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五節 Bourdieu 之結構與主體的辯證
研究者無法忽略行動者所在場域的結構力量，因為唯有兼顧場域和行動者兩 者的討論，才可能真正釐清行動者的處境，也才能得到更動態和完整的事實圖 像。有鑑於場域和行動者之間並非二元對立，而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本研究 使用 Pierre Bourdieu 日常生活言行理論中的概念，做為研究的分析工具，來梳理
【童盟會】製作單位、參賽者與節目本身的動態關係。以下就該理論中主要的幾 個概念做整理：
一、場域 （Field）
對 Bourdieu 來說，社會結構是一個動態的空間，而此一動態性恰好證成行 動者的重要性（張錦華，2010）。因為社會結構「為行動者的具體實踐提供客觀 的制約性條件」，它本身則「仰賴於行動者的整個實踐過程」（高宣揚，1998：942）。 場域也是一樣，隨行動者而變動──因為行動者會依據所在位置，運用手中的資 本，爭取對自己更有利的位置，所以場域的動態在於「具體的實踐活動」。換句 話說，雖然場域定義為「由各種客觀權力位置關係所構成的網絡形構」，但更重 要的是，這些權力位置的分布是動態的，視行動者「擁有的各種形式的資本」而 定（張錦華，2010：236-7）。
【童盟會】參賽者因為年齡36、個性和家庭背景等個人因素或社會條件的不 同，會有不同的經濟、文化資本，在節目的產製中所處的位置也就不一樣。又因 為個別參賽者欲追求的「有利位置」不盡相同，所以與場域互動的情形也會不同。
意思是，即使同樣處在【童盟會】裡頭，基於場域的動態性，行動者仍會有不一 樣的互動經驗，會經歷不甚相同的狀況。製作單位當然也不例外，工作資歷、職 務和個人抱負等等都會影響他們在該場域的實踐、與該場域的互動。
36 【童盟會】僅限制參賽年齡在 12 歲以下，所以參賽者的年齡分布仍分歧，而年齡會影響參賽 心態，舉例來說，對小六的參賽者而言，站在該舞台上的機會就剩那麼一次，相較於小一的參 賽者，他的比賽壓力自然就比較大，場域規則對他的制約力，也相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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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者（Actors）37
行動者會運用各種形式的資本，爭取對自己更有利的位置，換句話說，日常 生活言行理論預設行動者「有一種追求利益（interests，泛指各種價值）的動機」
（張錦華，2010：238）。行動者的實踐除了受動機影響之外，還牽制於場域規則，
就像在一場遊戲裡，參與的成員「認同遊戲規則，並認為是重要的活動，在既有 條件下設法採取各種策略」（張錦華，2010：238）。
說到遊戲規則，Bourdieu 特別說明一點：雖然行動者有追求利益的動機，但 不一定意識到行使策略的動機，而且有些時候，甚至沒辦法自行選擇場域
（Bourdieu, 1998；轉引自張錦華，2010：238）。換言之，雖然【童盟會】參賽 者有不盡相同的參賽動機，欲追求的有利位置也不一致，但是進入該場域之後，
可能不自覺地就接受了場域裡的種種規則。對製作單位來說，也是一樣。即便他 們入行的動機、對工作懷抱的理想都不相同，但是在生產節目的過程中，他們都 必須服從遊戲規則，畢竟他們僅是這場遊戲中的一個遊戲者，不能自行制定規 則，也唯有如此，遊戲才能進行下去。
不過，當規則與生存心態產生衝突時，例如參賽者無法接受製作單位的劇 本，行動者會主動運用生存心態，以求發揮最大效益。事實上，場域規則時常和 生存心態相衝突，因為行動者身處於多重場域，時時面對不同場域的挑戰，唯有 主動才可能回應並實踐其追求利益的動機。
最後要特別說明，在【童盟會】節目場域中，有兩群主要行動者，包括第一 群的參賽者及其家人，和第二群的製作單位。將家人和參賽者歸在同一類的原因 是，兩者不論在社會關係上（親屬），還是在利益關係上38，皆達一定程度的不 可分割。然而，也要另外強調，即便兩者關係如此緊密，在本研究的分析過程中，
他們仍被視為「獨特的個別團體」；意思是，將兩者放在一起討論，是為了捕捉 參賽者與家庭場域的互動，及其對參賽者與【童盟會】節目場域互動的影響。簡 言之，行動者所在的場域和抱有的生存心態是多元且動態的，所以在觀察節目場 域的同時，不能忽略其他場域對行動者的作用，也不能忽視不同場域之間的交織
37 目前對 Bourdieu 理論中的「人」的翻譯和解釋，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行動者」（Actor），
另一種是「施為者」（Agent）。前者強調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展現 Bourdieu 對主體和結構之間 辯證的重視；後者則是強調結構對主體的種種限制。研究者認為，施為者唸起來拗口，而且較難 望文生義，於是選擇「行動者」一詞，然而研究者在致力挖掘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時，不忘結 構對個人的束縛。一言以蔽之，在本研究中，「人是受限的行動者」（蘇碩斌，電子郵件，2012.10.22）。
38 研究者於研究背景指出，不論哪種類型的兒童選秀節目，家長才是主角，因為兒童的社會位 置附屬於家長，而且選秀節目的初衷也往往不是為兒童的利益著想。此外，在文獻中，探討童 星如何滿足成人對童年的懷舊情感和凝視慾望時，也發現家長──廣泛地說則是全體成人，往 往是背後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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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三、生存心態 （Habitus）
生存心態「一方面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在個人意識中內化了的社會行為 影響的總結果」，另一方面則指涉「長期實踐的經驗因素」，因為它會去「指揮和 調動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方向，賦予各種社會行為特定的意義」。綜言之，它具備 意識、實踐和社會層面的意義，是「人的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尚、行為 規則、策略等實際表現及其精神方面的總根源」（高宣揚，2002：194）。
而它與行動者的關係是，行動者會主動運用生存心態，以克服不同場域中的 種種挑戰。所以，生存心態是變動的、彈性的；它「既是被結構的結構，同時它 又是能生成結構的結構」（高宣揚，1998：936）。也因此，在使用生存心態此一 概念時，不能拘泥其簡單的定義「一套持久的預設及原則」，更要對其「彈性靈 活態度」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覺（劉維公，1998：21-2；轉引自張錦華，2010：
241）。
因此，在觀察【童盟會】裡的行動者如何與該場域互動時，不能單以該場域 的規則做為唯一依據，更要注意到行動者身處的其它場域的規則如何與該場域的 規則相衝突，行動者又是如何主動地、彈性地運用生存心態。
四、資本 （Capital）
對 Bourdieu 而言，資本不限於物質形式，可區分成「經濟資本」、「文化資 本」、「社會資本」和「象徵資本」。經濟資本包括生產因素（例如土地和工廠）、
財產和收入；文化資本又可分成三種形式，包括「被歸併化的形式」（例如秉性 和才能）、「客觀化的形式」（例如文化財產）以及「制度化的形式」（例如文憑）；
社會資本即是因「社會關係網而把握的社會資源或財富」，例如頭銜；象徵資本 則表現在「聲譽或威信資本的累積」等等的「象徵性現象」上（高宣揚，2002：
248-52）。
將上述四種資本依序放在【童盟會】中討論，需注意的是：第一，參賽者的 經濟資本幾乎等同於他們家人的經濟資本──除了參賽者透過資本的轉換而獲 得的經濟資本之外；舉例來說，交通費、治裝費，以及才藝補習的費用等等都是 由參賽者的家人支付。第二，一般社會認知中較高的文化資本可能不適用於【童 盟會】；例如英語能力反而不吃香，因為民視的主要收視群是講台語的人口，所 以演唱英語歌曲不比會唱台語歌曲來得有利；事實上，製作單位會鼓勵參賽者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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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演唱台語歌，也會要求以演唱英文歌曲為主的參賽者至少要唱個中文歌。第 三，對參賽者來說，與觀眾的關係39格外重要，因為觀眾的喜愛會反映在收視率 上。第四，要在【童盟會】裡建立「信用」、「權威」，收視率是最為重要的衡量 標準；換言之，不論對參賽者，還是製作單位來說，唯有表演和工作表現化作收 視率數字，才可能受到認可。
另外，不同資本之間可以相互轉換，但是資本在轉換時，僅限於「功能的發 揮，卻不可完全取代」（林富美，2006：58），而且「每個場域都會設定具有價 值的事物」（張錦華，2010：246）。換句話說，同一資本在不同場域中的優勢程 度不盡相同，所以行動者必須先分辨該場域的優勢資本，以透過不同類型資本的 轉換、累積和取得，為自己爭取有利的位置。
研究者就觀察到，雖然【童盟會】是歌唱選秀比賽，但是有些時候參賽者的 故事性，比他們的歌唱能力還要重要，因為根據製作單位的說法，觀眾愛看是主 要的考量。顯然，在【童盟會】節目場域中，資本的價值基礎在於「觀眾是否愛 看」。
進一步地說，當「觀眾喜愛」成為舉足輕重的生產原則，「收視率的象徵體 系」是否油然而生？意思是，當行動者的實踐活動奠基於收視率的多寡，【童盟 會】場域中的資本轉換是否都將立基於「收視率資本」──「可否轉換為收視率」
以及「可以轉換成多少收視率」？若是如此，行動者在收視率象徵體系中，如何 自處？例如，製作單位該如何拿捏賣點與道德、參賽者如何來回於夢想與商業運 作之間。
五、象徵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在 Bourdieu 理論中，「象徵體系既具有將社會結構化的功能，也是被結構 化的結果」；它既「提供認知功能和傳播功能」，也「扮演統治的效果」。再者，
因為它「促使被統治階層接受現有的統治秩序」，所以它其實也是一種象徵權力
（Bourdieu, 1977a: 117；轉引自張錦華，2010：248）。並且，當象徵權力被「強 制運用」，使得「被統治者視既有統治為理所當然，且是合法合理」之時，象徵
（Bourdieu, 1977a: 117；轉引自張錦華，2010：248）。並且，當象徵權力被「強 制運用」，使得「被統治者視既有統治為理所當然，且是合法合理」之時，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