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結論
第二節 研究限制和建議
一、研究限制
1. 理論上的侷限
如張錦華分析：「（Bourdieu 的文化社會學觀點）僅輪廓性地指出當行動者發 現生存心態結構與真實世界或個人利益不合之時，即產生衝突和變遷，但是並沒 有進一步說明行動者如何超越既有的場域或生存心態結構」（張錦華，2010：
256），本文採用 Bourdieu 的思考工具，在解釋【童盟會】參賽者及其家人如何 與製作單位周旋時，覺得綁手綁腳，因為改劇本和退劇本的例子雖然讓研究者看 見生存心態的彈性以及行動者的主動，但同時，參賽者及其家人仍舊受制於場域 規則，他們仍舊依據生存心態而行動，許多時候甚至是不自覺地──也就是他們 並沒有感知到生存心態的存在，還可能以為自己的實踐活動出於自身的意識。正 因為生存心態可以是內化的心理認知結構，所以行動者往往不會去質疑或挑戰場 域規則，反而覺得場域規則合理，此種「誤認」和「幻覺」，使場域結構得以不 斷再製，包括其中的象徵暴力。一言以蔽之，Bourdieu 的理論工具幫助研究者捕 捉行動者和場域之間的互動，但是在解釋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上，受限於該理論濃 烈的結構主義色彩，使研究者難以進一步挖掘行動者的主體性以及可能的解放行 動。或許透過更多經驗性研究的累積，以及針對「行動者的抗爭行動」做成的研 究，能夠挖掘出更深刻的行動意涵和策略，例如 Weitz（2001）研究女性如何透 過選擇髮型來獲得權力。她聚焦於主體的行動，重新定義「抗爭」為「拒絕屈從，
並且挑戰屈從的意識型態」，即受訪者選擇某種髮型的原因是否挑戰了社會對女 性外貌的刻板印象，以清楚區別不同髮型的行動意涵，並且進一步討論這些行動 策略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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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分析上的侷限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研究者只有分析冠軍賽，也因此，無法比較例行的比賽，
包括週賽、月賽和季賽，與總冠軍賽的差別，或許在這些例行賽中，兒童參賽者 的形象會比較符合浪漫童年所設定的兒童形象。此外，因為樣本取得上有困難，
研究者只能拿到完整的第二屆總冠軍賽的檔案，所以無法觀察到第一屆和第二屆 比賽中可能存在的差異。最後，由於訪談經驗和能力是累積的，所以研究者訪談 情形呈現的是漸入佳境，導致前幾位受訪者都有再補訪，而這樣的情形可能讓這 幾位受訪者因為比較清楚訪談狀況，甚至可能比較知道研究者想問些什麼，而說 出研究者想要的答案，降低訪談資料的客觀性。不過，也因為他們和研究者比較 熟稔之後，願意和研究者分享更多的內幕和心情。
二、研究建議
1. 長期追蹤研究
雖然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得以直接與兒童表演者互動，取得他們對參賽和 表演的想法，但是在幾個小時之內，受訪者能夠分享的訊息，以及研究者能夠了 解受訪者的程度，皆是有限的。換句話說，即便有這些第一手資料，研究者仍是 無法判斷兒童的表演經驗──甚至是事業，對他們成長的影響。因此，後續的研 究者若是能夠把研究時間拉長，追蹤兒童表演者的成長過程，例如八歲到十八 歲，或許就能夠解答兒童表演和成長之間的關係，也才能夠判斷演藝圈對兒童表 演者身心健康的影響。
2. 「兒童做為研究者」（children as researchers）97的研究
《兒童權利公約》讓兒童開始被視為主體，並帶動學術界出現愈來愈多「『和』
兒童一起做成的研究」（research ‘with’ children）（Kellett, 2005：5）。然而 Kellett
（2005）發現，目前這類型的研究雖然主張「和兒童一起」，但兒童的參與只做 為輔助。因此，她主張「由兒童研究者做成的研究是兒童研究中的重要組成元素」
（research by childre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hild research）（同上引：8）98，
97 在 Kellet（2005）的文章中，她在研究者前面加上「主動的」，也就是「兒童做為主動的研究 者」（children as active researchers）──這同時也是文章的題名。原因是，她發現目前和兒童一 起做成的研究仍舊是成人主導，兒童的想法無法透過參與研究而反映出來。因此，她強調兒童 的「主動」。不過，研究者在這裡不去強調「主動」意涵，因為主要是想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採 用此一研究取徑或者思考此類研究的精神，以做出更能呈現兒童觀點的研究。
98 然而，Kellett 也強調這種研究方案不是唯一的，而且研究架構以及成人研究者於其中扮演的 角色都還需要繼續建構（Kellet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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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由兒童研究者做成的研究有許多優點，例如相較於成人研究者，兒童研究者 更容易取得同儕的資料；又例如，此類研究有助於兒童在其他社會領域的參與
（Kellett, 2005）。就研究者訪談【童盟會】參賽者的經驗來說，雖然彼此都使用 中文，但是兒童所使用的字詞、句子，甚至思考邏輯與研究者確實有些差異─當 然，這也是訪問其他研究對象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只不過，研究者認為，每個成 人研究者都可能在訪問兒童時遇到這種溝通困難，如同 Kellett 觀察到，兒童研 究者的發問往往和成人研究者不一樣，因為「成人包袱」（adult baggage）和「成 人過濾器」（adult filter）是難以擺脫的（Kellett, 2005: 8）。而研究者做為成人，
帶有的包袱則往往成為訪問兒童時的阻礙。因此，兒童經過成人研究者教授研究 技巧，以研究者的身份，做兒童／童年研究，不僅有上述提到的優點，還能幫助 成人研究者挖掘不一樣卻更貼近兒童本身的研究問題、研究規劃等等（Kellett, 2005）。
另外，研究者發現，參賽者台下的模樣都比台上來得害羞許多，尤其訪談一 開始的時候，話更是不多99。而這可能肇因於研究者－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不均 等。但如果讓參賽者訪問參賽者，情況或許會大不相同。不僅不會有溝通困難，
還可以避免不對等權力關係可能引起的不適，更因為彼此有比賽經驗和心得可以 分享，討論的氣氛應該會熱絡不少，也就能蒐集到更多資料。綜言之，賦予兒童
「研究者」的角色，有取得資料上的優勢，也解決了成人研究者在研究兒童時會 遇到的種種困難；並且，在兒童觀點被創造的同時，兒童群體也被賦予了主體性。
因此，後續研究者可以採用此一研究取徑。
3. 以製作單位為主的研究
研究者在回顧文獻時，發現目前關於選秀節目的研究大多針對閱聽人，缺乏 針對製作單位的研究。然而，製作單位在節目的產製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尤其本研究發現他們較參賽者在節目場域裡占據更為優勢的位置，擁有更大的生 產權力。因此，後續研究者──尤其是有在職身分的研究生100，可能比較有機會
99 從參賽者獲得的資訊相較於家長和製作單位少了許多，尤其他們對劇本、收視率和早熟，都 沒什麼意見。參賽者和研究者分享較多的是比賽心得，例如訪談問題：比賽過程中，覺得困難、
覺得有收穫的地方。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參賽者沒想那麼多，以收視率為例，他 們並沒有收視率的概念，不像他們的家人，知道收視率的功用和重要性；第二，參賽者想法單純，
此點和上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因為他們不像成人想得那麼多，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意見──
以早熟為例，他們的解讀策略只有「否認」，而且理由也簡單（覺得自己的個性如此或者認為同 儕幼稚），不像家長和製作單位有較豐富的說法。而參賽者沒想那麼多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缺乏 社會經驗，但也可能是因為被代言太久、不習慣發表意見。針對後者，研究者認為透過賦予兒童
「自由表意的權利」可以獲得改善，而「兒童做為研究者」此一構想和企劃正好可以做為具體的 實踐。
100 一般研究生比較難接近製作單位。研究者目前只找到一篇以製作單位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 文，作者是政大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因為工作的關係，得以訪問節目的關鍵人物，
包括主持人、導播和評審。該篇論文題為《歌唱選秀節目關鍵元素之產製取向研究─以【超級星 光大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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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到製作單位，可以以製作單位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選秀節目的製作端，包 括製作單位、電視台和廣告商之間的利益關係101；如此一來，也就能夠進一步釐 清收視率的運作和影響，描繪出更為清晰的台灣媒體生態。
第三節 結語：從《台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看兒童表演者的勞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