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的推論

本研究的對象為台灣北部地區大學女性，但由於研究者在時間及人力上的限 制，因此抽樣方式採立意抽樣。雖然樣本數達 948 人，但因未採隨機抽樣，樣本 可能有區域性的差異，因此使研究結果在推論上受限。

另外，在第四章第五節的研究結果，因之前未有研究針對親職化程度的轉變 與愛情關係適應情形做直接性的研究，且本研究中從 948 位樣本中所篩選出來的 親職化改變組人數僅 13 人，除了樣本人數偏低較無法做較廣泛的推論外，也發現 具有高度親職化且其親職化程度在進大學後有顯著降低者，人數並不是非常多。

探究原因，可能在測量過去和現在親職化的時距相差不大，受試者生活經驗的改 變性亦不大，建議之後做相關研究時可拉長過去和現在的時距，或許能看到更明 顯的改變。

再者，親職化程度對於愛情適應關係的影響或許只占了某部份，尚有其它的 因素待探討，因此若有機會以質性研究做進一步的探究，應可了解更多影響的層 面。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關係性自我量表」(Relationship Self Inventory，RSI) 為 Pearson 等人（1998）以 Gilligan 女性發展概念為基礎，後參考 Jorden(1991) 等人所提出的關係中自我理論(Self-in-Relation)加以發展而成。研究者在進行 預試時，即發現各分量表進行因素分析後，某些題目的因素分析結果會使其從原 來的分量表變成屬於另一個分量表，特別是原屬「連結性自我」分量表的題目，

在經過預試因素分析後，很多題的因素負荷量都偏轉至「平衡關懷」和「以他人 為首」的分量表。在篩選題目的過程中，研究者將因素負荷量過低或偏離過多的 題目刪除，並針對因素負荷量高的題目和指導教授討論，依照文獻及題意重新進 行歸類。

雖然最終篩選出關係性自我量表共 38 題，但在「平衡關懷」分量表 11 題中 有 3 題原屬「連結性自我」；在「以他人為首」分量表 9 題中有 1 題原屬「連結性 自我」；而在「連結性自我」分量表 9 題中有 1 題原屬「平衡關懷」、1 題原屬「以 他人為首」、另 2 題在預試時因素負荷量偏「平衡關懷」。由此可見此三個分量表 中的題目在某個程度上會造成受試者的混淆，而無法測出真正的意涵。

以上的情況在 Pearson(1998)原量表中並未出現，研究者推測可能是華人文化 的關係，例如 32 題：幫助他人最重要就是去愛他們。國外量表原屬「以他人為首」， 但研究者預試時則發現偏「連結性自我」，因此在正式量表時歸到「連結性自我」。 因為在華人文化中，「愛人」與博愛的精神相似，是一種與他人友好與連結的方式。

除此之外，文字背後的意涵亦隨國情而有所不同，例如 16 題：和別人的關係是我 對自我認識裡的核心部分。國外量表原屬於「連結性自我」，但預試後的因素負荷 量偏向「以他人為首」，由於研究者和指導教授皆認為若將他人視為核心，是一種 過度重視他人的展現，因此正式量表歸在「以他人為首」。其它題目亦有類似的情 況產生。

至於「分離式自我」的題目，雖未有上述因素混淆的問題，但事後在研究討 論時發現，有些題目偏向華人文化中「自私」的層面，例如 28 題：我做決定時是 以什麼對我自己最有利來做決定。第 10 題：我相信自己必須為自己的事著想，讓 其他人自己去替他們自己的事操心。這些題目意涵或許在國外所展現的是獨立自 主、分化的概念，但在華人社會卻有自私、只圖個人利益的意思。

由於施測題目攙雜許多文化因素，以致於研究者在結果分析時發現，許多研 究結果偏離合理範圍，像是「分離式自我」越高，愛情關係適應中「共生」程度 越高。究其原因，可能與研究工具在某些意涵上受到中西文化的影響，以致於未 能測量出原先所欲測量的面向有關。

三、 研究變項：缺乏孝道測量

本研究以華人孝道文化為背景進行研究結果的討論，但並未對受試者施測

華人孝道相關量表，因此在研究結果討論時只能從文獻加以支持，未能有客觀數 據加以印證，因此在文化脈絡這部分的討論未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