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我回到部落已經二十二年了，我看到很多政府的政策都只是口號而 已，我要很大膽地批判政府的無能，政府常常去救第三世界的國家，可 是是不是應該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土地的主人原住民？但是歷代政府，包 括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都一樣是在講口號…現在政府要我們接受文明 的生活方式，要拋棄原住民的狩獵文化、不能蓋石板屋、茅草屋，然後 進入主流社會，我們當然不能比得上你們的競爭模式，因為這是兩種完 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與邏輯的。所以數位科技、經濟的碩果我們得不 到 ， 兩 者 的 對 差 會 越 來 越 大 ， 原 住 民 的 社 會 問 題 層 出 不 窮 。 」

（FR-M-BN-12）

傳統文化旁落、部落生活模式已徹底變遷，原住民族被迫融入主流社會，依 循漢人社會的生活模式。一如受訪者所言，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與思維邏輯，使 原住民享受不到現代社會的碩果，卻又找不到可以依歸的避風港，如此飄移、惶 惑的心境，亦使原住民族的生活成為「社會問題」。當主流社會將原住民族的弱 勢且邊際地位、高失業率、較短的平均餘命、低學業成就視為社會問題時，便須

5 傅仰止（1994）比較原漢原住民族困境歸因，主要的原住民族樣本來源為「都市山胞城鄉遷移 與認同之追蹤調查」（1991-1992），而漢人樣本則為 1991 年的「臺灣社會意向調查」，而 2000 年「原住民族社會意向調查」的800 人則全為原住民族樣本。

6 該調查並未對遷徙類型進行區分，研究者運用調查中出生地、初次遷徙地點、是否曾遷徙、居 住過縣市數量、現居地縣市等題項，可進一步辨識其遷徙類型。

自整體社會的脈絡去檢視。換言之，原住民族今日地位，與其社會位置息息相關，

不僅是原住民族自身的問題，亦與整體社會有關。

原住民族的高遷徙率意味著在臺灣社會的高度流動性，既有文獻指出，原住 民族大規模地離開原鄉來到西半部都會地帶，今日原住民族圖像已不同以往。原 住民族自1906 年日治時期方有較完整的統計資料記載，臺灣總督府依據各族部 落進行戶數、人數、配偶、壯丁數等人口統計，建制「蕃社戶口」統計的常態性 人口統計，但該項統計因二次大戰停擺，直至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兩年，方繼續 進行原住民族人口之統計（王人英 1967）。王人英（1967）以昭和十五年（1940）

的《蕃社戶口》的人數統計來看，直至日據晚期，絕大多數原住民族依舊生活在 山地保留地，若有外移到平地者亦以東半部花蓮臺東為主，而外移至西半部都市 人數不到百人。⁷

國民黨來臺後，原住民族逐漸離開山地保留地往平地外移，自省政府民政廳 自1967 年進行「山胞經濟與生活素質調查」以來，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族外出至 都市謀生的人口逐年增加，及至 1985 年都市原住民族約佔原住民族總人口 6.9%，16.9%的原住民族離開原鄉外出謀生。陳茂泰與孫大川（1994）運用內政 部民政司資料分析原住民族人口分布，發現1991 年都市原住民族人口（14.4%）

較之1985 年增加 7.5%。研究者嘗試以 2000 年普查與 2007 年戶籍資料試算，2000 年時設籍於非原鄉的都市原住民族已成長到 39.9%，而 2007 年設籍於非原鄉的 原住民族已佔原住民族總人口之39.3%，顯見原住民族原鄉人口的外移規模（章 英華、林季平、劉千嘉 2008a）。對照一般民眾，原住民族的高遷徙率更顯突出：

2000 年普查資料中全臺人口遷徙率 8.6%，勞動人口遷徙率 10.0%，而原住民族 總遷徙率12.8%，勞動人口遷徙率 14.6%；根據「國內遷徙調查」（2002），臺灣 人口總遷徙率 9.8%，勞動人口遷徙率 10.0%，同年《原住民族統計年鑑》中原 住民族的總徙率 8.5%，勞動人口遷徙率 27.6%，此皆顯示原住民族較一般民眾

7 日據末期臺北市僅 32 個平地原住民，基隆市僅 8 人，新竹市 4 人，臺中市 2 人，臺南市 11 人，

嘉義市4 人，高雄市 22 人（王人英 1967：20-22）。

更傾向於作遷徙。⁸

原住民族的弱勢地位與高遷徙率，並非獨立存在的社會事實，兩者直接且密 切關連。遷徙理論與相關實證研究皆證實，遷徙係一種個人的投資行為，理論預 期遷徙者有較高的終身報酬，在職業與社會地位上有較好的發展，遷徙可視為改 善自身地位的行動。誠然，對原住民族個人而言，遷徙僅作為一種生存策略

（survival strategy），意在溫飽而非追求階層之晉升或社會地位的改善，但適度 的遷徙確實可改善其經濟條件，使個人與家族累積更多經濟資本、挹注於下一代 人力資本的投資，因而得以促成其社會地位的改變。然則，我們要問的是，何以 近二三十年來，原住民族的頻繁遷徙，原住民族卻未對等地呈現出社會經濟地位 的提升與改善？

基於社會正義與社會平等的考量，政府多自就業、教育著手進行輔導與扶 助，望能藉此改變原住民族的弱勢地位，原住民族就業問題之所以成為相關研究 的關注焦點，在於穩定的就業狀況有助於財富累積與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人力資 本與經濟資本積累所驅動的社會流動，才能改變原住民族群長久以來所陷溺的社 會弱勢位置。以往原住民族研究多為區域性的研究（針對某特定地區進行或質或 量的研究），或運用有限樣本進行的調查研究（如原民會常態性的就業調查與生 活滿意度調查），或運用次級資料進行的分析（自2000 年普查、其他政府調查資 料等）。如此固可理解原住民族於原鄉及都市中的處境，卻未能揭示兩地的互動 關係，亦未說明原住民族遷徙與區域的影響，事實上，原住民族遷徙研究除因研 究資料的侷限外，尚面臨理論運用適切性之疑慮。

本研究主要自遷徙面向探討原住民族在大社會的處境，關切其社會經濟地位 的變動情形。遷徙意味著與主流社會的接觸與互動，然而遷徙並非個人隨興所至 的移動，也非任何人皆可從事的行動。遷徙係因應不同生命階段的需求，與個人 資本、預算與承擔風險的能力有關，更是個人與所屬社群、個人與社會互動的結

8 國內遷徙調查乃人力運用資料之附帶調查，其樣本以漢人（閩南、客家與外省）為主，若有原 住民族樣本亦為少數，故以遷徙調查的漢人遷徙率與原住民族遷徙作對話，應是可行的。

果；換言之，遷徙具有「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的意涵。社會行動係「個人 在行動時將參考他人（others）在過去、現在或預期其未來會有的行動，對自己 行為賦予主觀意義，從而引導自己的行動取向（Weber 1979）」。藉遷徙多層次社 會鑲嵌的特質，本研究試圖理解「為何原住民族頻繁地進行流動，遷徙的正面效 益卻未對等地反應在社會流動上」，並進一步追問「遷徙作為生存競爭的積極手 段，作為改變結構限制的社會行動，對個人、社群與族群集體的意義為何」。以 原住民族遷徙為研究主體，亦可提供人類學民族誌研究一個觀察的全景，令有志 從事相關研究者對原住民族群有較清晰且鉅觀的現代空間背景。研究旨在檢視原 住民族於臺灣大社會的位置，具體呈現原住民族在空間分布與流動的趨勢，並進 一步探究原住民族社會經濟地位及相對的社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