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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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壹、音樂與社運關係的「為何」與「如何」
音樂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越漸突出，這樣的現象不只存在於臺灣而已。
2014 年 4 月 10 日太陽花運動落幕後，同年 9 月 26 日在香港爆發了「佔領中 環」的行動，之後發展成「雨傘運動」。許多人或許對這場運動陌生，但卻 會記得在網路上轉發、在媒體上播送的那些歌曲，例如改編自悲慘世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誰還未覺醒〉，以及香港眾歌手齊創作的〈撐 起雨傘〉，還有被定調為佔中主題曲，Beyond 的「海闊天空」。
在香港，音樂介入社會運動也並非一朝一夕，從1970 年代開始用「自 己的語言」（粵語）唱歌便是起點，從此之後貼近香港社會現實的歌詞書寫 便不曾間斷，從1980 年代的黃耀明、達明一派、黑鳥、Beyond，一直到近 期的My little airport，謝安琪，迷你噪音等等。每一個年代的歌曲都能反應 一些那個時代的歷史脈絡，也包含了能引起當時人們共鳴的元素。
佔中運動結束後，針對Beyond〈海闊天空〉在香港的歷史意義討論再 起，只有香港人知道為什麼時隔二十年，這首歌會在佔中行動中成為要角。
其實這首歌在紀念六四的活動、2010 年香港反高鐵，2012 年反國民教育晚 會皆沒有缺席過，除了歌詞具有凝聚的力量外，這首歌代表的是「被遺忘的 個人信仰，以及香港本地音樂一個美好的年代」（黎慕慈，2014.10.03）。
將場景拉回臺灣，與香港佔中運動不同的是，太陽花運動中的原創歌曲 數量有21 首。雖然在運動現場也不乏一些經典抗議歌曲的傳唱，但是不管 是在330 凱道大遊行的主舞臺，或是太陽花運動的現場，我們比較少聽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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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代民歌時期的〈美麗島〉或是野百合學運的歌，而是〈島嶼天光〉，以 及近幾年在社運場合常出現的創作。這或許跟運動的性質與議題有關，也或 許因為舊的抗議歌曲不足以傳達這個時代的認同與困境。
然而，屬於21 世紀的時代困境又是什麼呢？這些新出現在社運場合的 原創抗議歌曲，當被社運場域所接納時，其歌詞文本中什麼樣的情感或政治 表態引起了共鳴？或是反應了某種時代的共感？
若將2005 年的保衛樂生運動視為起點，2014 年的太陽花作為音樂與社 會運動結合的顛峰與標的，其中出現的原創音樂文本、音樂與社運之間如何 接合，以及背後的社會、歷史成因是本研究所好奇的。正如論者所觀察到，
兩者之間的結合自2005 年的保衛樂生運動開始便越趨緊密（張鐵志，
2013，2015 年 6 月 29 日; 張鐵志、柴子文，2012；陳柏偉，2012），甚至成 為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但是針對這樣的趨勢卻一直沒有很清楚的輪廓。
這種「音樂真的能改變世界」，以及「音樂力量」的相關討論，在 近幾年以一種相當樂觀的姿態出現。就結果來看，的確越來越多音樂人 參與運動，並且替運動創作歌曲，但真的只要音樂人現身參與運動、創 作歌曲，音樂就可以成為對運動有助力的政治宣言，並且進行情感的動 員？
張世倫（2011）認為對於「音樂政治」的討論若只侷限於音樂人的 政治行動，或是歌詞文本的表意，都會過於簡化音樂與政治的連結。音 樂人的政治身份鮮少有機生成於在地的社會運動脈絡裡，我們又要如何 期許他們 「代表」某個議題或群眾發聲，用其音樂「參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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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變」社會？（頁456）。他認為音樂的政治作用，並非總是音樂行 動者「主動」的操演，音樂是歌詞與聲音的混合，其生產、流通與消費 又是與商業機制折衷下的成果，是與產業和網絡創造出的機會結構互動 與妥協的結果，歌詞的表意或立場的表態不足以說明音樂所蘊含的激進 潛力，而是必須從眾多因素綜合出的「感知經驗」來評估（頁21）。
因此當音樂在太陽花運動、洪仲丘事件中佔滿媒體版面，是不是在其他 運動中只成為一種表態，而無法對運動有實質的幫助，只是「啦啦隊」而 已？又是什麼中介因素影響了兩者之間的交集，讓音樂有時重要，有時卻只 是曇花一現的聲援？
貳、臺灣的音樂與社運相關研究
臺灣對於音樂的研究，可簡略分為流行音樂與非主流音樂5兩個區塊，而 與社會運動結合的音樂相關研究，則是隸屬於非主流音樂的研究範疇。作為 一種非主流的另類聲音，獨立音樂具有獨特的生產政治，不論是產銷機制或 是文化生活皆有別於傳統唱片產業（簡妙如，2013）。獨立音樂本身即帶有 反抗、反叛、挑戰主流等等的意涵，而在臺灣的發展脈絡亦是如此，是在審 查制度下形成的「地下」音樂文化，雖然解嚴後類型發展多元，不只侷限於 反抗與批判，但仍然有一條與社會運動緊密結合的路線。即便不是歸類在社 運音樂類型中的獨立音樂人，也因為身處於這種自立自為、只需要對自己負 責、不以賺錢為主要目標的音樂文化，使得他們面對自己關心的社會議題 時，能夠勇於表達自己的聲音，並且親身參與其中。
5解嚴前以「地下音樂」稱之，現則稱為「獨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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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主流音樂的研究
非主流音樂的相關研究有針對文化、政策、以及產業經營模式進行的研 究（何東洪、張釗維，2000；林怡瑄，2003；鄭凱同，2005；張學洋，
2007；曾裕恒，2007；楊璨羽，2008；黃詩雯，2010；薛詒丹，2011；楊佳 蓉，2012；簡妙如、鄭凱同，2012），或是分析其獨特的生產政治（簡妙 如，2013），也有對樂迷的消費（林建宏，2002；楊欣茹，2011）以及認同
（康宸瑋，2011；王怡晴，2012；薛師婷，2013）的相關研究，或是針對音 樂展演空間（live house）的研究（謝光萍，2006；楊銘宸，2010；劉哲浩，
2009；劉珦尹，2011；林科呈，2012；李詩涵，2013；吳書維，2013）。
另也有針對歷史脈絡的歸納整理或涵蓋（張育章，1996；蔡宜剛，
2000；簡妙如，2002；江國豪，2004；蔡岳儒，2006；方美蓉，2008；黃凱 翎，2011；王偉綱，2014）其中江國豪（2004）以 1980 年代後的非主流歌 曲為分析對象，研究臺灣意識在非主流音樂中所產生的變遷情況，其研究對 象也包含了本文欲研究之社運歌曲，與本研究相關，可作為參考之依據。不 過，與本研究不同的是，其研究關懷為歌曲中的臺灣意識，母體範圍較廣，
並非以音樂的社會實踐為主體來討論，社運歌曲只佔其中一部份。
二、音樂與社會運動相關研究
（一）文本與行動者
以社運音樂為主體的相關研究中（見表格1），研究對象通常是針對特定 音樂人以及特定音樂文本做深入分析，其中又以「反美濃水庫運動」的交工 樂隊以及他們的創作最常成為分析的對象。其中分析交工音樂文本佔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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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邱雍閔（2002）從語藝面向（rhetorical aspect）分析交工樂隊音樂的語 藝功能和策略，探討音樂與社運結合的可能性與限制。邵軒磊（2015）從論 述研究（discourse perspective）的角度，關注歌詞隱含的主體與認同，以及 效果為何。王欣瑜（2010）則企圖從音樂文本中逐步分析現實性與社會性如 何之於作者、之於作品，成就音樂與社會實踐兩者的互涉關係。 另外也有 從聽者角度出發，以交工的歌曲作為聆聽文本，分析音樂聆聽的意義建構歷 程（許馨文，2003），以及將交工作為觀察對象之一，從數位科技對獨立產 製的廠牌帶來的產銷衝擊來分析（黃皓傑，2003）。
邱仕弘（2006）則談討交工樂隊的社會實踐與客家論述之間的關連。鍾 秀梅（2007）的〈音樂作為反抗與賦權—談交工音樂的文化抵抗〉將交工音 樂視為文化抵抗的一種，她認為在美濃反水庫運動中，交工的音樂產生了
「文化戰線的建立」與「運動的賦權作用」的實踐意義，讓文化抵抗成為政 治行動，反抗任何宰制的力量。許馨文（2002）則是以「資源動員理論」與
「社會運動的意義建構」為研究取向，分析交工樂隊專輯【我等就來唱山 歌】建構之意義，探討音樂的社會運動實踐。上述鍾、許兩文，與本研究較 為相關。
除了以交工樂隊作為切入來探究社運音樂的研究以外，社運樂團黑手那 卡西也時常作為個案分析的對象，不過大多是聚焦在黑手本身作為行動者與 創作者的經驗與反省，並反思音樂如何作為社會運動來實踐（陳柏偉，
1998；莊育麟，2005；陳柏偉、何東洪，2012）。近期則是有關於社運樂團 農村武裝青年的研究（鄭筠馨，2011）。
可以藉由上述文獻發現，都是以個案分析居多，缺乏總體的社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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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本文認為，社運歌曲就如同社會運動的發展一樣，「舊」和「新」並 不是一個清楚的分割，而是一條光譜脈絡。社會運動的後起之秀能夠反省過 去經驗並且學習，結合當下的社會情勢或文化脈絡從而開拓一條新的路徑、
有了新的型態（何明修，2003），社運音樂也是如此。雖然社運音樂已有和 過去不同的樣貌，但仍是奠基於過去而來，也因此，社會運動與音樂之間關 係的歷史成因分析將會是本研究分析面向之一，如此才能看出承先啟後之關 係以及發展之脈絡。
如陳怡君（2013）便針對臺灣解嚴後具代表性的福佬語（俗稱臺語）社 運歌曲及其創作者進行整理與文本分析，並且對照時代脈絡，深究歌曲中的 特色與文化意涵，其研究範圍從日治時期的社運歌曲開始整理，並且與解嚴 後的社運歌曲做對照。此文的資料整理以及文本分析可供本研究作為重要的 參考，其所呈現的歷史概念也是本研究希望達成的。不過，誠如陳怡君在結 論中提到的，解嚴以後社運歌曲晚期傾向環保、工運、農運、反霸權、反大 型開發、人權、關懷弱勢等等多元面向；客語、甚至華語也加入了社運歌曲 的場域，以臺語、客語為主要語言，副歌用原住民語或英語等多種語言混合 的現象，也是晚期社運歌曲的特色（頁 97）。可以顯見在社運場景中出現的 歌曲現已極為多樣，若只探究福佬語社運歌曲，無法顧及其他語言的歌曲，
如陳怡君（2013）便針對臺灣解嚴後具代表性的福佬語（俗稱臺語）社 運歌曲及其創作者進行整理與文本分析，並且對照時代脈絡，深究歌曲中的 特色與文化意涵，其研究範圍從日治時期的社運歌曲開始整理，並且與解嚴 後的社運歌曲做對照。此文的資料整理以及文本分析可供本研究作為重要的 參考，其所呈現的歷史概念也是本研究希望達成的。不過，誠如陳怡君在結 論中提到的，解嚴以後社運歌曲晚期傾向環保、工運、農運、反霸權、反大 型開發、人權、關懷弱勢等等多元面向；客語、甚至華語也加入了社運歌曲 的場域，以臺語、客語為主要語言，副歌用原住民語或英語等多種語言混合 的現象，也是晚期社運歌曲的特色（頁 97）。可以顯見在社運場景中出現的 歌曲現已極為多樣，若只探究福佬語社運歌曲，無法顧及其他語言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