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本研究的觸發點在於現今台灣社會許多正值青壯的中年子女，在自己生涯發展的衝刺時段，面對 自己摯愛的父或母發生需要照顧的狀況，常會因為經濟或家庭因素，必須要辛苦的、有時甚至是獨自 面對照顧工作的負擔與壓力。這種家庭照顧者角色常是被忽略的，正因為照顧的是自己的父母，有時 這些成人子女可能連自己都看不到自己(陳雅馨，2006)；甚至忘記自己也是需要幫助的(吳若權，2013)。

許多關於成年子女照顧父母的文獻，焦點常常放在照顧過程中的壓力與挫折感受。事實上，透過認知 架構的調整與思維的改變，照顧家中長者的過程可能除了挫折與壓力之外，還有許多的愛、感激甚至 喜悅情感參雜在內(Davis, 2008)。如同彭懷真教授(陳令嫻譯，2016)曾提過，中年人的功課，就在於學 習做個照顧者，因為照顧，是比工作還要辛苦的一個任務。因為照顧是由許許多多的小事所集合而成 的，要應付這麼許許多多的小事，又要任勞任怨、和顏悅色，是需要學習的。所以透過分享照顧歷程 中，每個成人子女的學習自我調適過程，讓正在經歷照顧父母或是即將成為父母照顧者的成人子女，

經由這些經驗的分享，及早學習並且更透徹的認識這個人生的必修課題。

本研究藉由訪談成人子女照顧者，瞭解成年子女的照顧經驗、生活任務衝突的調適以及調適之後 的轉化歷程。伊佳奇(2014)曾說，做子女的人生課題都是在父母需要子女照顧的那一刻才真正開始。

Sinnott(1998)也提到，有感情連結的雙方如果有思考邏輯上的衝突，彼此的感情連結關係往往是醞釀 出「後形式思維」的沃土。因為彼此互相關心在乎，所以彼此都會調整、調適、以建立最佳溝通的平 衡狀態。本研究透過對成人子女照顧歷程訪談內容的分析，以「後形式思維」的架構分析，瞭解成人 子女在照顧過程中，自身與家庭及社會關係的改變，以及自身對超驗也就是自己未來的生命感受。同 時呈現這些受訪成人子女照顧者面對挫折與衝突時，其心理調適與問題解決方式，以及歸納在他們調 適過程中所獲得之自我轉化經驗，這些研究發現，可為家庭照顧者提供關懷與參考，同時為相關學術 的探討增添若干議題與資料。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首先針對本研究的背景及其重要性作一討論。

一、高齡社會與成人子女照顧者發展是當前重要議題

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推算，自今十年後，台灣將進入老年人口超過百分之二十的 超高齡社會，速度是日本的一點六倍、美國的二點八倍、英國的七點三倍，老化速度全球第一。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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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公布的最新資料，截至2018 年 2 月底，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高達 13.93%，台灣 已然邁入「高齡社會」(內政部統計處，2018)。

台灣的人口扶養比（每一個工作者所需要扶養的老人和兒童人口數，數值越高代表工作者負擔越 重）在1950~60 年代接近 1，工作者負擔相當重。當時，由於高生育率的原因「扶幼比（每一個工作 者所需要扶養的14 歲以下兒童人口數）」超過「扶老比（每一個工作者所需要扶養的 65 歲以上老人 人口數）」，曾高達18 倍。爾後，伴隨著平均餘命提高與生育率下降，台灣的人口扶養比逐步下滑，

在 2016 年達到最低值的 0.362，之後再反轉上升，在 2061 年左右達到 0.942。但不同於 1950~60 年 代，台灣人口扶養比自 2016 年之後的反轉升高，主要是人口老化加上少子化的結果。 2016 年台灣 社會的「扶老比」已大過「扶幼比」(如圖 1.1)。根據行政院統計，2016 年平均約每 6 個青壯年負擔 一位老年人照護生活，到了2026 年平均約每 3.5 個青壯年就要負擔一位老年人照護(行政院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4)。

圖 1-1 人口推估表彙編

資料來源：人力發展統計分析圖表彙編，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105 至 150 年)。

http://www.ndc.gov.tw/News.aspx?n=81ECE65E0F82773F&sms=ED8A185F8C0EAF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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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口結構老化的速度之快，已列世界前茅，也使得如何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成為目前 社會最重要的挑戰之一。隨著平均餘命延長，台灣整體社會中需要長期照顧的人口必定增加。行政 院衛福部(2013)利用「2010 年國民長期照顧需要調查」之資料， 配合國發會(2012)「2012‐2060 年 台灣人口推計」，推估 2012‐2031 年之失能人口。 推估結果預計全台灣總失能人口可能由 2012 年 之 69 萬人上攀至 2031 年之 118 萬人， 增加將近一倍；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失能人數則可能由 42 萬人，增加至 93 萬人，其所可能增加的人數超過一倍以上(陳柏琪、張靜貞、陳肇男, 2015 )。

事實上，長期照顧已是台灣國民在人生中必定面對的問題。這不只是年長者本身退休生活的困擾 問題而已，甚至對整體國家安全都有極大影響，因而有學者稱長期照顧議題已成為國安之核心議題之 一(梁華玲, 2014)。台灣社會十幾年前早就一系列的關注老化社會的議題。行政院衛福部並於民國一零 三年成立社會及家庭署，其中即規劃老人福利組來負責主導規畫老人照顧等相關議題。

Cantor (1979)提出的「差異補償」(hierarchical)的支援系統，解釋對老邁者的支援開始來源於最親 近或最親密的關係對象，然後再到較為疏遠的關係對象。也就是說照顧者的差序排列是由配偶發展到 成年子女，再到遠房親戚或鄰居，最後才到官方機構(Greenwell & Bengtson, 1997; Schaie & Willis, 2002；

Walker, Acock, Bowman & Li, 1996)。因此，就長者照顧型態而言，目前主要有三種：家庭照顧、社區 居家式照顧、醫療與私人付費託養體系。台灣社會因為其傳統文化背景因素影響下，「孝順」是成年 子女對於父母有其應盡的養護責任，大部份老人的安養傳統模式即是由家庭負責照顧。所以相較於國 外，家庭照顧在台灣更是長期照顧重要的一環(呂寶靜，1999；林松齡，1993；胡幼慧、王孝先、郭淑 珍，1995；謝美娥，2000b)。

目前由於政府稅收與財務不足，福利養老制度未臻完善，照護產業尚未高度市場化，這些老化人 口中，醫療與私人付費託養體系中所負擔照顧的部份占的比例不高。依照衛福部民國102 年對年滿 55 歲的老人狀況所做的調查報告所統計，65 歲以上老人居住在老人福利或其他照護機構者僅佔 3.4%。

而在同一份報告中也顯示出，台灣有55 到 64 歲及 65 歲以上的老人中合計有超過七成是與子女、甚 至孫子女同住的。因此，除了文化因素，就現實層面而言，家庭照顧(home care, domiciliary care)所擔 負的責任在目前的台灣社會中是相對重要的。近來由於國際上在地老化（Ageing in Place）的概念成 形，逐漸影響民間社會的觀念，我國政府亦開始注意到社區居家式照顧在未來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逐 漸發展出居家照顧相對的社會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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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絕大部分對於長期照顧的關注，仍多數屬於巨觀部分的討論，包括了政府部門與私人機構間 對於照顧責任的分工與照顧型態的提供等，例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與內政部在 2003 年修正提出的

「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2005 年所通過的「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希望藉由提 供經費鼓勵民間團體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到2007 年行政院公布「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預定由政 府投入817.36 億元，引入民間力量參與長期照顧服務供給體系等。到了 2014 年，衛福部甚至編列了 高達 212 億的經費預定透過社會及家庭署的設立，整體規劃老人照顧與醫療照顧的負擔與輔助等工 作。

但是，老年照顧所牽涉到的不僅僅是生理健康方面的照護。台灣社會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薰陶，

同時相對於其他東亞國家或華人社會，臺灣對孝道價值始終保持高度重視(曹惟純、葉光輝，2015)。

重視孝道價值以及希望家庭能夠具備養老功能的運作，實踐禮運大同篇「老有所終」的理想，是臺灣 老人照顧最不同的特色。但在這個自由市場變動的年代，經濟發展之後家庭結構改變，女性投入職場 的比例增多，家庭成員移居較高經濟收益的都市生活，使得能夠真正符合老人留在家中照顧的條件、

或是老人在家照顧的模式都受到一定的衝擊及影響。

長期照顧問題複雜且牽連廣泛，當然需要政府的政策規劃作為與社會支持系統的介入。目前雖然 政府已經注意到台灣社會在高齡少子化的衝擊下，相關健康保險與福利措施的搭配，希望能儘快建立 完整的照顧體系。不過，由於稅收不足與財務預算限制，目前許多長期照護的福利措施政府仍僅重在 修補式照顧，無法顧及到預防服務與社會心理照顧（王增勇，2011）。不論是醫療院所照顧者的責任 與負擔，或照顧勞工的權益與社會福利，到家庭照顧者的經濟負擔、壓力負荷甚至生活意義的尋求，

目前公部門能做到的大部分仍是屬於是集中在較沉重的、需要協助的個案處置。成年子女成為家中長 者的主要照顧者的歷程及其所需要的社會支持系統，卻因為華人孝道觀念與家庭價值的影響，不容易 得到關注。

而在微觀部分，既是身處自由民主社會，標榜獨立自主精神，個人必須面對照顧父母與肩負本身 的孝道責任期許，有些人會遭遇與本身規劃的職涯發展產生衝突、或為了照顧年老的雙親而辭去工作，

失去固定的薪水收入加上龐大的照護與醫療費用而陷入貧窮化等問題。因此，在家庭中有可能因為老 年父母所期待的照顧方式與成年子女所能提供或是能夠承擔的有所不同，使得老年父母產生子女不可 靠的危機意識(胡幼慧，周雅容，1996)。成年子女感到照顧父母的壓力而產生矛盾的情緒(利翠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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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失去社會角色的焦慮(邱珍琬，2008)，或是因為必須以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來同時滿足奉養父母及 扶養子女的需求，產生了「三明治世代的壓力」(劉瓊美，2006)。

台灣社會中的成年子女，不能完全擺脫照顧家老的責任也無從廻避自身老化的問題、甚至面對本

台灣社會中的成年子女，不能完全擺脫照顧家老的責任也無從廻避自身老化的問題、甚至面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