011）。
對中國投資比例越高，資本外移速度快，造成臺灣境內的貧窮。根據中 研院學者林宗弘的計算，臺灣對中貿易依賴度與貧窮率，以及對中國投資比 率與臺灣的失業率都高度相關（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 益，2011）。原本主張兩岸貿易開放的論點是基於 1960 年代的「下滴理 論」，認為貿易開放也會讓中下階級連帶受惠，但事實是1990 年後，臺灣成 為已開發國家，資本與技術充沛，土地與勞動力缺乏，反之中國大陸則是勞 動力與土地豐富，工資低廉，因此兩岸的貿易開放反而受惠的是擁有資金與 技術的大財團，中小企業與農民勞工等中下階層則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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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08-2012 年馬英九執政
一、全球金融危機
1980 年代開始的全球解除金融管制的趨勢，先有 1990 年代中後期的危 機在亞洲爆發，到了本世紀，再以2008 年雷曼兄弟的倒閉破產展現為更大 的體制危機，產生金融崩潰的骨牌效應，更是致使經濟新自由主義金玉其外 的裝扮難以維持（Harvey 2014／李隆生、張逸安、許瑞宋譯）。葡萄牙、義 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被戲稱為歐豬五國（PIGS）都出現公債危機，
美國年輕人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因為「99%的人無法再忍受 1%的貪婪 與腐敗」。
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論者認為，David Harvey（2014／李隆生、張逸 安、許瑞宋譯，頁7）這是因為許多國家只片面採取凱因斯策略，而忽略了 凱因斯的重要主張：對較低所得者進行所得重分配。
而法國的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在其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中也指 出，貧富差距與財富分配的問題在許多富裕國家越來越嚴重，資本所得累積 的財富一直在上升，而勞動所得卻不斷下降。一般認為生產技術的發展會使 人才跟技能更重要，也就是所謂「人力資本崛起的假說」，人力資本應該要 勝過金融資本與不動產資本，才能會勝過出身，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恐怕只 是海市蜃樓（Piketty, 2014／詹文碩，陳以禮，2014）。
其中Piketty指出美國的所得分配不均最為嚴重，從2000至2010年間的所 得集中化程度，已經回到1910年代的紀錄高峰，所得最高的1%美國人，他們 的收入再次來到國民所得的45%至50%（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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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1910 年至 2010 年美國所得不均的比例
資料來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ECLE ﹒Thomas Piketty 著。臺北：衛城。頁 30。
在美國，年輕人佔領華爾街，抗議那少數的1%，而反自由貿易與反全球 化的社會運動也在國際上層出不窮，經濟富裕國家必須共同面對全球化之下 貧富差距擴大所造成的政治與社會問題。
二、中國的崛起
在這波全球危機中，對臺灣造成衝擊最主要就是所謂的「中國因素」。 這裡的中國因素不是指政治上的干預，而是與中國之間經貿的密切關係。自 親中政權國民黨馬英九執政起，這樣的關係不斷地擴大，吳叡人（2016，p 37）認為，馬英九政權的社會基礎即為本土的買辦資本階級，在他們的支持 下，從中國特使陳雲林來臺，到先後與中國簽訂ECFA（2010）與服貿協議
（2013），這些都進一步制度化、深化對中國的依賴結構。
有一說法是因中國勞動力豐富且低廉，臺資外移至中國速度快，導致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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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本地產業近乎掏空，臺灣的失業貧窮率提高，薪資也無法拉高（晏山農、
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雖然有研究指出，對外投資增加，不論 是對中國或對中國以外的地區投資，短期內國內失業率都會增加（趙立珍，
2007），因此全然怪罪於中國似乎也於理不通。應該說在全球化的潮流下，
政府應擬定因應的配套措施，以減少對外投資對國內的衝擊，但是數據顯示 的結果是政府並沒有做好因應措施，而中國崛起，以及臺資外移至中國也是 事實，這些伴隨著臺灣民眾原有的統獨意識形態，更加深對中國的不安。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從1982到2007年期間，臺灣受薪者的平均實 質所得沒有太大成長，在1997年甚至出現倒退，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快速提 升，但是工資卻沒有一起成長，兩者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見圖三）。 圖 三：臺灣勞工平均勞動生產力的提升與實質工資的停滯，1982-200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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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這些當然不能單單歸因於中國或是新自由主義取向的經濟政 策，甚至我們可以說這些現象是臺灣朝向後工業社會轉型必經的路，但是不 能否認的是，產業不升級並延續舊的生產模式將工廠外移、主要外移至中 國、以及壓低基本工資是臺灣整體工資停滯的重要原因（林宗弘，2009；朱 敬一、康廷嶽，2015）。
林宗弘（2009， 2012，2015）指出臺灣所得分配的階級不平等來自兩 個可能的原因：其一為內生性的產業升級，造成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之間 薪資所得不平等上升；其二為外生性的全球化經貿開放，又以兩岸經貿開放 對階級不平等影響較大，因為獲益者集中在少數資方與技術管理高層。隨著 產業外移，下游相關產業創業機會減少，臺灣已不再是過去「黑手變頭家 的」「頭家之島」，階級的流動已受到嚴重的結構性限制（林宗弘，2013，
2015）。
臺灣政府的經濟政策失靈，尤其是稅制改革上的落後與失敗，更加深化 了階級與貧富之間的鴻溝。文化大學副教授洪明皇追蹤 30 年以來臺灣所有 家戶稅務資料的研究，臺灣應稅所得前 1％的 5.6 萬戶富人，本世紀平均年 所得僅在 2001、2002 年的網路泡沫和 2009 年金融海嘯時下滑，其餘時間 均持續向上攀升。截至 2011 年底為止，平均應稅所得已超過 1000 萬。反 觀其餘 99％的家戶所得，成長有限且緩慢，至今尚未超過 80 萬大關（張翔 一、吳挺鋒、熊毅晰，2014.6.11）。
而這1%富人平均所得不斷攀升的原因，絕大部分歸咎於政府各種減稅的 政策。臺灣在近三屆總統任內更換過12任行政院長、數任財政部長，但不變 的是「不斷減稅」的政策——從證交稅、兩稅合一、土地增值稅、遺贈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