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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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魚，是在水中隨處可見的生物，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魚除了具有多樣功能 外，於東西方的文化中亦有多元的意象呈現，是重要的核心象徵之一。在中國文 化中，不乏以各種方式來表現魚類的喻意，諸如圖像：雙魚圖、小兒抱魚等；語 言方面則有「鯉躍龍門」、「殃及池魚」等成語或俗語，也有以魚入題的詩詞以及 儀式等方式去展現魚類的多重意象。
「鯉躍龍門」此一中國傳統俗語，意謂從低處經歷自我挑戰後，終可蛻變成 為與別不同的自我。其實當中存在兩個值得探究的面向：一是鯉的意象，雖則鯉 在唐代有其特殊意義，但本質仍與「魚」此一意象有着緊密連結；二是「躍」此 一動詞背後所意味着的「變化」，鯉透過躍過龍門得以「變化」為龍，兩者之間 表面上形態迥異，內在卻具有深刻聯繫。這句俗語背後所反映的是「魚」既是日 常生活所見之物，亦是中國文化中重要的文化符號，其所象徵的內在意涵與「變 化」此一常見的敘事主題相遇時，這樣的魚類變化敍事在文本的敘事層面及結構 上呈現了甚麼，而其內在意蘊中又為何？若要探討魚類變化敘事以下就從「魚」
及「變化」兩個面向進行探討。
魚在中國文化中地位舉足輕重，因為先民的生活與河流息息相關，逐水草而 居的習性，令他們在擁有豐沛水資源之處逐步建立文明，諸如黃河流域文明與長 江流域文明等。在原始社會中，捕魚乃先民賴以維生的方法之一，魚既作為維持 生命的食物，對先民而言，魚亦具有多產的神秘特質。因此在遠古時，就成為先 民所崇拜的對象之一，同時亦化為帶有特殊意義的文化符號。鄧郁生認為，魚類 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質可作為先民崇拜的對象：
⾸先，⿂之於⽔，相忘⾃得，頗令不適⽔⽣⽽飽受⽔患的初民感到欣羨；
其次，⿂之作為前農業時代的⾷物來源之⼀，乃洪荒先民賴以⽣存的重要 條件；⼜精神層次⽅⾯，⿂則以強⼤的⽣殖能⼒，使⼈賦予其象徵繁衍、
豐收的神秘觀念。1
先民崇拜魚類，是因為其強大的生殖能力（產卵量多），在古時，人口多寡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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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不只是勞動力，亦影響整個族群的存活與否。因此，在先民的想法中，他們 渴求得到如魚一般旺盛的生殖能力，而產生對於魚的崇拜，陶思炎在《中國魚文 化》中又認為：
在⼭頂洞⼈時代，⿂類已在初民社會中展現出⽂化的功能，它不僅作為⼈
類⾷物的可靠來源，同時也構成⼈類精神世界的神秘意象。⿂⾻作為原始 初民最早的飾物之⼀，絕⾮誇張的唯美情感的宣洩，乃出於對⾃然⼒的崇 拜，並寄托著同化於⼤⾃然，受惠於⼤⾃然的祈望。⿂類⼀旦超脫了單純 的⾷⽤價值，成為⼈類物質⽣產與精神創造的對象，⿂⽂化的系統便顯現 雛形了。2
上述的文字說明了先民在「萬物有靈」的觀念影響下，漸漸萌生了對魚類的崇拜。
在「萬物有靈」觀念的影響下，對魚類繁衍能力的渴求，投射到自身之上。而魚 隨時間的遷移，漸漸在中國文化中成了象徵豐盛、多產、繁衍的意味，這些內在 的意義是先民對「魚」特質的崇拜以及與大自然物我合一後，所得出的心靈體悟。
使得魚從物質層次躍升至精神層次，逐漸成為抽象化的符號，帶有豐富的內在意 涵及功能意義。
至於「變化」一詞，李豐楙在〈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 非常」觀點的考察〉一文中有所定義：
變與化即分別取象於蠶與⼈，也就各⾃強調其區別性的特徵：「變」隱喻 着蠶為同⼀形體⽽完全改變，且是較短時間的突變；⽽「化」則是同⼀形 體的緩變、漸變，是⼈由少⾄⽼在形狀上的緩慢的改變。3
從變與化的取象構字⽽⾔，基本上仍屬同類同種的形體改變，所表現的其 實仍是「常」態下的⽣命現象。真正的⾮常性變化則是指⾮類相⽣、異類 相⽣，經由這種⽅式的改變才是徹底⽽完全的，即不同形體之間的改變，
始得謂之化。4
李豐楙從字源學的角度出發，指出「變」及「化」二字背後構成的基礎。「變」
對應於蠶到繭再到蛾的轉變，是對於形體本質上且巨大的轉變，而「化」則是以 人由少變化的姿態造字。然而，「變化」二字在古代中國文化語境中所意味的，
2 陶思炎：《中國魚文化》（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2。
3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 54。
4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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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只限於如其造字內涵中的常態、正常的變化，因為變化是屬於「非常」的，
即如本文即將要探討的「人化魚」及「魚化人」。這類變化不論是形體上的完全 變化或是部份變化，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變化出現在異類之間。李豐楙從鄭玄對
《周禮．春官．大宗伯》「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此一注中，指出「根據 鄭玄注語中所反映的先秦、兩漢人的觀念，即清楚表明凡是種、類相生即是生或 生產，而非類相生則為化、為變」5。從這就建立起一組相對的情況：「生產／變 化」，各自對應「常／非常」。於常態、正常而言，同類相生、相產是人類社會對 於自然界的觀察，亦是從人類認識世界以來的一種穩定的情態。而「變化」卻是 指非類相生、異類相生，甚至是不同形體之間的變化。
李氏從先秦出現的各種變化神話中總結出「變化」的律則「就是『非常』： 非常人物、非常情境及非常能力」，又指出這些變化例子「都是非常人所表現的
『非常』能力；要不就是非常的死亡後，才具有非常的變化」，因而「可知變化 是在『非常』的情況下才能出現的」。6換言之，李豐楙所指的變化就是一種非常 的情態，與常態、正常的生產是相對的，這種相對的關係，背後所反映出的就是 中國人傳統所具有的文化心理：
其實從字源學的考察，就可發現「變」的造字是與「絲」有關的，它反映 蠶變的⽣物⽣命事實，是歷經成⾧──擬似死亡──改變形體⽽再⽣，正 是養蠶⼈所觀察到的⽣命奧秘：蠶的⽣命雖是同⼀形體，卻能以不同的形 狀表現其⽣命……其中蘊含着形體的改變、變形後⽣命的持續、不絕。7 在原始的⽣命信仰中，蠶變與蟬蛻、蛇解之類成為不死的再⽣隱喻，在這
⼀神秘的⽣命不巧觀中，相信只有「⾮常」的⽣命才能突破「常」的⽣命 限制，在⼈類⾯對⽣、產關係之外，成為另⼀種變、化⽣命的神話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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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提及「變化」二字雖取象自然，但由於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生產／變 化」、「常／非常」的影響，「變化」所代表的正是一種非常的情態，而這種情態 在先秦變化神話當中以「變化再生」作為其文化心理結構的呈現。「變化」以超 越常態的方式去完成常人不能勝任的任務，企及他們不能達致的境界，突破了生 命的限制，反映出先民的渴求：不死與再生，奠定了變化敘事的內在基調，往後
5 詳參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頁 48。
6 詳參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頁 74。
7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頁 53。
8 同上註，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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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敘事的內在基調亦有隨此調，亦有因時空背景而有所演變。
總而言之，「非常——變化」這一連結背後其實來自於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 構，與「常——生產」相對。此一內在文化結構所促成的不僅僅是各種變化敘事 的產生，更推動了先民與古代民眾們的思考：若「變化」此一事真的存在，那麼 身而為人又能否有所變化呢？因此，本文雖言以魚類變化敘事為主，然而卻以「人
／魚變化（即人變化為魚及魚變化為人）」為中心探討，乃是因為人類從出生開 始就從各種不同的方向探索事物，不論是向內從心靈尋覓，或是從周遭的環境中 尋求，都是以自身為中心，輻射性地去了解自我或是他者、世界。而人亦與他者 建立連結，更從他者身上更為了解自我，達至一種精神上的啟迪，亦因此會向上 追尋更多的可能性。有鑑於此，本文將以人為中心來看待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變 化亦意味著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卡西爾（Ernst Cassirer）曾言「我們應當把人 定義為符號的動物（animal symbolicum）9」，魚類從生活中的應用到成為崇拜對 象，再漸漸化約成為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符號跟象徵。先民取魚用魚，最後魚作 為一種文化符號演變及流傳，由人與其連結、賦予意義再到符號化的過程中，「人
／魚變化」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因此本文研究聚焦在「人／魚變化」敘事背 後的意蘊，嘗試探尋其內在意義。對於「變化」在各個時代中都有著不同的論述，
無論眾人的取向為何，在研究變化敘事的角度之上，或者可以參考李豐楙之言：
在神話學中自不必如王充那樣嚴肅對待變化的真假，而是將它作為一種文 化現象，從神話思維、隱喻思維的神話特質，希冀理解這些符號形式所蘊 含的意義，把它視為邏輯思維的認識方式之外的另一種觀物、感知的思維 方式，確是表現出原始心靈中富於想像的創造力，對於突破物種限制、超 越死亡大限，提供了一種活潑潑的生命力……尤其從「常／非常」的結構 辨別生產與變化的特質，應是從文化哲學理解中國古神話、古文化的一種 途徑，由此應可較深切地體認任一民族所形成的神話與語言符號正是該一 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產物。10
這樣的觀點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點，從文化心理結構出發，以「常
／非常」的相對觀點去審視「人／魚變化」中的文本，可以凸出其特殊性之餘，
更可較深入地探尋這些變化敘事背後的意義及其文化觀點。另外，魚類此一符號
更可較深入地探尋這些變化敘事背後的意義及其文化觀點。另外，魚類此一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