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階層、遷徙與社會流動
原住民在區域間的流動,除對自身處境有所影響外,亦將影響其所屬社群,
上一節所介紹的理論流派,對遷徙行為及其後續效應皆有相應的預設。除自遷徙 理論觀點來分析原住民的遷徙行為外,本節將遷徙置放在臺灣社會脈絡來理解。
由於臺灣區域間的差別發展,原鄉與非原鄉不論是在軟體或硬體上皆有極大差 異,原住民的離鄉與頻繁流動,係個人斟酌自身處境、與環境互動後所做的決策。
遷徙意味著個人取用資源的差異,不同區域市場所能提供的機會結構各異,皆將 影響遷徙者的發展與社經地位的取得。遷徙是否為型塑日後社經地位與社會階層 的因素之一?遷徙究竟是促成個人追求經濟福祉的利器、鵬圖大展的冀望,抑或 是受結構時勢所迫、流連輾轉的求生之舉?本節自社會流動的觀點,檢視遷徙與 個人社經地位變動及其階層的關連,以下簡要回顧社會流動與地位取得的相關概 念與討論。
一、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
自Max 與 Weber 對階層理論的關懷,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與階級 係古典社會學主要關懷之一。社會階層的分類方式牽涉理論假設與學派觀點,或 以衝突論、或以功能論或自結構觀點進行階級與階層的分類。對社會階層的關懷 主因階層係社會分配與佔取資源的基礎,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乃一體兩面,個人 在所屬階層中的生存機會、及階層間的流動等。社會階層的分類與測度通常涉及 複雜理路的辯證,但建立在既有階層分類上的社會流動,在操作與實證應用上則 相對明確。
社會流動至 Sorokin(1927)提出明確界定後方有較多討論,迨 Blau 與
Duncan(1967)地位取得模型衍生出更多繁複模型,自此,西方階層研究進入 百家爭鳴的繁盛時期,隨著統計技術的突破,更多學者投入地位取得與社會流動 實證研究。社會流動方向的判別有賴於社會階層的界定,社會階層又可自經濟(收 入)、政治(權威)與社會(聲望)面向來看。Blau 與 Duncan(1967)認為,
近代社會的階層可自職業地位(occupational status)中系統性地判別,因經濟階 級與聲望階級皆根基於職業結構(許嘉猷 1986:198)。當代社會階層研究亦以 職業為社會階層的主要表徵,概職業的物質報酬與其權力、聲望地位相當,且職 業聲望更能反應該社會的歷史文化因素(蔡淑鈴、瞿海源 1989;張華葆 1987:
99-101;許嘉猷 1986:100),是故,社會階層的操作定義通常係由職業聲望
(occupational prestige)來測度。社會流動指的是個人經歷社會階層上的變動。
社會流動可分為水平流動(horizontal mobility)與垂直流動(vertical mobility),
若自世代的觀點,則分為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與代內流動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社會流動分為不流動與流動。
社會流動研究主要有地位取得研究、新結構論與結構性社會流動此三種取徑
(許嘉猷 1986)。地位取得相關實證研究由 Blau 與 Duncan(1967)的地位取得 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衍生,依據使用資料的性質與情境,納入更多中 介變項檢驗,大致上,影響個人成就地位取得的因素不脫出身變數(如父親教育、
職位)、與中介變數(個人教育、職業、從業身份等),此取徑著重個人因素,凸 顯教育的重要性,個人出身雖會影響教育成就,但教育亦可作為克服個人出身限 制與取得成就地位的重要因素。但除出生變數與教育之外,亦有其他結構性因素 的影響,如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另外,社會的經濟發展、經濟結構的轉變都將 影響社會流動。
新結構論便是自工作結構取徑探討社會流動,認為社會流動與分化的工作結 構有關,依照所投入的勞動部門,便已預設社會流動會否發生。該取徑著重於資 本主義社會的分隔勞力市場,如Piore(1971)的雙重勞力市場(dual labor market)
將勞力市場分為初級部門(primary sector)與次級部門(secondary sector),不同
部門的工作特質、進入門檻、升遷機會、工資與就業穩定性各異,投身次級部門 者較難經歷職業流動,且跨部門的流動亦困難,初級勞力市場具備內部勞力市場
(internal labor market),可提供晉升的工作階梯,是故初級勞力市場的職業流動 較頻繁。
結構性社會流動探討的是社會結構變遷下的社會流動。在社會發展結構轉型 過程中,更多好的職位被創造出來,勞力市場對此類職位的需求增加,個人不得 不配合轉型的職業結構,故謂工業化與經濟發展造成結構性的社會流動;經濟發 展使教育擴張,政治結構與政府政策亦會引導產業發展,如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 業社會,自工業社會轉為資訊社會,致使職業結構產生變化,此時的社會流動主 因勞動市場的劇烈變化,而非個人因素所致。
綜上,地位取得研究強調的教育重要性已被廣泛接受,結構性觀點提供社會 發展脈絡以詮釋社會流動,然而新結構論的觀點是否適用於臺灣原住民族則有待 討論。學者針對臺灣勞力市場區隔化進行研究(曾敏傑 1998;譚令蒂、于若蓉 1996;黃毅志 2001b),發現臺灣勞力市場的區隔並非如新結構論預期的以行業 作為分隔,以行業所區隔的核心部門或邊陲部門,其流動的障礙較不明確;若以 內部勞力市場的概念檢視依公司規模所形成的區隔勞力市場,受臺灣特殊企業與 職場文化影響,即使公司規模較大者未必便會現明顯內部勞力市場的特質,事實 上,臺灣勞力市場的分隔主要發生於公部門與私部門間(林忠正 1993;張苙雲 1988;張晉芬 1993;黃毅志 2001b)。11
二、遷徙與社會流動
人力資本理論主要是以經濟收益來衡量遷徙的報酬,諸多實證研究證實遷徙 有助於個人終生所得的提高,故曰遷徙對個人長遠而言是有正面效益的。事實 上,遷徙除提高個人經濟報酬外,對個人社經地位的提升亦有正面作用。傳統地
11縱然公部門的從業人員佔總就業人口的少數,臺灣勞動市場中公私部門的區隔對社會流動產生 明顯的區隔,鑑此,本研究在區隔勞動市場時,以公私部門來區隔勞動市場的屏障。
位取得的研究取徑,多著重於教育對個人職業地位與社經地位的影響,但即使教 育普及的社會,社會不平等的現實依舊存在,顯示在教育之外,尚有其他將影響 個人地位取得。連結遷徙與社會流動,便是自遷徙行為著手,從而得知遷徙是否 有助於個人提高社經地位、促成其社會流動。
遷 徙 對 個 人 職 業 地 位 取 得 的 重 要 性 , 在 於 遷 徙 體 現 了 個 人 的 能 動 性
(motility),使之可以自由地離開其出生地往更佳機會的地方流動。這種移動的 能力有助於改變個人天生固著的某些狀態,如種族與族群。不論是黑人或白人,
遷徙者通比留在出生地的人,有更佳的職業地位;遷徙者較未遷徙者有較好的初 職,也較可能經歷向上流動。蓋遷徙可掙脫出生環境的結構限制,較不受家庭責 任義務的羈絆、與家鄉有限工作機會的影響,故其生涯發展有較好影響,因此遷 徙者有較高比例的向上流動(Blau et al. 1967:253)。故在遷徙選擇性的運作下,
高教育與高資本的遷徙者不僅比移出地未移動者有更好的職業地位,也比移入地 的當地人可享有較好的職業地位。
Cote(1997)觀察英國社會發現,個人地位取得除與教育有直接關聯外,更 重要的是遷徙與伴隨而來的結構環境之變遷。遷徙通常伴隨著職業的變動,相較 於未移動者通常較可能進行職業間的流動(job mobility),不論是長期或短期的 遷徙行為皆然(Schroeder 1976;Ritchey 1976;Scholttmann and Herzog 1984)。
職業流動可再進一步分析其流動方向,多數實證研究指出,遷徙者較未遷徙者享 有較高的所得、較佳的職位、較高的社經地位,換言之,遷徙者較未遷徙者較可 能經歷向上流動。Ringdal(1993)運用歷年普查資料,比較挪威境內各項遷徙 行為,發現遷徙者確實較未遷徙者有更好的職業地位,且長距離的遷徙較短距移 動者為佳,特別是在都會區間移動的遷徙者,其報酬是所有遷徙類型中最高的。
遷徙之所以會造成職業地位取得的差異,在於區域間的差別發展所致。Blau 等人(1967)比較美國百萬人以上大都市與一般農村,發現不同區域行業與職業 結構的差異,使都會區的人比農村地區的人有較佳的職業機會。臺灣行業的空間 分布與區域發展有關,高度都市化地帶通常擁有蓬勃的三級產業,都會周邊與工
業城鎮的二級產業,而農村、漁村則以一級產業為多。故當個人進行移動時,所 面臨的區域勞動市場的結構亦隨之轉變,大都市擁有較多的二、三級產業工作,
所能提供的職業位置亦多。
Blau 與 Ducan(1967)則認為遷徙之所以能為個人帶來流動的機會,是因為 遷徙可掙脫個人出生時的結構限制,不僅可超越族群出身的限制,也可脫離家庭 責任義務的羈絆,不受家鄉工作機會的限制,故遷徙對個人職涯發展有好的影 響,遷徙也較可能經歷向上流動。但由於遷徙者無法得到家鄉親友的支持與協 助,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與產業,故亦有向下流動的風險(Blau et al. 1967:251)。
Zimmer(1973)分析都會區中遷徙者職業結構,發現都會區中的遷徙者相較於 留在家鄉的人有較多的謀職機會,且都會區所能提供的職業也較農村社會多元
(Zimmer 1973)。Wilson(1985)比較美國黑人與白人遷徙後的職業表現,發現 遷徙對個人謀求較佳職業確實有所幫助,且對黑人職業流動的效益較白人明顯,
(Zimmer 1973)。Wilson(1985)比較美國黑人與白人遷徙後的職業表現,發現 遷徙對個人謀求較佳職業確實有所幫助,且對黑人職業流動的效益較白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