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語言策略、報社立場與輿論呈現
本文在研究一開始假定報紙做為論述的公共領域，反映了社會縮影，但從報 導蒐集過程中卻發現，報紙的語言策略在這三個時期有很大的差異，而報社的守 門機制對投書的選取上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下面將分別從語言策略與報紙守門 機制來探討其對於輿論呈現的影響。
一、語言策略
戒嚴時期的敘事特色是在寫作上偏文言，所以常出現「悉由於」、「之」等字，
成語使用量大，且多以儒家思想為寫作邏輯根本，再加上典故的引用加強文章的 可信度與論證的正當性。
孔孟思想歷久而彌新，不僅為消滅赤禍的基本力量，亦為中和解救西方世界 因物慾而產生的各種精神痛苦的良劑，今日青年有感於全盤西化之說而自卑自棄 者，悉由於迷途蔽性不究本源之故，我學校教育應特重德育的發揚，不以繩之規 矩進退中節為已足，必教以誠正修齊之道，以「盡己之性」，完成其瑰瑋堅毅的 人格，而後獲平衡的發展，成為真正護衛光大中華文化的鬥士，使我往聖先哲之 道，綿延於後代，宏揚於世界。(聯合報，1966.11.14)
民族文化之絕續顯晦，繫於下一代之能否克負承先啟後的責任。自西風東漸 以來，我傳統文化屢遭掊克，先之以科技落後的民族自卑，繼之以全盤西化論的 薄古非孔的思想氾濫，終之以唯物論的共產邪說之排觝鼓惑，我民族文化樊籬，
一搖再搖，坐致釀成神州沉淪的千古浩劫。推本究源，實皆由於學校教育的失敗，
任令當時的青少年以慕新炫異而迷失本元(聯合報，196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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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社區總體營造時期，很明顯看到用字遣詞趨於白話，淺白易讀是主要特 色。
昔日推廣道德規範的手法，跟我們的教育方式一樣：填鴨式、教條式、威權 式，已經讓一些有價值的道德規範要求變成大家所鄙視的枷鎖，甚至還變成大家 批鬥嘲諷的落伍對象。我建議，一個政策訂定後，一定要縝密思考、一定要大力 推廣，而且宣傳手法也應該要有方法，才不會流於形式變成空談。(聯合報，
1995.06.01)
而進到文化創意產業時期，除了白話之外，為吸引讀者注意，用字語用詞更 加犀利，也會以嘲諷的方式表達，另外也常以反問的方式引導反思，加上容易引 人注意的標題如《得再狗屁一陣的文創產業》、《故宮只能當文創吸金機？》等，
為此時期的主要特色。
用字犀利
這樣的政策，其實正宣告了應為文創核心的創作者，必然與政府認定可扶植 可育成可創投的價值全然脫勾了。文創的源頭不只不受重視，而是早已在整個政 府的文創大業中被切割掉！漠視文創源頭培育的結果，可以預見，必將走上複製 創意、複製發展模式的末路(駱麗真，中國時報，2012.02.17)。
反問式寫作
賴聲川身為兩岸知名大導演的表態。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倒不如說太懂經 濟了。這和這些年來的文化政策走向，恰是很對頭的。亦即，利潤成了可以相加 相乘，成就一個文化人位置的基盤。若只從時下看之，當然，立即會以這便是「文 化創意產業」的遊戲規則來定義之。然而，很明顯的，這些年來，文化政策就是 太以產業、產值，如何進軍大陸文化市場為思考，才會終而因熱鬧昏過了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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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夢想家》的爭議，不是嗎？(鍾喬，中國時報，2012.01.20)
自李登輝總統以來，競選時都要做文化總統，上任後都把文化當政權的點綴，
在真刀實槍上卻拿不出手段，頂多拿些小錢堵文化界人士的嘴。這也不能怪他們，
在政治的場面上，文化實在不重要，文化界不但沒有選票，而且頭腦也大多不清 楚，只覺得文化被忽略，但又說不清楚，究竟希望政府做甚麼？為甚麼政府需要 文化部門？除了為文化工作者提供點奶水外，還有甚麼作用？(漢寶德，中國時 報，2008.04.06)
嘲諷式寫作
近年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成為顯學，政府、企業、藝文界興致勃勃地投入這 個熱門行業。大學亦設立相關系所、學程，推動與文創產業有關的課題，影響所 及，一般課程也開始「創意」，「神話創意經典研讀」、「創新歷史人物分析」、「戰 爭與創意」…紛紛出籠，連「正骨整復師培訓班」、「塔羅牌師資培訓班」都編入 文創產業了。(邱坤良，中國時報，2010.06.02)
二、報社立場與輿論呈現
報紙上的投書都是經過守門人的把關與篩選後才有機會刊登，多少要符合報 社的觀點，而社論本身就代表了報社的立場。所以說話者的重要性，說了什麼、
怎麼說，議題的重要性與當時的社會語境，都會影響到報紙對於投書與議題的選 擇。
然而從上面章節的分析可以看出，社會論述的流動與轉變並非一成不變，讀 者的詮釋，論述在經過讀者個人編碼與解碼轉化與內化後產出意義，不同的意義 詮釋又帶出更多的歧異，在社會論述與媒體論述的互動下，形成改變社會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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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創意產業時期的投書數量的暴增，一方面可能意見市場的開放有關，
一方面是文化與經濟的合體後加重了他的論述分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來自於印 刷技術的發達，所以報紙的版面增加，加深容納度。
中國時報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投書採用最多，在文化事業的版圖上也是四報 中最大，推論可能是中國時報關注文化創意產業論述的原因。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報紙集團紛紛走向多角化經營，且經營範圍大多在文化 事業的版圖上，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社會責任的肩負者，所以兩者角色可能造成 的矛盾不能不重視。
但從社論與投書的內容可以看出，報紙仍守著他們的社會責任，批判與監督 政府政策，但批判與監督的力度是否有因身為既得利益者而有所改變在沒有數據 佐證策的情況下卻無從得知。
論述環境的失衡現象
在計算了社區總體營造的共 13 篇投書的投書者職業後，發現其中有四篇出 自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推手，陳其南先生的手筆，來自學者或文化工作者的各兩篇，
所以在公共領域中真正在談論自我實現與社區實踐的還是知識權力的掌控者，民 眾仍是處於被指導的狀態。
而在文化創意產業時期，在報紙上論述權力仍然掌握在知識權力的掌握者上；
以投書者的職業比例(表二十五)來說，雖然自由時報接受一般民眾的投書最多(25
﹪)，遠高於平均的 14.3﹪，與過去相較一般民眾的意見更容易呈現在公共領域 中，但從表二十五可以得知，總體來說，投書者職業以藝文工作者與學者最多，
各占 30.6﹪，兩者加總起來過半，文化資本與知識資本的掌握使他們更能接近議 題的核心，顯示論述的權力仍然掌握在知識階級身上，媒體上的投書仍是非常菁 英主義的，而一般民眾對文化的想像還是被知識階級給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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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各報投書者的職業百分比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各報加總 藝文工作者 9 (28.1﹪) 17 (36.2﹪) 3 (25﹪) 1 (14.3﹪) 30 (30.6﹪) 學者 5 (15.6﹪) 16 (34.0﹪) 4 (33.3﹪) 5 (71.4﹪) 30 (30.6﹪) 政府官員 3 (9.4﹪) 2 (4.3﹪) 0 (0﹪) 0 (0﹪) 5 (5.1﹪) 文創業者 11 (34.4﹪) 6 (12.8﹪) 2 (16.7﹪) 0 (0﹪) 19 (19.4﹪) 一般民眾 4 (12.5﹪) 6 (12.8﹪) 3 (25﹪) 1 (14.3﹪) 14 (14.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本統計以篇數計算以顯示職業分布，所以有作者重複的現象。
依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概念，媒體是促成理性與對話過程，讓公眾有更多接 觸、思考公共議題的空間，使公民從「菁英階級擴展到現代民主社會中的普羅大 眾」(呂傑華，2011)，然而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到主流媒體的論述權力仍掌握在菁 英階級手中，這種論述環境的失衡現象可能扭曲一般民眾對文化議題的認知與關 注，不利於公共參與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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