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一、在媒體論述中，文化創意產業根據哪些原則及價值而運作？
從社論及投書的詞彙整理中可以看到，戒嚴時期的文化政策運作的核心價值 是反共、中心化、中國化與現代化，而社區總體營造時期則是去中心化、在地化、
民主化、生活化與產業化，最後在文化創意產業時期則是商業化、產業化與效率 化。
在戒嚴時期對言論自由限制的情況下，報導論述無法均衡地闡述民眾思想的 情況可以理解，故只有在社區總體營造時期與文化創意產業時期才能從投書中看 到民眾對於文化政策的正反不一的評價與評語。若以數量來看，社區總體營造的 相關社論與投書論述中看到的負面評價比起文化創意產業時期少得多，原因之一 可能是 1990 年代的報紙版面不如 2000 年後的報紙多，所以負載的資訊量比較少，
第二個可能是民眾未習慣公民權行使仍不成熟，言論表達不成熟，尤其是文化政 策向來不是台灣民眾關注的重點。。
但是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批評聲浪卻是來自四面八方，除了公民發聲管道已趨 健全，意見匯流與串聯的速度史無前例外，另外一個重大原因是弊案發生頻仍，
如北美館特展弊案、2011 年百年國慶引發的夢想家事件，到高雄衛武營藝術中 心標案疑雲等，引發民眾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不信任感，所以呈現在報紙文本上 的論述從對於創作者的忽略、文化窄化現象、政策導致資源分配的不均、文化政 被政治邏輯與市場邏輯主導、重視硬體建設勝於軟體、創意人才流失現象、太以 產業、產值，如何進軍大陸文化市場為思考等，在在都看出民眾對於文化創意產 業政策運作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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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這些批評中所提及民眾所需的文化價值與文化需求有提升全民的文化 素養、維護文化的公共性、自主性、多元性、實驗性與草根性等，都與經濟思維 的文化創意產業相去甚遠。
這些論述表示從「文化創意產業」無法滿足社會大眾對文化的想像與需求，
而商業化、產業化與效率化的運作邏輯也印證了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工業具齊 一性、模式化、空虛、具操縱性的批評。
研究問題二、文化創意產業在媒體論述與社會論述的互動與建構下產生哪些討論、
看法與意見？
在談到文化、創意與產業關係的時候，因為政策本身是由政府主導，在經過 部會與邀集之專家學者討論訂政策走向後，再經由媒體報導，建構大眾對於政策 的認知，社論與投書則是在看到這些政策語言後，且經過反思過程再補充或提出 問題的論述，與政府政策論述、媒體報導論述會有時間上的差距，所以文化創意 產業政策在行政院在 2002 年 5 月提出並經行政院核定實施，直到同年 7 月才出 現第一篇討論的投書。換句話說，因為資訊吸收與反思需要時間消化，所以有關 文化創意產業的投書與社論都是在了解官方論述想要表達的與想要推動的目標 後才開始討論、批判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政策、現象等，所以從中可以發現文化 與創意被視為產業後，所衍生的相關討論、不同看法與意見等。
馬庫色曾經揭示語言被僵化為控制社會操作工具的幾個特徵(劉少杰，1993)：
功能化特徵、儀式化特徵、封閉化特徵與形象化特徵。而其中語言的功能化，就 是在與言指稱事物的時候，片面強調事物的功用與操作方法。在文化創意產業時 期，官方的語言描述就具有這種語言功能化的傾向，片面地表達文化創意產業所 具備的功能，以及透過經濟策略的操作可以獲得產值利潤。這種片面的語言使用 僅是對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帶來的好處的強調，或是提倡文化的單一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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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由社會論述的實踐，除經濟之外的文化需求被解放出來，這種文化普遍 需求來自特定歷史條件的制約，例如社區總體營造時期發揚光大的強調自覺與自 決的公民精神，就是來自於對於前期對於專制政局的反動，這些持續不斷的社會 實踐過程使民眾產生對文化政策進行反思與批判的能力。而在文化創意產業時期，
如同文化社會學家所說：「文化產業會經歷飽受非議而持續鬥爭的過程」
(Hesmondhalgh，2002)，所以從社論與投書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民眾如何運 動自己的知識對片面化的文化創意產業語言進行解碼，進而內化成為個人對文化 產業的價值判斷，也對政策產生許多批評。而在經過歸納後，可以發現呈現在社 論與投書中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討論共有政策制定草率、文化被窄化成藝文、文 化消費人口的缺乏與市場邏輯的主宰導致文化環境積弱的問題、文化政策重視硬 體建設勝過軟體建設的本末倒置現象、忽略軟體建設造成創意人才流失、政策的 短視近利導致文化成為展演式活動與問題核心—政策本身忽略了文化等共七項 主題。
研究問題三、從媒體報導中，瞭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背後存在哪些政治、經濟與 社會因素角力？亦即在文化創意產業論述的背後，體現了什麼樣的社會政經形勢 與意識形態？
如第伍章所討論，促使台灣致力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 素，包括 2000 年的政黨輪替造成國內情勢動盪與中共關係的緊張、台灣經濟情 況的惡化，2001 年在內需衰退與國際經濟走衰的衝擊下，經濟出現首度負成長、
功利主義與享樂主義的充斥造成社會價值觀的混亂、而進口流行文化的快速流通 與城鄉人口的不均衡的社會現實造成文化流失的現象。此外，台灣的選舉文化也 是影響台灣社會文化走向的重要因素。台灣選舉文化的形成來自於政治制度與在 這個基礎上型成的資源支配模式，所以每到選舉期間就會出現挑撥省籍矛盾，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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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族群、黑金與賄選、兩岸議題工具化等文化現象(李立、陳星，2007)。
不可諱言，經濟發展問題是西元兩千年後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難觀，尤其在 全球化下的國際經濟運作模式，加入 WTO、FTA、ECFA 等國際性/區域性貿易組 織是提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必要途徑，但在某一國家的經濟危機帶起危機連動 的可能性卻也更大，如美國次貸風暴引起的金融海嘯危機使台灣失業率創下新高，
這種情況使得經濟發展越趨不穩定。而對經濟的不滿意連帶影響了台灣民眾對於 民主政治的評價(王靜興、孫天龍，2005)。
除了國內的社政經因素外，中共的敵對角色一直是影響台灣文化政策走向的 主因之一；戒嚴時期政府視中共為最大敵人，從軍事、政體到文化認同上都具備 二元對立的形式，在官方單一的中華文化論述下，台灣本土的文化失去創造與發 展的機會。
而在 1990 年代，本土化與去中國化成為文化政策的論述核心，而本土化與 去中國化的強調其實也來自於對擺脫中共文攻武嚇心靈反映。到西元兩千年後，
台灣與大陸都致力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共享中華文化符碼釋義權的情況下，
中共成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主要競爭對手與合作對象。甚至表現在文化資源的 競爭上，大陸對文化創意人才的大舉招募也導致台灣文創人才的流失，可以說中 共從對立者到競爭者的角色轉變影響了文化政策論述的邏輯。
總結這些促使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原因主要便是源自於台灣對於生活 環境改善的急迫，而包山包海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內容，也反映了這種急迫的心 理。
而除了國內情勢、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的影響外，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本質 來自於資本主義與市場邏輯，看不到可供台灣社會進行主體性思考的文化論述，
導致政策制定草率、文化窄化、削弱台灣文化環境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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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論與投書論述看媒體角色
社論與投書的角色在時間歷程中可以看到明顯的轉變，如國語運動中，因政 治情勢的轉變使社論與投書從語言統一倡導者角色演變到語言平等的交流平台、
1990 年代建構民眾對文化民主、居民自決的認知到 2000 年後對於文化創意產業 價值的多元化論述。
報紙中的遣詞用字也出現很大的轉變，戒嚴時期的語言使用是威權式的，社 區總體營造時期意見市場開放，開始有民眾提出看法與批評，但詞彙與語句的使 用溫和理性，而在文化創意產業時期，則是用字犀利，對時政的針砭嚴厲。這三 時期的共同特徵是，語言的解釋權被掌握知識的階級控制，大多是涉入者在進行 討論，這裡的涉入者指的是學者、官員、文化工作者與文創業者，可見在台灣文 化仍不被民眾認為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之事，而是由掌控知識的階級主導，也 反映了在台灣的公共領域中，菁英仍是主導公共事務的主要核心份子，所以台灣 在發展公共事務的平等對話、媒體近用權的普及、增加公民的社會參與等問題上 仍有進步的空間。
但不能否認的是，學者、藝文工作者是在自己實際投入文化工作後對文化政 策進行反思的精闢見解，看法仍有其重要性，這裡要凸顯的重點是，公民參與的 缺乏，因為公民本身就是文化與社會價值的生產者，公民角色邊緣化可能帶來文
但不能否認的是，學者、藝文工作者是在自己實際投入文化工作後對文化政 策進行反思的精闢見解，看法仍有其重要性，這裡要凸顯的重點是，公民參與的 缺乏，因為公民本身就是文化與社會價值的生產者，公民角色邊緣化可能帶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