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音樂與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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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音樂與社會運動
壹、社會運動理論的變遷與借鏡
一、社會運動的定義與分析取向
社會運動是集結政治、文化、資源、心理等混雜因素的社會現象(何明 修，2005)。在社會學領域中會將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s)與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r)兩個概念做區分，兩者的區別在於是否有組織號召而形 成，以是否為持久性行動（王甫昌，1999）。Tarrow（1998）更進一步定義社 會運動的內涵有：（1）發起集體挑戰（2）利用社會網絡、共同目標和文化 框架（3）通過聯繫結構和集體認同，增強團結，以維持集體行動。
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已不再定義社會運動是一種偏差行為，研究者認為 社會運動是一種常態政治，可以透過組織、動員、利益等概念來理解。資源 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學者從組織社會學出發，分析社會 運動組織如何常態地進行支持者、動員、資源匯集、議題宣傳等活動
（McCarthy and Zald, 1987）。政治過程論的學者分析政治體系與社會運動的 互動關係，強調政治機會的概念可以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與發展
（Tarrow 1989; Eisinger, 1973）。另外，有些學者開始注意運動團體如何進行 所謂「共識動員」，也就是以議題與理念的宣傳來取得更多人的同情與支 持，這種探討方式即是運用「認知框架」（framing）的概念來分析社會運動
（Snow et a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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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機會結構理論
「政治機會結構」一詞是由Eisinger (1973)所提出，是從探討美國都市 種族的抗議運動衍生出的概念，Eisinger 發現不同的都市有不同的政治環 境，其開放或封閉與否會影響到社會運動興起的可能性。開放與極端封閉的 政治環境下，抗議是不容易產生的，容易產生抗議的情況是開放與封閉的混 合（何明修，2004）。簡單來說，政治機會結構是一組以國家體制為中心的 變相組合，對社會運動產生限制或協助的作用（McAdam 1996; Tarrow 1996；轉引自何明修，2011）
何明修（2004）總結 McAdam 與 Tarrow 列出的政治機會結構內涵，歸 納出重合的部分：（1）政治管道的存在，（2）菁英體制的定性，（3）政治聯 盟者的存在，（4）國家鎮壓能力與傾向。然而何明修指出，這些都只是概念 性的整理，而不是經驗上的變項列舉，運用政治機會結構分析，本來就難以 在眾多個案分析中找到涵蓋式的命題，在實際的經驗研究中，這種做法的可 行性與參考價值都不大，比較妥善的做法是從具體的研究對象著手，再歸納 是哪些政治機會結構的元素發揮作用（何明修，2005，2011）。
本段所介紹的政治機會結構，其所關切的國家開放程度與社會運動興起 之關連，以及其所提出的分析概念，可以作為本研究在分析政治面向的切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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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運動理論向文化轉
新社會運度理論源於七零年代的歐洲，此理論主張生態、和平、婦女運 動的出現意味著新的社會形態出現，而這些新興的議題構成了所謂的「新政 治」，與過去的各種政治衝突有不同價值關懷、參與方式、以及作用（王甫 昌，1999）。相較於過往強調政治結構的理論，新社會運動理論不認為運動 只是政治現象，著重利益分配，此理論關注的是被政治中心論點視為動員工 具的文化，將其視為參與方式之一，並強調文化改造本身往往就是運動的目 標（何明修，2005）。
Hank Johnston 與 Bert Klandermans 觀察到，「新社會運動」論述崛起所 帶出的討論，以及研究者發現過度的結構、利益導向的觀點有其侷限性，這 些促成社會科學有「向文化轉」的趨勢，新的典範正在逐漸成形：晚近的研 究關切的是跟過去不同的、更「軟性」的文化因素，這些過去被認為很難有 明確地操作型定義。然而隨著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不斷深化、推展，「文 化」在其中的角色很難被忽略。而社會結構主義取向的社會運動研究正在快 速增長（例如Klandermans & Tarrow,1988; Morris & Muller, 1992），縱使這些 研究的焦點並不是放在文化層面，但是其聚焦在互動過程以及理念因素，都 跟「文化如何影響社會運動」密切相關。
「社會運動被文化所形塑，同時也形成並轉變文化」，這是很明顯也不 容忽視的事實。而文化中的要素如象徵、儀式、價值、論述、以及語言等 等，也一直都是社會運動的要角（Johnston & Klandermans, 1995），然而社會 運動的相關研究中，文化因素的確在過去的研究中被忽略，即使存在於研究 分析中，也只是「被動的資源」。Eyerman（2002）便指出，現今蔚為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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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以及政治過程論（Political Process）
中，文化表達以及文化物被視為權力衝突中的武器，或是改變物質結構、意 義框架的工具。Eyerman 認為用這樣的觀點較為狹隘，因為文化不單純只是 附屬的工具，其本身也可以成為社會運動，發揮超越工具的效用。
社會運動研究的核心議題包含：社會運動本身以及社會運動參與的興 衰、運動的成與敗，而文化變項又能夠針對這些議題提供什麼樣的答案？
Hank Johnston 與 Bert Klandermans （1995）認為只是單純把文化視為獨立 變項是不夠的，必須讓文化因素與其他研究範疇結合，例如組織、物質資 源、以及社會結構等等（相關研究如Gamson, 1995; Fantasia & Hirsch, 1995;
Eyerman, 2002; Reed, 2005），唯有如此，才能替社會運動的核心議題描繪更 清楚的輪廓。
四、整合式研究途徑
在社會運動的研究範疇中，單一決定論的分析法受到諸多批評，晚近的 主流聲音倡導的是用互動論來檢視社會運動與其他場域的互動，以及將「組 織－策略」與「文化－意義」兩種不同關照的研究取向，做適當的混合分 析，即便兩種取向在後設理論的差異難以跨越，在經驗層次上還是有關連性 存在（何明修，2011）。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Charles Tilly、Doug McAdam、與 Sidney Tarrow 三 位社會運動研究的重量級學者更提出了「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 分析策略，企圖將社會運動、族群衝突／民族主義、工業衝突、革命、民主 化現象放置於一個普同性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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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政治的研究主張：(1) 研究者應放棄量化取向的涵蓋性律則 (covering laws)之追尋，但也不應拘泥於少數個案的質性深入描述(thick description)，而是將焦點放在中層的「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以及 其不同的形態的因果機制之組合導致了相異的「過程」(process)。 (2) 從因 果機制的觀點來看，原先社會運動研究者所建立的基本四個概念，(亦即政治 機會、動員結構、構框、劇碼)，可以被拆解成更基本的組成元素，這樣就可 以打破了原先社會運動研究與非社會運動研究之界限。(3) 研究的重點在於 抗爭過程(episode of contention)，亦即是涉及利益矛盾的衝突是如何產生，在 何種情況下踰越了既有體制所容許的範圍，最後又是如何收場（何明修，
2004，2011）。
儘管打造一個通行的分析概念可行性或許不高，曾經共同推動抗爭政治 分析的Doug McAdam 近年來也採取不同的思考途徑，他批評「運動中心」
的研究預設，容易過度誇大了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因此，一個比較適切的作 法是將廣大的社會脈絡重新帶進入，思考社會運動如何從其中產生，並且也 要關注那些應該產生抗議、結果卻沒有如此的個案（McAdam & Boudet, 2012；轉引自何明修，2016）。
即便如此，抗爭政治中所強調的整合多元意味著站在水平線上兩端的
「組織－策略」與「文化－意義」不該是沒有交集的兩個極端，取而代之的 應該是一種結合組織網絡、政治過程、認同形構、構框的整合式研究途徑，
正如何明修（2011）所說的：「社會運動本身就是一種複合現象，同時包括 理性與非理性、文化與非文化的面向，因此我們才需要各種的組織理論、文 化理論、行動理論、網絡理論來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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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音樂的文化行動主義
音樂作為一種軟性的政治載體、可創造性挪用的文化形式，不論是在音 樂社會學或是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多學者關切音樂如何在社會運動 中成為一種文化抵抗（Eyerman & Jamison, 1998; Eyerman, 2002, Reed, 2005;
Garofalo, 2010; John Street, 2008, 2013; Rosenthal,2001; Rosenthal & Flacks, 2015）。這種音樂的社會實踐是音樂與社會運動的結合，借用社會運動領域 常用的詞彙「行動主義」（activism），我們將音樂視為一種文化主體，可以說 這是音樂的文化行動主義（Reed, 2005）。
本節要涵蓋的是國外有關音樂的文化行動主義相關研究，社會運動中的 音樂、動員取向的音樂活動，都隸屬於相關研究範疇。藉由整理相關文獻，
歸納幾種音樂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分析音樂與社會運動的切入 點，以作為本研究探究音樂與社會運動關係之基礎。
一、音樂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
在社會運動中，音樂、詩詞、以及文學作品等等其實都是促成動員的重 要角色（與更大的文化與結構脈絡互動之下），但是卻鮮少被納入研究對象 中（Johnston & Klandermans, 1995）。然而音樂作為政治表達的形式，具有象 徵性的力量：它調度語言力量，以創造願景，清晰扣連理想而形成社會連 結。音樂的政治在於它對聽者發揮影響力、形塑並影響思考及行動的力量。
（Cambridge, p.195）
「社會運動被文化所形塑，同時也形成並轉變文化」，這是很明顯也不 容忽視的事實，在許多音樂與社會運動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也一再提醒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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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Johnston & Klandermans, 1995; Eyerman & Jamison, 1998; Eyerman, 2002;
Reed, 2005）。
研究音樂與政治、種族和全球化等議題的美國學者Reebee Garofalo (2010)指出音樂的其中一個情感效果就是創造「感知」（structure of feeling），
這對文化的形成以及文化改變都是很重要的助力。「感知結構」的概念由英 國馬克斯主義學者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指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 種均活特質的感覺，不同世代透過自己反應世界的方式，在繼承或複製前一 個世代中，創造出本身的感知結構（Williams, 1965）。也就是說它是個人感 知與生活經驗和結構互動之下的結果，而在一個世代的背景下會有一些共有
這對文化的形成以及文化改變都是很重要的助力。「感知結構」的概念由英 國馬克斯主義學者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指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 種均活特質的感覺，不同世代透過自己反應世界的方式，在繼承或複製前一 個世代中，創造出本身的感知結構（Williams, 1965）。也就是說它是個人感 知與生活經驗和結構互動之下的結果，而在一個世代的背景下會有一些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