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議題

「我是獨子，沒有多餘的選擇，且獨處的老人危險性高，為了有更多時間陪 伴父親，我決定將父親傳承給我的專業養雞場停了，並參加市立醫院辦理的『長 期照護』各項訓練，講習課程，並動手在住宅裡增設了多項的無障礙設施。然而，

在我自認為一切硬體設施都備妥齊全後，父親卻變得更沈默了…」

（沈之竑，2013）

第一節 研究議題

時間回轉到2004 年，獨居於鄉下的阿嬤因為年輕時務農耕作，膝蓋退化一 天比一天嚴重，長年下來行動不便難以自理，影響到阿嬤的生活，沒辦法像過去 一樣到鄰居家泡茶聊天，也不能自行到村外購物，更別說是出遊了。阿嬤的照顧 問題浮出檯面，父親與伯伯、叔叔三兄弟手足之間分擔照顧責任，從誰來照顧、

誰要出錢、跟誰同住…，面對一連串相關的照顧問題，當時仍是國中生的我只有 在一旁默默關心，也沒法提出什麼建議。

憶起年幼時父母親因為事業繁忙，所以我開始了與阿嬤一同在雲林鄉下的兩 人生活，阿嬤牽著我的手去上學、我陪著阿嬤在稻田裡耕作，祖孫倆總是形影不 離。後來因為母親擔心在鄉下念書之後升學會跟不上課業，所以小二的我便轉學 回臺北就讀，即使如此，與阿嬤一同生活的那些回憶都是我的珍寶。隨著我的年 紀一天天增長，阿嬤的身體也一天天衰弱；時間帶來我的茁壯，卻也帶走阿嬤的 健康。歷經幾次的北上開刀，阿嬤在三兄弟各自組成的家庭中輪流居住，並由母 親與伯母、嬸嬸照顧阿嬤，最後因為阿嬤仍堅持想在熟悉的鄉下居住，所以父親 與兄弟們才決議聘用外籍看護工來提供照顧。這趟照顧歷程十年如一日，直到 2014 年暑假阿嬤因為急性腦中風而辭世。後來我有機會踏入社會工作領域學習，

與阿嬤相處的點滴，都成為我想要親近老人、瞭解老人的起點與動力。

外公外婆則是在2013 年決定搬回到祖厝居住，兩人獨自生活彼此照顧，讓 我更能體會到建置長期照顧體系的重要。外公因為曾經中風而腦部受損，使得語 言表達有困難；外婆則是近年來因為雙腳關節嚴重退化，難以自行移動、如廁沐 浴，更別說是煮飯、洗衣等一般家務的自理。這樣亟需照顧的長者獨自居住，且 其子女也因各自的家庭與工作十分忙碌，所能提供的幫助實在非常有限，平時除 了阿姨與母親會去協助家務外，多數照顧工作自然是落在外公身上。自小對於外 公的印象就是寡言與威嚴，是典型下的一家之主，負責工作賺錢養家，平時並未 從事任何家務。然而當外婆因身體狀況退化，與其相守超過半世紀的外公搖身一 變，承擔起外婆的照顧工作，為外婆打點一切日常生活所需，洗衣、備餐、打掃 樣樣來。即使我協助外婆申請居家服務，但每月核定 25 小時的照顧計畫僅能緩 和外公與母親手足之間的照顧負荷；面對外婆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帶來的是日 漸凋零的無力感侵蝕者我們。

回頭看見過去自己家庭照顧的事件，看見傳統孝道規範賦予了父親與其手足 之間對於阿嬤的照顧責任，但事實上卻是由母親與妯娌之間來分擔，往後更依賴 外籍看護工提供。家庭照顧的安排依循性別角色與社會階層邏輯先後轉嫁至家中 女性與外籍女性身上，讓我對於男性在家庭照顧議題中的角色更加好奇，他們在 家庭照顧的經驗歷程為何？又如何因應？另外，我也看見了外公與外婆夫妻之間 的情感聯繫，如何延續著彼此的相互陪伴與照料，而外公的轉變也引發了我對於 男性家庭照顧者的興趣，因為過去感不斷教導著「家務與照顧是女性的責任」的 傳統的價值觀，外公的舉動才讓我發現自己對於性別角色的認知受到社會文化規 範與原生家庭教育的深刻影響，看見自己其實也是個「性別盲」。那麼這些願意 踏入家庭照顧工作的男性，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願意投入呢？或者是不得不的選 擇？他們又會如何看待自己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

臺灣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早在 1993 年超過全國人口的 7%，邁入高齡化社會

（aging society），目前老人所占比率持續攀升，2016 年底已達 13.2%（內政部，

2017）。另外，依據老人生活狀況調查指出（衛生福利部，2014），65 歲以上老人 自訴患有慢性病者更高達81.1%，主要為高血壓、骨質疏鬆、糖尿病及心臟疾病，

需要定期積極回診。由於年齡增長的自然老化與慢性疾病的影響，老人因為身體 功能的障礙或退化而失去部分或全部自我照顧能力，需要他人提供照顧服務。而 對於失能老人的照顧議題，是許多家庭的生活重心；由家人提供直接照顧，也一 直是許多家庭因應老人照顧的首要選擇。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2013）

即表示，臺灣約有90 萬家庭有長期照顧之需求，其中家屬自行照顧者占 65%、

聘請外籍看護工照顧者則約占28%。面對人口老化、醫療資源的使用與支出以及 家庭照顧的負荷，重重累加在照顧關係上，長期照顧需求的滿足成為社會所關注 的重要議題（陳正芬、吳淑瓊，2006）。而擔任照顧者角色的家庭成員，在照顧、

經濟與社會規範的多重壓力負荷下，身心俱疲的狀況十分危急，主要照顧者更尤 甚是；除了造成主要照顧者生心理不可抹滅的傷害外，對於被照顧者也會產生負 面影響，包括照顧者拒絕擔任照顧角色、被照顧者遭受不當對待或虐待等情形都 不容忽視（黃志忠，2014），甚至是家庭照顧者因為長期照顧負荷過重而弒父、

殺妻等家庭悲劇新聞層出不窮（嚴云岑，2016）。面對社會長期照顧資源不足的 情形下對於臺灣帶來的問題與衝擊，艱難處境可見一斑。

在所謂「愛的勞務」的家庭照顧中，家庭照顧者投注許多時間與心力，擔當 責任、犧牲自我，也將照顧壓力與負荷一併承攬下來，使照顧者成為社會的「隱 藏性病人」（hidden patient）（劉梅君，1997）。而將焦點關注於家庭中的主要照顧 者時，國內外相關研究通常都是以女性為主；呂寶靜（1999）指出「家庭照顧女 性化」的現象，照顧家庭中依賴成員的責任經常落在女性親屬身上，且因為社會 性別角色期待不同，使兩性所承擔的照顧責任有所不同，男性通常被期待負責財 務與交通接送，女性則須負責直接的個人照顧。在面臨承擔照顧壓力情境時，女

性更因為必須直接面對被照顧者，承受較高的負荷與壓力。國外研究也提到家庭 中女性仍是家庭中主要的養育者與照顧者，與社會建構的性別角色有關，尤其是 落在配偶與女兒的身上，依據親密關係與親屬關係以尋求支持（Hooyman &

Gonyea, 1995; Dominelli, 2002/2004; Espinosa, 2006）。多數研究看見女性擔任家 庭照顧者的弱勢地位與被剝削的情形，雖然社會期待將男性排除於家務勞動與照 顧角色之外，但男性家庭照顧者卻是隱身其中且真實存在的群體（England &

Tripp-Reimer, 2003; Espinosa, 2006; 陳奎如，2000；吳宜姍，2006；李建德、柯乃 熒、徐碧卿，2006；王淇，2016）。隨著家庭結構、經濟環境與文化規範的變遷，

男性開始實際參與照顧工作的付出、擔任失能老人的主要照顧者，夾在作為「養 家者」與「照顧者」的選擇之間，如何因應新舊價值觀的角色期待，以及如何平 衡角色之間的衝突，是男性家庭照顧者必須面對的議題。

而我們的性別意識透過社會制度與文化規範所形塑，性別角色在我們社會規 範中，認為男性與女性的天生特質有所不同，男性為工具取向、女性則是情感表 達取向，應擔任不同的社會角色發揮各自所長。另外，我們尊崇富有情感的女性 適合作為養育與照顧者，對於打理好家務的女性抱持正面讚揚的態度，但實際上 卻是鞏固了女性以家庭為重和柔弱的角色，是一種性別歧視的表現；而且對於陽 剛氣概過度地推崇，更提供男性在社會結構上擁有支配性權力，成為主導家庭的 控制者、決策者，女性擔任家庭照顧者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呂寶靜、陳景寧，1999；

謝臥龍，2002；黃囇莉，2007）。經過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僅管女性地位有所 斬獲，林麗珊（2014）直指出臺灣對於女性的尊重乃是「私人父權」的讓步，並 不等同「公共父權」有所萎縮。¹男性普遍表示願意分擔家務勞動與尊重女性出外 就業的選擇，但社會上仍有著女性應照顧幼小與長輩的價值論述，以及男性在就 業市場上所佔有的優勢，實際上女性仍置身於父權壓迫與經濟壓迫雙重宰制的社

1 「私人父權」（private/domestic patriarchy）意旨家庭中父親或丈夫的男性角色，女性生活易受到 他們的控制與束縛；「公共父權」（public patriarchy）則是指整個社會文化的形式，包含階級、種 族、職業、政治等等（Holmes, 2007/2012; 林麗珊，2014）。

會文化形式之中。在男性價值迷思掛帥下，造成對男性過分期許、女性不當壓抑，

使性別關係之間的壓力與隔閡仍持續延燒下去。即使男性與女性生理有所不同，

許多差異卻都是來自於社會建構的因素，舉凡語言、法律、科技、文化之中性別 議題屢屢可見，在家庭中的照顧議題更是如此，但多數時間我們卻選擇視而不見。

再來，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的調查，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達 50.8%，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gender arrangement）似乎有所鬆動，男性遇上家庭 照顧議題應已非少數，以因應女性大量投入職場而有所調整。然而多數研究以探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配置（gender arrangement）似乎有所鬆動，男性遇上家庭 照顧議題應已非少數，以因應女性大量投入職場而有所調整。然而多數研究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