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大報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進程與台灣社政經之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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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維菁博士. 從四大報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進程與台灣社政經之交互關係. 研究生：段有薰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

(2) 誌. 謝. 在許多人給我的協助之下，終於完成了我的碩士論文。首先，感謝維菁老師在論文撰寫期間給予的教導與督促。在論文口試期間內，感謝富美老師以及俐容老師所給予的寶貴意見與指正，讓此篇碩士論文更臻完善，在此表示深摯的謝忱。還有所上所有老師及張姐，在學業及生活上給我的指導及協助，我會永遠銘記於心。謝謝我親愛的家人，爸爸、媽媽、爺爺、姑姑、綺維、周瑾，還有已在遠方的阿公、阿嬤，謝謝你們給我的愛與支持伴我一路成長。還有我的強力支柱以承，你的鼓勵給了我完成論文的信心及勇氣。謝謝我親愛的同學們，姿伶、潘潘、綺韓、秋秋、方您、bug、肯尼、噘森、蓉君姐姐，陪我一起瘋，一起玩，一起埋頭苦幹，一起熬夜寫報告，有你們的陪伴，深感榮幸。最後，謝謝我從小大到一路走來的所有親人朋友，你們的關心及鼓勵，倍感於心。. 2013 年夏有薰于師大.

(3) 從四大報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進程與社政經之交互關係. 摘要台灣的文化政策早期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受政治主導使文化發展曖昧不明；而隨著社會與政治的逐漸開放，則使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轉而與經濟靠攏。本研究以文本分析來探討社論與投書中所呈現之文化價值與轉變，進而瞭解台灣各時期的主要文化政策，尤其是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演變過程與社會政治經濟之間的交互關係。研究發現台灣三個時期的文化政策，其呈現在媒體論述上的核心價值從戒嚴時期的反共、中央化與中國化，到社區總體營造時期的去中心化、在地化、民主化、生活化與產業化，再轉變到文化創意產業時期的商業化、產業化、效率化，其中轉變的過程都與台灣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有密切關係。而對於現階段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從社論與投書中則發現七項建議與批評，並指出對於文化本質的忽略，包括：政策制訂草率、文化被窄化成藝文、文化消費人口缺乏、市場邏輯導致文化環境積弱、重視硬體建設勝過軟體、創意人才流失、展演式文化活動與政策對文化本身的忽略。. 關鍵字：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策、文本分析.

(4) A Text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Using the Four Major Taiwanese Newspaper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Due to the speci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culture policy in Taiwan before 1980s is conducted only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is unclear. Along with the gradually liberation of both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policy of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have turned its way towards economy. This research focus on applying text analysis on editorials and letters of four major Taiwanese newspapers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transforming of culture value, main culture policy in different spans and eventu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the core values of culture policy reflected in media on three main periods in Taiwan can be represented as: anti-communist, centralize and sinicize on martial law duration; decentralize, localize, democratize, civic and industrialize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terval; commercialize, industrialize and efficiency on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imes. It is also addressed that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es between each perio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environment. Seven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indicate the neglect of the nature of culture on current policy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cluding recklessness of enacting culture policy, confinement of culture, lacking of culture consuming, decline of culture environment, overvaluing hardware over software, outflow of creative talent, lacking of long-term plan on culture policy.. Key Word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e policy, text analysis.

(5) 論文目次第壹章緒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後續章節安排…………………………………………………8. 第貳章. 文獻探討……………………………………………………18. 第一節. 台灣的社會脈絡 …………………………………………………………18. 第二節. 文化政策與文化行動 ……………………………………………………29. 第三節. 媒體在文化政策、文化行動中的作用與角色……………………………45. 第参章.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提出前之社論與投書論述……55. 第一節. 政治意識形態宣傳時代之社論與投書論述呈現………………………55.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時期之社論與投書論述呈現……………………………71. 第肆章. 社論與投書論述中呈現的文化創意產業…………………79. 第一節. 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社論與投書之使用字彙……………………………79. 第二節. 文化創意產業之社論與投書論述主題…………………………………85. 第三節. 文化創意產業與社會關係之互動………………………………………100. 第伍章. 以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提出為分界之比較與分析 ………103. 第一節. 不同時期使用詞語之差異………………………………………………103. 第二節. 社論及投書討論主題之轉變……………………………………………115. 第三節. 語言策略、報社立場與輿論呈現………………………………………123. 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128.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發現…………………………………………………………128.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133. 參考文獻………………………………………………………………135.

(6) 圖目錄圖一、共時性概念示意圖………………………………………………6 圖二、歷時性概念示意圖………………………………………………6 圖三、研究方法步驟圖…………………………………………………16 圖四、論文架構圖………………………………………………………17 圖五、「鄉土文學論戰」意識型態對立分佈座標………………………21 圖六、文化部組織架構圖………………………………………………31 圖七、英國之創意經濟結構……………………………………………41 圖八、密鐸提出的政治傳播模式………………………………………51 圖九、台灣各時期文化政策的思想位置……………………………114 圖十、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19 圖十一、各時期社會、政治、經濟出現次數百分比分佈圖………134.

(7) 表目錄. 表一、媒體論述資料之分析步驟………………………………………12 表二、研究步驟說明例文………………………………………………12 表三、五零—九零年代政府文化施政心態作為與民間社會文化活動情形對照表……………………………………………………27 表四、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分類…………………………………………43 表五、台灣文創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44 表六、2000 年後以社論作為研究樣本之學術文章列表………………46 表七、討論戰鬥文藝時使用之詞彙……………………………………56 表八、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相關社論列表………………………………60 表九、討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使用之詞彙…………………………61 表十、戒嚴時期討論國語政策時使用之詞彙…………………………64 表十一、戒嚴時期討論國語政策時使用之詞彙………………………65 表十二、描述社區總體營造時使用之字彙……………………………72 表十三、文化創意產業所用之詞彙與形容詞…………………………79 表十四、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相關社論與投書中使用之詞彙………83 表十五、文化創意研究院相關社論與投書中使用之詞彙……………84 表十六、文化創意產業之投書/社論主題……………………………85.

(8) 表十七、文創法之社論與投書篇名……………………………………97 表十八、文創院之投書/社論主題……………………………………99 表十九、各時期文化政策的詞彙整理………………………………104 表二十、戒嚴時期的文化核心價值歸納……………………………106 表二十一、社區總體營造時期的文化核心價值歸納………………107 表二十二、文化創意產業時期的文化核心價值歸納………………109 表二十三、各時期文化政策之核心價值……………………………110 表二十四、各學派對文化製成品的看法……………………………113 表二十五、各報投書者的職業百分比………………………………127.

(9) 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台灣自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後，配合全球局勢與本土政經條件，產業發展主軸不斷轉變，從初期農業為本之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演變到輕工業、重工業為主，創造台灣早期的經濟奇蹟，累積了雄厚的外匯存底；1980 年代，伴隨中國大陸與鄰近東南亞國家廉價勞力搶佔勞力密集工業之生產，台灣在這波產業移轉中往上提升，致力於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與知識密集之高科技產業，逐步進入資訊與知識經濟時代。此外，近年因工業化大量生產造成資本累積的緩弱與停滯，歐美等西方先進國家為替提高產品消費找尋出路，將希望寄託於無形的文化價值上，例如美學、品牌等，將文化視為一種產業。而產業最基本的定義為：由一群提供相同或相似的廠商所組成，運用資本與勞力從事經濟商品的生產，因此這種「文化產業化」的說法即肯定文化所帶來的經濟價值，文化與經濟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經濟越趨文化性，文化也愈趨經濟性，文化與經濟兩造之間的結合併發出具無限發展潛能的「文化經濟」新趨勢(邱誌勇，2011)，於是在這論述生產的過程中，「文化」與「創意」成了獲取經濟價值的明日之星。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是典型的「後工業社會」，一個高度工業化，以非物質性財貨生產與交換為重軸的資本社會之闡物，其奠基於 1980 年代以來便位居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並藉著全球化風潮、體驗經濟趨勢與數位科技的突變提供之動力發展而來(李天鐸，2011)。文化產物商品化的突顯，主要是全球化帶來的市場競爭，尤其是多媒體科技日新月異，無論是流行音樂或是通俗藝術創作，經大量生產以供應市場需求，使藝術成為日常生活的消費品(郭為藩，2006)。. 1.

(10) 而在這波全球化的影響中台灣亦不能免俗地也開始追逐文化與符號中的經濟價值，企圖在此波文化產業論述中搶得一席之地，進而有了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產生。而事實上，台灣追隨先進國家重視文化的腳步，同時向美國與歐洲取經，但卻忽視了這些國家文化政策背後，各有不同的社會條件和人文淵源，使台灣的文化政策論述常處於矛盾狀態(于國華，2008)，也漠視了文化被簡化、壓迫與宰制的事實。也就是說，台灣揭示的文化創意產業計畫缺少了一種歷史演進的根源性，也缺乏信實的社會經濟數據的佐證；它是一種嫁接複製，甚至是滑稽組裝(李天鐸，2011)。文化創意產業一詞濫觴自澳洲於 1994 年提出的「創意之國」 (creative nation)，並在內文即明確指出「文化政策就是經濟政策，文化創造財富……文化增加價值，並對於創新、行銷與設計具有不可或缺的貢獻。除了文化本身是一個有價值的輸出，對於其他商品的輸出也是有不可或缺的附加價值。可以說，文化對於我們經濟的成功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DCA，1994；轉引自王俐容，2010)」。而依據 UNESCO 之定義，文化產業被認定為：「結合創意生產和商品化等方式，運用本質為無形的文化內涵，這些內容基本上受著作權保障，形式可以是物質的商品或非物質的服務。這個文化產業也可以視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或在經濟領域稱之為朝陽或未來性產業(Sunrise or Future Oriented Industries)，或是在科技領域稱之為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ies)(轉引自花建，2003)」；事實上，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與內容分類很分歧，各國對文化(創意)產業之定義也有所差異，但都可與生產、商品、市場、價值等與經濟相關之詞彙有所連結。普遍來說，在不同時代和社會型態中，當文化與政策互相聯繫時，對文化的看法通常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甚至是由政策所塑造出來(林信華，2009)，而台灣也不例外。台灣文化政策在日本殖民文化、大中國和台灣本土等不同意識型態，以及民營化和消費市場等社會風潮的引領下迭有遞嬗(張譽騰，2007)。台灣的文化政策在戒嚴時期特別強調民族精神之發揚，黨國意識之塑造，對文化的態度持 2.

(11) 以「補助」的心態，並視之為社會秩序維持之輔助策略；1990 年代開始，受到日本「振興地域」概念(劉新圓，2005)的影響，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陳其南主導了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可視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論述的前身)，喊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口號，致力於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文建會，1993)；緊接著 2002 年的「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中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並將其作為施政主軸，文建會對其所作之定義為：「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文建會， 2002)。2009 年，文化創意產業更被行政院列為六大新興產業其中一項，在文建. 會的網站中即明確指出其政策目標：厚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環境、建構文創產業市場拓展機制、培育文創中介人才，促成文化創意與產業接軌、結合區域形成產業群聚效應、推動重點旗艦產業，發揮領頭羊綜效、六大旗艦產業總營業額至 2013 年達 1 兆元；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文建會網站，2012)。在 2012 年文化部舉辦的第一場文化國是論壇台灣數位出版聯盟理事長何飛鵬指出台灣只有 2300 萬人口，市場不夠大，因此產業也必須往外走，要在國際上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文創強調跨界結盟，不同的產業可以激盪出文創火花；文創一定要產業化，像出版、音樂和戲劇等都是文創產業，但必須要建立長期發展機制，而且所有的產業都要與文化結合(邱瓊平，2012.06.28)。「文化」不再只是生命的信念或信仰，還能帶給生活實際的物質幫助；政府對文化發展成為產業的積極與鼓勵，促使不少文創商機的發展，近年來各種形式的文創公司、文創工作者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小從個人工作坊大至文創品牌公司，造成台灣「遍地是文創」的現象，在獲得經濟價值的層面上，文創本身變成一種包裝，而不僅僅是個人創造力的發揮。. 3.

(12)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對文化政策的冀望，也就是企求它能帶給現在的時刻一個徹底的脈絡化，以便我們對自己的瞭解經過批判歷史的檢驗，透過質疑每一個陳述的存在條件，這對左派來說，才是文化政策值得肯定的一面。(Miller ＆ Yúdice，2002). 文化作為一個社會的意義系統，一開始就是人們生存的日常生活空間，但當文化被作為一個議題和政策的對象時，文化已經不是一個社會生活的意義系統，它還是一個被揭露或建構的場域(林信華，2009)。在台灣，由於民主體制的保護與刺激，媒體具有議題與資訊操控的優勢，而媒體作為社會上各方意見、聲音匯集交流的領域，可說是觀察文化如何被揭露或建構最適合的地方。近年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提出，在全球化的潮流與政府的提倡之下，成為台灣再創經濟奇蹟的希望之光，而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也是前所未見地直接與經濟掛連在一起；而媒體在報導文化相關議題的論述，在各方權力的相互競合下，反映出在權力運作的過程中所呈現的主流意識形態。更進一步來說，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而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各種政經權力的運作不容忽視，再將時間拉長來看，政經權力與文化工作者間的矛盾其來有自，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制定，對兩者間的矛盾與文化生產的自主性扮演了什麼樣的作用？對文化生產的結構又造成怎樣的影響？而體現在媒體報導脈絡中，又是怎麼樣的一套論述邏輯？再者，近年來有關於探討文化創意產業或文化政策的論文中，大多集中於個案式的、地域性的探討或是以經濟價值發展的角度出發，甚少以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論述是透過怎樣的邏輯運作，背後有怎樣的權力關係，而這些論述出現的原因又為何，故本研究想超脫過往論文寫作的思考 4.

(13) 方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解構並再整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相關論述。故本研究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觀察，以台灣四大報對於文化政策相關社論報導為主要樣本，著重於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以及文化政策中的利益團體，所謂的文化工作者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以文建會兩大政策主軸：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創意產業為時間劃分點，從報紙論述的差異中來探究在不同政策時期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轉變，並探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影響與論述的改變。文建會長期以來，一直缺乏明確而具體的文化政策，自成立以來，其第一個明確的文化政策，就是社區總體營造(劉新圓，2006)，接著讓台灣公民能夠普遍認識並叫得出來的文化政策就是文化創意產業，故本研究使用這兩個政策為時間脈絡的分界點，並以此作為探究文化政策背後權力結構因素之起點，以歷時性/ 共時性的概念，來看文化政策轉型的連續過程與當時時空背景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因素的流動，特別是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提出後，經濟價值不可否認成為文化政策之核心後，其中所牽動的各種社會影響與文化現象，為本研究主要關注之重點。本文嘗試以共時性/歷時性主軸來描繪出文化政策相關報導論述的轉變歷程。藉橫向與縱向二維向度來看社會結構與文化政策論述發展；以共時性觀點討論在同一時期之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利益團體及社會風氣文化對當時文化在報導呈現上造成什麼影響。再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在不同時期所呈現之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利益團體及社會風氣文化差異所呈現的報導論述樣貌。本文之研究概念圖簡略描繪如圖一與圖二所示：. 5.

(14) 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利益團體社會文化風氣. 1947 台灣省政府文化處成立. 1981 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 1993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提出. 2002. 2012.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提出. 文化建設委員會升格文化部. 圖一、共時性概念示意圖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利益團體社會文化風氣. 1947. 1981. 1993. 2002. 2012. 台灣省政府文化處成立. 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提出.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提出. 文化建設委員會升格文化部. 圖二、歷時性概念示意圖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6.

(15) 總結來說，本文之研究問題可綜歸為以下三點：一、在媒體論述中，文化創意產業根據哪些原則及價值而運作？二、文化創意產業在媒體論述與社會論述的互動與建構下產生哪些討論、看法與意見？三、從媒體報導中，瞭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背後存在哪些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角力？亦即在文化創意產業論述的背後，體現了什麼樣的社會政經形勢與意識形態？. 7.

(16)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後續章節安排近年來伴隨著文化全球化與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視，已產出不少學術論文，然研究主題多侷限於單一個案或單一地區的探討，如：《花蓮市居民對文化創意產業態度之研究－以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例》(張意雲，2012)、《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之工作動機、組織激勵與工作滿足感》(林依瑾，2012)等，雖然有對文化創意產業整體做全面性的檢視的文章，卻多以績效評量、行銷、服務管理的視角出發，鮮少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報導文本進行分析，然而這些文本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至今天景象的軌跡，有助於瞭解台灣民眾普遍對於文化政策看法之變化，故重新檢視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報導文本有其必要性。為了能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做脈絡性的理解，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側重於報紙資料，期望從中擷取相關的資訊及其所代表的時代背景意義，並進行報紙論述的文本分析。雖然媒體文本相當複雜、難以發揮決定力量，但不可否認的是，媒體文本終究是某種歷史決定的產物，可以反映出某個時代中的意識形態趨勢(或時代精神)( Jensen＆Jankowski，唐維敏譯，1996)。新聞文本的時效性使得成為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可以反映初某個時代的意識型態與社會趨勢；報紙文本相當程度地反映了該時期社會對「文化」概念的想像及對「文化」所採取的態度，更具備了意見表達及匯集的功能，故本文欲藉由報紙的文本分析，找出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報導文本的主流論述、其背後所代表的社會意涵，以及媒體文本以哪些意識形態對閱聽眾進行召喚。而就研究方法來說，文本分析與內容分析最大的不同來自於內容分析是對傳播裡的明顯內容作客觀、系統性與定量的描述(Berelson，1952)；文本分析則是針對資料作解析和意義詮釋。 Fairclough(1995；轉引自游美惠，1998)曾列舉出四大理由來申述文本分析應被社會科學界更廣泛認定其價值且加以運用：一、理論上的理由：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為社會學家所關心的 8.

(17) 焦點，而文本是構成社會行動的重要形式。二、方法論上的理由：文本是提供證據的一大來源。三、歷史的理由：文本可以敏銳地感應到社會的變動過程和多樣性，所以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社會變遷指標。四、政治的理由：越來越多的文本有社會控制與支配運作其中，文本分析可以成為一種政治資源，幫助批判語言的覺曉能力。夏春祥(1997)認為，「文本」有其獨特的意義，除了是立基於作品、事物或現象之後或之外「超越」的存在，它作為一種分析的傳統，還是科學間互動的產物。 Fairc1ough 也將文本分析更細緻地分為語言學的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 與互為正文的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二者可互補，相輔相成；除了就文本內部的語言符號作解析之外，更須去注意文本之間的內在指涉關係(游美惠，1998)。. 文本中的論述夏春祥(1997)提到，從「文本—論述」的觀點來說，任何事物都是在概念化為一文本客體之後方利於進行討論，亦即學者透過概念及其外衍或內涵意義來對現實進行切割，並對文本進行論述說明，所以論述可以三個方向來說明：一、是立場，即考察事物和進行說明的出發點。二、是不斷的反省和自覺，展現出論述的歷史動力。三、是在理論思考與實踐取向之間的價值問題。 Fairclough 認為文本分析只是論述分析的一部分，但文本分析做是為擴大探討社會意涵的起點，「互為正文性」(intertextuality)此一概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文」即是符表不斷地產生、活動及再重組的場所；因為「正文」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在「正文」之前及其周圍有其他「正文」，並且在不同層次，以不同形式，或多或少或明顯地呈現出來。……從認識論的層次來看，「互為正文性」的概念擴大了「正文」的範疇，使「正文」跳出本身的侷限，涵蓋了社會層面(于 9.

(18) 志中，1991：215-216)。類似於 Fairclough 的看法，傅柯的基本看法是文本分析是論述分析的一部份，且主張詳盡的文本分析可以加強論述分析，讓社會研究的立論更有根據且能提供更多的洞見，避免單純檢視「文本本身」，不能將文本視為是獨立的分析客體，應該要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以及這些具有建構作用論述的社會歷史，都納入分析(Turner 原著，堂維敏譯，1998；轉引自游美惠，2000)。而傅柯提出權力— 知識(power-knowledge)的概念，突顯了兩者之間的難分難捨；現存知識的形塑體現出正是全力創造了這些知識。權力創造了知識，以服務自身之目的；權力與知識的關係，是如此深入我們所述說的故事中，因此無法立即且明顯地被發現 (Alexander，2006)。在通常意義上，文本總是從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問題，並嘗試著解決這個問題。因而，文本是作為一個演繹的過程存在的，是一種旨在尋求最終解決方案的敘事活動；馬施立(Macherey)指出，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並非一個連貫的過程，而是存在著某種斷裂，只有通過深入研究這種斷裂，才能發掘文本與意識形態以及歷史的關係(Storey，2010)。綜合以上說法，若要通透瞭解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建構/被建構過程與其中之權力運作關係，以報紙上之社論作為研究之樣本主要原因在於其論述本質有助於論述的建構，且社論在公共辯論上扮演積極的角色(Le， 2003)，而投書是由民眾主動闡述意見，發表個人看法，也是一種公共辯論的參與。故藉由社論及投書之文本分析並輔以社會背景政經脈絡的說明，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全面的解答。. 分析策略因文本分析並無一套制度化的研究步驟，過往以論述分析為研究方法的學術文章中也鮮少清楚交代研究過程，導致研究結果偏頗之疑慮；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不以「科學」、「客觀」的假面來自欺欺人，較強調自我反思，似乎也可以是讓 10.

(19) 社會研究成為批判的實踐(游美惠，2000)。也就是說，文本分析提供了社會進行反思的機會，其目的並不是驗證某一事實而是提供更多問題的觀看角度。翁秀琪(1998)則以批判語言學的文本分析五原則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 (登輝)宋(楚瑜)會面的新聞。這五項原則包括(一)及物(動詞)的規則：指涉句子中所呈現出來的事件、過程及其相關事物；(二)語態的規則：指涉的是言者和聽者之間的人際關係；(三)轉換：指涉的是語言使用者對語言材料的操控；(四)分類的規則：指涉語言的秩序；(五)論域的一致性、秩序和統一：達成一致性的作法有指涉、省略、連結、語句(彙)的一致性。而這五項原則基本上包含了 Fairclough 所謂的文本分析中語言學的分析 (linguistic analysis) 與互為正文的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兩大部份。Achtenhagen and Welter(2007)就 Fairclough 在 1990 年代所提出之三向度分析模型—「文本/論述 /社會」將媒體論述區分為三大步驟。 Achtenhagen and Welter(2007，轉引自施進忠、陳可杰，2011)將研究媒體論述區分為三大步驟(詳見表一)：分析廣泛的論述，尋找出普遍論述模式及隱藏於資料背後的論述；分析跨層次的論述，關注於主要與次要論述議題與透過語言所傳遞的意象；連結論述與情境，分析論述與客體資料的關係。依此三步驟來看，在探討報紙文本上的文化創意產業呈現之前，為與過往文化相關政策、文化意義在報導上的描寫做對照，整理相關報導論述有其必要性，以下以 1966 年 11 月 18 日聯合報的社論《瞻望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開展》為例，說明本研究的實際操作過程。而在樣本蒐集方面，首先以「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策」與「社區總體營造」等相關字詞為關鍵字，搜尋《聯合報》之聯合知識庫與《中國時報》之中時知識庫與《頻果日報》的社論與投書資料，因中時知識庫僅收錄 1994 年迄今之新聞，而《自由時報》在 2004 年後的新聞才有電子資料庫，故《中國時報》1994 年之前之社論報導與《自由時報》之社論報導從國家圖書館之「全國報紙資訊系 11.

(20) 統」中的報紙影像線上瀏覽做檢索。在資料蒐集完畢後，接著針對四大報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社論以 Achtenhagen and Welter(2007)所提出之論述分析三大步驟進行分析，探討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對「文化」、「創意」的解釋與描述上的轉折與改變，並將其與戒嚴時期與社區總體營造時期之解釋描述作比較。. 表一、媒體論述資料之分析步驟分析步驟分析說明. 研究問題. 步驟 1 1.隨著時間演變的字詞模式 2.鑲嵌於報紙內的字詞社論與投書中呈現的文創產業/文化政策之價值. 步驟 2 1 關注於論述：主要與次要議題. 2.透過語言所傳遞的意象社論與投書對於文創產業/文化政策所持之立場與其運用的語言策略. 步驟 3 分析論述與客體資料間關係. 社論與投書中呈現對於文創產業/ 文化政策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政策之轉變. 資料來源：修改自施進忠、陳可杰(2011)。. 表二、研究步驟說明例文《社論》瞻望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開展【社論】自從總統明令公佈，定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以來，這一週間已經獲致全國一致的熱烈響應，掀起了一個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教授、學者，以及政黨、宗教暨其他各界人士，分別以集體座談或個別發表意見的方式，抒發了對這一運動的感受和觀點，而已凝成為一個非常良好的開始。我們深感到欣慰的是：在已經反映出來的對這一運動的許多廣泛意見之中，雖則儘有從各種不同角度的闡發，儘有各自特殊的心得和體認；但大家所掌握住的這一運動之基本的意義，內在的特徵，及其應有的方向，則可以說是完全一致，而又絕對正確的。這一因素，我們以為必將構成這一運動邁步前進并獲得圓滿成果的一項有力保證。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現在再看不見有人把民族文化的復興，和民族文化的復古混為一談了。中國文化中的確存在過一份崇古迷古的傳統，儒家之把堯舜之治看作政治上的理想境界，就是一個顯著而典型的例。這種心理情境許多時候不免妨礙了我們的創新和進步。全盤西化論者和今天共匪在大陸所搞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則又從另 12.

(21) 一極端出發，企圖澈底摧毀我們民族文化的根脈，使我們的國家沉淪為一個沒有心靈的軀◆(按：殻/體)。現在，發展中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就正是要從上面兩種陷阱中突破出來，而迎接一個新的三民主義文化世紀之來到。三民主義文化的總目標，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奮鬥課題，毫無疑問也是和現代化的目標緊密一致的結合著。因此，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本質上，也就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些最優秀最有價值的精華，為適應新的歷史環境和新的時代需要，所表現的重生和再現。它不正是固有文化的保衛，而更著重在固有文化的創新和發揚光大。現在所要致力的，尤其是倫理、民主、和科學這幾項重點所在。我們不要錯以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只有倫理的規範，而必須理解其同樣具有著豐富的民主意識和科學精神。君輕民貴之說，厚生利用之論，在我們文化系統中所佔的比重并不算輕。有些被掩沒了，我們現在要從新挖它發掘出來；有些已失落了，我們此刻應努力把它尋找回來。這應該也屬於文化復興的精義之一。我們特別感到復興民族文化與國家現代化之間的重要而又密切的關係。過去談現代化，每每只偏重於科學與民主；現在大家應該省察到，如果沒有倫理這個要素蘊含在內，則現代化一樣可能走向歧途，走入魔道。西方世界現在之出現了所謂「危機時代」，即物質生活具有高度的充分享受，而精神生活方面幾乎陷於一種絕望的虛無狀態，其故即在此。也可以說，現在是西方人文精神墮失的時代；而中國文化傳統中，又恰好蘊藏著一份人文主義的寶貴遺產。現在我們的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把這份寶貴遺產，好好的整理出來，加以運用。不僅自救，而且救人。不僅由此舖建好中國現代化的健全軌道，同時也為窒息中的人類心靈，打開一條光明的出路，恢復它的良知和理性。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更將成為世界文化復興運動的前奏。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的確有許多美好的養料，足以滋潤人類的精神，并有助於人類的心理健康。當然，別的文化系統對未來世界新文化的形成，也都將有它各自的貢獻和融合；但我們的一份，如果繼續在現在所規劃的正確方向上發展下去，相信應該而且一定能夠在這個世界文化復興的大體系中，佔到一個特殊重要和光輝的地位，而決不僅止於足以消滅共產邪說和物本主義的謬論而巳。【1966-11-18/聯合報/02 版/】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上網日期 2013.4.10)。. 步驟一：隨著時間演變的字詞模式與鑲嵌於報紙內的字詞在研究一開始，為找出媒體論述中所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具有的精神、內涵及使命，所以要先找出在論述中描繪「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相關句子，表二中以粗體字標出的句子即為相關描繪。而再將這些相關詞句做語句上的調整，使之更簡潔易解文章中所說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內涵： 13.

(22) (一) 「中國的現代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奮鬥課題，毫無疑問也是和現代化的目標緊密一致的結合著」、「由此舖建好中國現代化的健全軌道」、「復興民族文化與國家現代化之間的重要而又密切的關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重要奮鬥課題是中國的現代化。. (二) 「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些最優秀最有價值的精華，為適應新的歷史環境和新的時代需要，所表現的重生和再現」、「固有文化的創新和發揚光大」、「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把這份寶貴遺產(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好好的整理出來」—中國文化傳統中固有文化的創新和發揚光大、中國文化傳統精華的重生和再現。. (三)「為窒息中的人類心靈，打開一條光明的出路，恢復它的良知和理性」—恢復人類心靈的良知和理性。. (四) 不僅止於足以消滅共產邪說和物本主義的謬論。依同樣的步驟檢視所有有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社論與文章後，歸納媒體論述中呈現的形象。. 步驟二：關注於論述的主要與次要議題與透過語言所傳遞的意象以本篇例文來看，文章的主要主題是強調中華文化復興已經獲致全國一致的熱烈響應(見文章第一、二段)。而次要主題則有(一)全盤西化者與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企圖澈底摧毀我們民族文化的根脈(第二段後半)、(二)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奮鬥課題也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目標(第三、四段)、(三)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引領世界文化復興運動(第五段)。 14.

(23) 依同樣的步驟檢視所有有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社論與文章後，歸納出媒體論述中相關的主要議題、次要議題及從中想要的表達的意象。步驟三：分析論述與客體資料間關係接著從過往研究文獻、文化統計數據、政府檔案紀錄等次級資料等相關資料佐證當時之社會情境脈絡，說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媒體文本論述背後之權力結構。. 沒能提出任何系統化的方法學或分析途徑，是文本分析無法取信於眾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大原因(游美惠，1998)。但是對於社會結構或是細緻層面之社會互動的探究，以文本作為分析資料的研究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文本能夠敏銳地感應社會過程的變動和多樣性，能對社會的變遷提供良好的指引(謝卓君，2005)。故為了增加分析的科學性，本研究藉由名詞、形容詞與動詞等數目字的量化比較來幫助分析，藉以強化每一時期所歸納出的文化價值的代表性。. 分析樣本本研究以文本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並以 195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這段期間之《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之文化政策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社論與投書為研究樣本。然《中國時報》、《頻果日報》、《自由時報》三大報的成立時間較晚，無法提供可研究之樣本，故此部份之研究樣本以《聯合報》為主，瞭解從國民政府遷台後，文化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報導所呈現的文化論述又有什麼樣的變化。本研究每時期研究樣本取樣母體說明如下：一、政治意識形態宣傳時代：聯合報 15.

(24) 二、社區總體營造時期：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三、文化創意產業時期：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而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圖與論文架構如圖三、圖四所示：. 1.社論與投書中呈現的文創產業之價值四大報之社論與投書文本. 論述分析：社論及投書內容之文本分析研究目的：瞭解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策在媒體論述中如何被建構，有哪些規律與原則. 2.社論與投書對於文創產業所持之立場與其運用的語言策略. 3.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與社政經之相互關係文獻分析法：過往研究文獻、文化統計數據、政府檔案紀錄等次級資料研究目的：以相關資料佐證當時之社會情境，說明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政策論述背後之權力結構. 圖三、研究方法步驟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16.

(25) 研究背景. 研究動機.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四大報社論與投書之文本分析次級資料分析(量化). 文獻回顧. 研究分析. 結論. 圖四、論文架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本研究之後續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文獻探討台灣各時期之政經脈絡、文化政策與文化行動及媒體在文化政策中的作用與角色三個部分作文獻之回顧，為後續研究奠定討論的基礎。第三章、第四章及第五章進入研究分析的部分，第三章以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提出前之文化(政策)論述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分析並解釋從政府遷台後，在報紙上所呈現的文化論述為何，而其又代表什麼意義；第四章則是以 2002 年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正式提出為分界點，整理報導文本之論述與價值呈現，進而分析它所代表的社會意涵，在第五章則將第三章與第四章之論述結果，比較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過往之文化之間的價值差異及社會意涵之轉變。最後第六章提出結論與建議。. 17.

(26) 第貳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台灣的社會脈絡台灣在歷史文化的建構上時常要面對強權的侵奪及外來文化體制的介入。如早期西班牙與荷蘭占領、明鄭時期到馬關條約割地給日本。尤其在日據時代強勢的皇民化運動使台灣的文化型態趨向日本化。而在五十年後，在中國與日本對抗的勝利後，台灣人民又再度面臨角色轉換與文化社會性顛覆。而在 1949 年，由於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潰敗後退守台灣，突如其來的大批各省移民大規模地影響了台灣的文化景觀。無論是哪個政權，對台灣來說都是外來政權，台灣民眾從來沒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政府。而長久以來的兩岸分裂狀態形成目前台灣在國際關係中的特殊地位，也導致了省籍情結、民主思潮、台獨理論等，使今日的台灣呈現種種價值觀的衝突與矛盾。由此可知，台灣特殊的社會脈絡對於文化論述形成的重要性，故以下以時間順序探討過往台灣曾發生的重大事件，以期在後續的研究中附與文化政策論述探討的基礎與背後發展脈絡之說明。. 五零、六零年代兩極情勢下的白色恐怖氛圍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變」，導致台灣地區精英呈現真空狀態，透過報利來壟斷暴力的處理方式，也埋下了台灣人的反抗意識，台灣社會開始出現若隱若現的族群對立，只是在國民黨的高壓禁制下難以彰顯(蘇慶軒，2008)；而接下來的國共內戰，台灣更在國共的敵對與拉扯下進入一段暴力統治的時代(吳叡人，2008)。而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更導致久久難以消弭的政治恐懼感。 1949 年 5 月 19 日，中華民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同年 12 月中 18.

(27) 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退守台灣。而 1949 年的韓戰爆發與美國海軍介入台海後，使中共入侵台灣的可能性暫時消失，國民黨在台灣的地位隨著韓戰情勢而相形穩固後而展開，確立其統治權威，完成「國家建制」的初步工程(蘇慶軒，2008)。陳明通(2001)指出，此時期國家呈現以蔣介石為核心，且具備一致性、整體性的形象，這是受到「大中國意識與收復大陸失土」、「反對共產主義及打倒共產黨竊國集團」與「實行三民主義」等三個要素的支撐。而這三個要素都是與國家暴力運作的歷史脈絡有關，涉及到冷戰架構、國共內戰架構及中國政權在台灣的建立(蘇慶軒，2008)。. 政府的文藝政策與反主流論述而自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為了有效進行威權統治，除以縝密的情治系統監控人民言論外，更以意識形態與對媒體的操控描繪民眾的文化想像。所以在此時期官方文藝政策配合來自政治力結構的營運，透過《戒嚴法》、《國家動員法》、《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管制辦法》、以及《出版法》的修正，報紙限制張、限家數的政策等之宰制，文學傳播及其在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副刊)的表現乃遭到極其嚴格的限制與操縱，凸顯執政者把文學藝術之創作與傳播視為「侍從」、「工具」的心態，也出現了藝文工具論的批評(向陽，1994)。雖然如此，雖然屬於少數論述，但反主流的論述仍一波接著一波出現，如《自由中國》自 1953 年的理性主義傾向、1956 年夏濟安等創辦了《文學雜誌》，主張：「我們雖身處於戰亂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所倡導的是樸實、理智、冷靜的作用。」、1957 年創刊的《文星》倡導的西化主義等(向陽， 1994)。而在胡適的看法中，人的文學要有點兒人氣，有點兒人格，要有人味；自由的文學是「不能由政府來輔導，更不能由政府來指導。……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用他的自由—創作的自由來創作」。 19.

(28) 六零年代的國際政局仍是延續五零年代的兩極對抗，再加上越戰的方興未艾，突顯了臺灣戰略地位的重要性。中國大陸於六零年代中期爆發了的「文化大革命」而同時期臺灣政治環境在美國支援下漸趨安全，親西方集團國家多承認臺灣當局政權，國際上的支持也強化執政當局對內威權統治的正當性(沈超群，2007)。. 邁入國家轉型的七、八零年代七零年代初期，美國從意識型態的兩極對立轉向多元權力結構的世界觀，最關鍵的行動是重新評估中共的角色。相對的中共 1965 年以後與蘇俄關係惡化，進而發生一連串的邊境衝突，在北方壓力的進逼下，也希望調整與美國的關係，以平衡蘇俄的威脅。在以「新現實主義」以「共利」為前提下，美國與中共朝向「關係正常化」發展，期待採取「聯匪制俄」的策略。因而調整外交政策，遂逐步放棄對臺灣的支持，逼使中華民國在 1971 年退出聯合國，次年日本承認中共，中華民國開始陷入孤立的國際局面(沈超群，2007)。退出聯合國、蔣中正去世、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等立即造成美金、黃金飆漲，出國人數激增，股票房地產暴跌等社會現象，在在顯示民眾對台灣缺乏信心，而知識份子很容易對「國家」、「政治」感到認同的錯亂與感受到荒謬與虛無(王幼華，1994)。而在經濟方面，因與美國的斷交導致的國際孤立，蔣中正強調「以經濟代替政治」，開始在經濟上推動有根、有整體性、主體性的本土化政策，以十大建設改善台灣的基礎設施、修改投資條例、加強外資引進、設立新竹科學園區與外貿協會，這些政策成效卓越，故在 1980 年代初後台灣開始累積大量的外匯存底(蕭全政，2000)。. 鄉土文學論戰而在七零年代現代主義文學臻至成熟而成為文化主流意識形態之後，「鄉土 20.

(29) 文學」論述，則又以相對的獨立性，既對六零年代現代文學的「西化」論述表示不滿，亦對五零年代的官方論述表示反抗(向陽，1994)。「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乃是台灣文學路線及其意識形態霸權爭奪論述，其中隱然指向台灣文學定位的兩個基本場域，其一，是台灣的，或中國的；其二，是人民的，或官方的，其實鄉土文學論戰並無具體的結論，但影響十分深遠(向陽，1994)，演變成八零年代的「台灣意識論戰」。表面上，這是一場關於文學之本質應否反映台灣現實社會的文壇論爭，但是在實質上，這場論戰卻是「台灣戰後歷史中一次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檢驗」(陳明成 2002)。. 社會主義取向官方論述資本主義取向. 中國立場. 無產階級文學．．三民主義文學工農兵文學．．戰鬥文藝(反共文學) 普羅文學．．人性的文學社會主義文學．．資本主義文學社會寫實文學．．現代文學中國鄉土文學．．台灣鄉土文學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文學．．反帝、反封建文學中國意識文學．．台灣意識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台灣文學. 台灣立場. 民族取向人民論述土地取向. 圖五、「鄉土文學論戰」意識型態對立分佈座標資料來源：向陽(1994)。. 1980 年代民主化的開端—美麗島事件八零年代國民黨政府面臨的情況是，內有政治反對運動的興起，外有美國自由貿易的要求與中共改革開放的壓力；尤其經濟開放直街友利於民間企業的營運，間接培養出大量台灣中產階級人口，而這些人正是當時市民社會茁壯成長的重要 21.

(30) 力量(馮瑞傑，2007)。 1979 年發生的美麗島事件為戰後影響台灣政治發展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如同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美麗島事件帶給台灣社會的影響是多層面的 (劉建佑， 2005)。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的蛻變與啟蒙是負有其重要性的。美麗島事件的發生，象徵戰後迭經挫折的台灣本土人政治運動，準備進入體制抗衡踏出組織化的第一步，即嚴重干犯了當局的忌諱，不惜孤注一擲地予以反撲(彭瑞金，1998)。美麗島事件，也給予了二十幾年來被白色恐怖氛圍壓抑的社會大眾表達的勇氣，開啟了八零年代社會運動風氣的盛行。因為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與中美斷交的影響，使 1980 年代的政治氛圍呈現緊張狀態，也迫使執政當局必須調整其權威的基礎；一方面拔擢本土精英，促進政治整合，另一方面提供在野精英合適的參政管道，這兩種策略使台灣政治必然朝向權威分化的方向前進(蘇顯星，2002)。吳乃德(2000)認為，在民主運動於美麗島事件中受獨裁政權嚴厲壓制之後，一般群眾和運動參與者對價值理念和行動的堅持，終於排除獨裁政權訴諸武力的選擇，而當武力選項被排除，唯一的選擇就是民主妥協，所以群眾與運動參與者的政治行動，就是台灣民主化最重要的動力。而在民主化過程中發生的一連串社會運動風潮，展現了一般群眾和運動參與者對價值理念和行動的堅持的反支配力量，如環境保護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勞工運動、反核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農民抗議運動、校園民主運動、婦女運動等，都表現了不同程度的價值與行動堅持，也看得出強烈的政治色彩。蕭新煌(1992)則將台灣八零年代的新興社會運動產生，歸納為三種解釋模式： (一)經濟發展的外溢 (二)政治權力本身的變化 (三)民間社會的出現與人民力量的結合與壯大 22.

(31) 1984 年 10 月 15 日，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到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僱用的竹聯幫黑道份子刺殺身亡，使政府形象大損，並且受到來自美國強大的壓力，隨後蔣經國於 1985 年表示下屆總統大位不再由蔣家人擔任，江南案成為促使台灣於 1987 年解嚴的關鍵事件之一。而在 1988 年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台灣的本土勢力迅速興起，且本土化更加快速進展，而台灣長期隱而未顯的族群議題在九零年代正式端上檯面，其背後雖然有政治人物的政治理想與信仰，但在政治意義來說是族群與選舉間的密切關係 (彭懷恩，1997)。. 九零年代本土化勢力興起「李登輝時代」(1990-2000)的民主化，可以視為要將台灣擺脫結構觀、以及化約觀的命定式桎梏所作的努力。樂觀的建構觀允許國家有相對自主性，對外要抵制包括全球化、或是巨鄰霸權在內的外部因素，對內則一方面不滿族群式國家的壓制、另一方面則要抗拒國家族群化的誘惑(施正鋒，2003)。李登輝在 1990 年順利連任總統後，1991 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表示不再敵視中共政權為叛亂團體，並打定主意放棄擁有全中國領土的虛幻所有權，希望以放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中國正統的地位作條件，交換對方承認台灣為對等的政治實體(施正鋒，2003)。而在 1990 年十月召開的國是會議，是台灣朝野精英(包括異議份子)第一次面對面溝通、談判的協商會議，為朝野互動從對抗轉入協商的轉捩點(蘇顯星，2002)。而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認為，九零年代的台灣民主化與八零年代最大不同在於族群政治，即李登輝時代開始以民粹主義動員族群，借用民主化達到本土化，有意或無意的朝向建構新國家而行動(若林正丈，1994)。1992 年可以說是台灣族群政治的分水嶺，在 1991 年第二屆國大代表與 1992 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進行遷台後首度全面改選，造成外省人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翻轉成為弱勢群體，而本土族群 23.

(32) 勢力迅速竄升(蘇顯星，2002)。從 1994 年千島湖事件、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訪美與 1996 年 3 月中共大規模台海軍事演習與中共片面中止海協會與海基會的高層互訪，兩岸關係壟罩在低迷的氣氛之中(宋學文，1998)。在同一時間，台灣內部的政治局勢也因為國民黨的內部鬥爭而混亂不堪。在 1997 年修憲的過程中，「凍省」與「反凍省」的爭論，使國民黨更面臨崩裂的危機。而 1999 年宋楚瑜脫黨參選 2000 年的第十屆總統大選，直接造成國民黨的重大分裂，甚至牽動了台灣政黨的大規模重組與首度的政黨輪替，而選後「少數執政」的局面也使得國會衝突更加對立激烈。自解嚴後，民間思潮從原先的伏流地位化隱為顯，成為文化思潮的主調。整體來說，隨著八零年代現代化歷程的加深，與九零年代的後現代文化所帶來的挑戰是主要文化發展趨勢(蘇顯星，2002)。九零年代後期，後現代的潮流對既成秩序進行解構，並造成嚴重的反規範現象，後現代的文化由於資訊的發展，出現形形色色的網路族，各種類的網路一方面打破各種文化生活圈，另一方面又因性別、年齡、職業、階層、族群、信仰…… 等等，不斷形成新的文化生活圈。而在心的文化生活圈組成之後往往又不斷變化、重組，形成開放體系。從經濟層面來說，九零年代的全球經濟出現出乎意料的轉變，首先，日本經濟出現泡沫化現象；其次，美國道瓊指數創新高；第三，俄羅斯經濟危機始終無法解除；第四，西歐國家經濟加速整合，成立歐盟；最後，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主要貿易大國，這些變化對台灣經濟或多或少都產生影響(蘇顯星， 2002)。 1996 年總統大選後，兩岸情勢又較趨緩和，但 1999 年，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自 1991 年修憲以來，兩岸就定位為國家與國家關係，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即所謂「特殊兩國論」，這番說詞又挑動中共的激烈反應， 24.

(33) 而對台灣採取文攻武嚇(許巧靜，2006)。. 2000 年首度政黨輪替 2000 年的總統大選後，台灣首度進行政黨輪替，而明顯偏向台灣獨立的陳水扁總統，在「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下，雖數度展現出國家定位方面變革的企圖心，但結果卻不如預期(許巧靜，2006)。 2006 年 9 月 9 日，因民進黨政府爆發國務機要費、SOGO 禮卷、台開案等多起弊案，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倒扁運動，陸續曝光的政商勾結網路也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降至低點(簡錫堦，2008)。 2008 年第十二屆總統大選，馬英九以 58.45％的得票率擊敗民進黨籍的謝長廷，和平完成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以民主理論來說，台灣已經邁入民主鞏固的階段。而二次政黨輪替，也凸顯了幾項重要意義，第一、政黨政治運作更加成熟，台灣民主化進程又向前邁進一不；第二、台灣多數民眾選擇與大陸改善關係的政策，而非一再的拒絕排斥；第三、代表台灣將逐漸告別族群動員的夢靨(劉華宗， 2008)。. 以台澎金馬名義加入 WTO 1995 年，一個真正具有全球規模的多邊貿易體系—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正式成立。 2002 年，台灣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之名義正事成為 WTO 第 144 個會員，獲得一切會員國的利益，包括一、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二、參與制定 WTO 規範；三、利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與他國間的貿易糾紛；四、加入 WTO 所導致的國際競爭及國外市場機會將刺激台灣的產業結構調整；五、增進全民福祉；六、對台灣整體經濟有利；七、提供與外國政府間經常性的經貿溝通管道(卓慧菀，2002)。 25.

(34) 但加入時值台灣經濟不景氣的時刻， 2001 年台灣全年經濟自 1951 年來首度發生負成長 1.91﹪，且產業結構升級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的破壞」，使台灣面臨重大挑戰，包括耕種規模小，不具國際競爭力的農業、競爭力不敵鄰近東南亞國家的成衣業、運輸、通訊、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開放外國競爭。這些在產業轉型中帶來的勞動汰換導致更高的失業率與社會壓力(卓慧菀，2002)。而 2008/2009 年受到美國次級房貸風暴之影響，全球面臨嚴重的金融海嘯危機。台灣在這波危機中不僅失業潮創下歷年新高，勞動市場議掀起一波無薪休假潮，人民所得差距擴大、Gini 係數增加、消費支出和儲蓄率減少，致使諸多勞工面臨就業、所得縮減與貧窮的風險(陳盈方、呂建德，2012)。 2008 年國際金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度堪稱百年不遇，各國政府為了善後忙得焦頭爛額，紛紛端出振興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與寬鬆貨幣政策以為因應，但到 2012 年情勢仍未見好轉，可能還會演變成「二次衰退」，先進國家民間消費的萎縮也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使得原本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也開始放緩，甚至出現貿易逆差。這些嚴峻的國際經濟局勢讓台灣經濟前景更加雪上加霜(李登輝，2012)。彭百顯(2012)針對當前台灣經濟發展面對的許多問題，包括產業升級、經濟轉型、永續發展及全球化與兩岸競合等，深入探究爭議性的政經關係，認為當前台灣政治主導了經濟發展的方向與作為，致使政經複雜畫了總體政策的制定與資源運用的效率，影響整體社會的經濟成本，所以讓經濟回歸經濟、政治回歸政治才是最好的解決之道。而在兩千年後，因網路科技的發達，許多產品發明與硬體設備的提升，消費者的習慣也隨著科技的進步而不停的演變，2012 年台灣地區可用手機上網的人約有一千六百萬人，大眾對於新資訊的速度要求也更嚴格；在後 PC 時代，最新的典範轉移開始走向個人行動能力時，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與雲端運算等各種相關產品與服務，快速地徹底改變大眾的日常生活(馬道，2012)。 26.

(35) 而 2008 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面對金融海嘯與莫拉克颱風，執政團隊的表現令人失望，使新一波的社會運動開始興起。與過去社會運動不同的是，網路科技改變了公民運動的網絡關係與互動模式。2009-2010 年可說是台灣社會膜體與網路動員的快速成長期(鄭國威，2011)。. 小結從過往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爬梳中可以看出，由於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與鄰近國家錯綜複雜的地緣關係，使台灣在短短百餘年便經歷了三次政權轉移，雖然台灣的自主性與主體性仍然沒有定論，但是在 1980 年代以後，台灣民主發展獲得長足進步卻是不爭的事實。而蘇顯星(2002)也曾就台灣歷史文化發展時期做一個政府文化施政與民間實際社會文化活動情形的對照表(詳見表三)，提供政府—民間文化互動的解釋。. 表三、五零—九零年代政府文化施政心態作為與民間社會文化活動情形對照表年代. 五零年代以前. 政府文化施政心. 民間社會文化活. 態作為. 動情形. 產生現象與影響. 任其發生、消極預民俗及宗教廟會. 官方意識形態禁. 防：軍事統治，政活動尚有活動空. 錮，民間文化脫節. 經掛帥，文化闕如間，惟政府並不支致自生自滅。持五零年代—七零. 助其發生、積極創因政府推動單一. 官方力量強力介. 年代. 設：威權統治，中主流文化，「反共. 入文化領域，文化. 華文化復興運動. 文藝」當道，致鄉淪為統戰工具及. 形塑文化認同。文土文化受壓抑而化施政附屬教育. 教育附庸的邊陲. 沒落，缺乏生機。地位。 27.

(36) 體系下。八零年代. 使其發生、消極預文化活動仍以中. 事權分散、經費拮. 防：解除戒嚴、政華文化為主流，鄉据，硬體重於軟經發展，成立中央土文化逐漸受重. 體，徒具形式的. 文劃專責機關及. 視而興起，地方文「花瓶角色」。. 興建地方文化中. 化中心成立。. 心九零年代. 使其發生、積極創政府以法令、經費文化活動功利設：政治民主化，補助取得主導角. 化、商品化及庸俗. 經濟快速累積、社色，文化朝地方化化。國際化與本土會多元化，積極推與多元化發展，結化、中國化與台灣動本土化發展。. 合觀光發展地方. 化爭議日熾。. 產業資料來源：蘇顯星(2002)。. 28.

(37) 第二節文化政策與文化行動各國的文化政策發展隨著其政經情況有其差異性，但整體而言，文化政策的發展趨勢非常雷同。1950 年到 1960 年這十年間，由於福利國家的出現，文化平等的概念特別興盛；而 70 年代文化產業被視為動態經濟(economic dynamism)與社會轉變的推動力，隨著這種新興觀念出現，焦點逐漸轉移至文化的功能面上；到了 90 年代末期，源自於產業動機所形成的文化政策已臻至成熟(Throsby， 2003)。立法規定、管制規範與津貼補助是政府介入文化市場的三種主要方式 (Hesmondhalgh，2002)。文化政策在二戰後有三次大幅度的轉變，第一次的轉變，從實質上國家單方面的文化提供與散播，轉渡到一種更多元與包容的立場，強調接觸文化的機會與文化活動的參與、推廣多元文化融合論與文化多元性、決定政策方向時，重視地方性與社區性的文化價值等。第二次轉變，是文化主導地位從公家機關轉移到了私人機構；文化變遷的本質和藝術發展的方向，受到商業贊助與私人資助的壓力遠遠大於公家機關的有目的的干預。第三波轉變則是源自於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資本的高度流動性、通訊技術的革新、以及全球市場經濟結構下國家經濟之間相互依賴關係日益增強，這些都在文化上產生了深切且複雜的結果(Throsby，2003)。二戰以來，各國政府文化政策從單方面的文化提供轉變到文化參與、文化主導權力往私人機構移動，對文化產業公司、文化工作者及 1980 年代末以來的消費者來說，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商業環境。簡而言之，市場化的發生創造出一個環境，使文化產業逐漸變成商業投資中一大重要部門(Hesmondhalgh，2002)。而以台灣的情況來說，台灣從 17 世紀經歷西班牙及荷蘭人的占領、漢人來台開墾、清朝官方的治理，再經歷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及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正式從清廷手中割讓給日本，進入日本殖民統治的年代。1949 年國民政府正式從大陸播遷來台並在同年實施了台灣戒嚴令，台灣社會從殖民社會轉變為威權統 29.

(38) 治，直到 1987 年解嚴，台灣才從政治戒嚴時期走向一個更為發展資本經濟的年代，台灣在近代整個歷史的發展中顯現出不同時期的政府政體對國家治理的不同方式，其早期主要為政治的治理，晚期則為經濟的治理，而文化發展相較於政治及經濟發展呈現相對的弱勢，並變成以國家發展為目標的策略性工具(廖世璋， 2002)。至 2012 年止，主掌台灣文化政策的政府部會曾有幾度的轉變，在 1981 年文化建設委員會設立之前，主要是由 1967 年成立的半官方組織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掌文化相關事務，旨在「針對毛共『文化大革命』進行思想戰與文化戰的重要武器」。在當時台灣，所謂的文化就是中華傳統的儒家文化，之後則在教育部之下設置文化局，負責推動。由此可見，文化被作為一種教育和規訓公民的作用，從而決定了官方認定的文化內容，如京劇、相聲、繪畫等(林文斌、吳慶烜，2009)。而在 1981 年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後，統籌全國文化政策的重責大任就移交文建會負責，文化政策的重點在改善藝文工作環境並以振興中華文化本位的人文精神為主軸，「從經濟均富到文化均富」、「建立文化大國」是經常可聽到的政策性口號(郭為藩，2006)。2012 年文建會與行政院新聞局合併，升格為文化部，文化部的業務範疇，除涵蓋原文建會現有之文化資產、文學、社區營造、文化設施、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化創意產業、文化交流業務外，並納入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產業、流行音樂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事業、兩岸交流等業務、行政院政府出版品相關業務，以及教育部轄下 5 個文化類館所，包括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組織從 3 處、4 室、3 個任務編組，增加為 7 個業務司、5 個輔助單位、 3 個任務編組。附屬機關(構)則從 14 個增加為 19 個(參考圖六、文化部組織架構圖)(文化部網站，2012)。. 30.

(39) 圖六、文化部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文化部網站。上網日期 2013.01.06. 本章節主要目的為探討台灣從政府遷台以來，曾經實施過的文化政策與政策所代表之文化理念與意涵。但在文建會設立之前，主管官方文化事務的正式機構一是省政府的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47.4 成立~1998 廢止)，再來就是歸屬中央的教育文化局(1968 成立~1975 廢止)，但皆未有明確的文化政策或施政作為，能提上檯面談的只有因應對岸文化大革命所發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其是由半官方組織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掌，而在這期間，零星穿插了戰鬥文藝、新生 31.

(40) 活運動等政策，但都不離文化復興的核心終旨：反中共的反傳統運動，積極強調傳統文化的復興；而在文建會成立之後，明確的大型文化政策也只有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 文建會成立之前–威權體制下的文化政策. 台灣是南島文化的起源中心之一，又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移植區，四世紀以來，歷經荷、西、日本的殖民統治，文化傳統多元、豐富，但因政權更替頻仍，社會迭經動盪，文化主體價值遲未建立。戰後國民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著重菁英式的西方藝術與中華「正統」文化，政府決策官員，文化工作者多半從「先進國家學成歸國」，自然而然地將外國經驗移植台灣。相形之下，根源於本土的文化傳統受到漠視，保存在民眾生活中的文化環境與藝術資源也被忽略。官方支持的菁英文化與常民文化形成二個互不統屬的系統，後者在快速工商化、科技化的社會環境中逐漸解體，主導文化走向的是深受西方影響的藝術展演文化，與隨現代科技初現的大眾文化。前文建會主委邱坤良，發表於 2002 第三屆全國文化會議. 過去日治時期外來的支配性體治對台實施的日本帝國複製之文化策略，而在國民政府遷徙來台之前爆發的 228 事件使台籍的菁英份子幾乎消失殆盡，加上戒嚴後對語言的嚴格控制導致方言文化發展的低落與鄉土文化的斷裂，諸如此類為方便有效統理國家之歷史發展背景下，國家的文化供給與庶民的文化需求脫節，又在此時期面臨戰後物質條件相當貧乏的年代中，國民普遍已改善家庭物質生活條件為目標而賣力的工作及大量的儲蓄，藝術文化活動是相對十分奢侈的活動。此外，此階段國家政體普遍走向政治與經濟的分離政策，逐漸形成國家文化政治化、民間文化外來商業化之二極化發展。「文化沙漠」一詞，逐漸在 1970 年以後成為國內幾個資本快速發展城市的代名詞(廖世璋，2002)。 32.

(41) 光復時期威權體制在台灣所要建構的是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權，在對外方面，聯合國大會當時美國支持承認國民黨政權的中國代表權(至 1971 年退出聯合國為止)，國民黨把對外引領西方諸國的威信轉化成為對內的威信(若林正丈， 1988，轉引自廖世璋，2002)，官方以體制的力量強力推動符合中國意識的各種文化藝術活動，意圖透過文化藝術表現中散發的渲染力，把官方觀點的美學與價值意識加諸民眾身上，藉以塑造、強化民眾對於中華文化母體的認同，並進一步轉化為對國族國家的依歸(蘇昭英，2001)。台灣光復後威權體制所統理的台灣社會，在反攻大陸的政策前提下，當時總統蔣中正先生對於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在 1953 年增補宣告「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並在該補述中明白告知老百姓們的經濟生產及日常生活方式，應以國家發展為重心(廖世璋，2002)。由於當時國共對峙的政治情勢，「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便呈現發展與管制兩種不同精神，並且特別注重文藝作為精神作戰武器的政治功能(蘇昭英，2001)。蔣中正又在 1955 年進一步提出「戰鬥文藝」之口號，號召及引導藝文界的創作方向，將藝文創作視為作戰，藝文創作成為建設台灣為戰鬥堡壘的一部分，這些以政治因素為考量的文化工作，將文壇的注意力集中到反共政策上，此時期的文化政策主要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戰之用。 1966 年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同年國內正式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對抗大陸中共推動摧毀中國顧有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在 1966 年 11 月 12 日明定國父誕辰為「中華文化復興節」，同年 7 月 28 日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由蔣中正先生擔任會長，這是政府希望借用行政力量來塑造國家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階段(文建會，1998a)，擬定「中華文化復興方案」，並於同年在教育部成立文化局，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並有五向對大陸文化作戰工作以及十項文化推行要項(文建會，1998a)，此時的文化政策主要為用以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而形成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化工作更明確地延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