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職化、關係性自我和愛情關係適應之間的相關研究

一、 「親職化」與「愛情關係適應」的相關研究 (一)親職化對愛情關係適應之正負面影響不一

有著親職化特質的個體，是如何面對己身所擁有的愛情關係？這個議題一直 是研究者所感興趣的領域。

「親職化」被視為是親子三角關係中的一環(Kerr & Bowen，1988)，這意味 著有著親職化現象的家庭，其親子間界限傾向模糊，次系統間有越界的現象，當 親子間的界限不清楚時，對整個家庭的運作、個人的人格特質與人際互動方式而 言，皆會產生影響。

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指出，子女「親職化」一直以來都被家庭 系統理論學家視為是非常重要的結構模式。當一個孩子被假定為一個照顧父母的 角色時，這關係模式被推測會內化到這個孩子，並形塑成他的人格。這些親職化 子女在其面對原生家庭時，因過度擔負起父母的責任而被剝奪了滿足自我的需要，

也無形中影響了他們在人際中施予(giving)與獲得(taking)的平衡。因此，當這 些親職化子女長大後帶著這樣的模式去經營他們的愛情時，對他們的愛情關係所 造成的適應與影響，即是本節文獻探討所關注的焦點。

Bourassa(2010)在其研究中以 219 位戀愛中的大學生以及其中 39 位的戀愛對 象，進行兒童期親職化、依附關係及愛情關係中照顧者特質的測量。結果顯示在 兒童期有親職化現象的受試者，在其愛情關係中也會展現親職化的照顧模式；此 外，受試者兒童時期的親職化經驗會影響愛情關係中與另一半的依附關係。

Levine(2009)使用回溯法針對 233 名成年受試者，了解他們孩童或青少年期 親職化程度與隨後的成人心理社會的苦惱(Adult Psychosocial Distress，APD)，

並以親職化量表(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FRS-A)和生活苦惱量表 (the Life Distress Inventory，LDI)進行測量。結果發現在孩童及青少年期經 歷較多破壞性親職化經驗者，會經歷到較多親密關係上的困難。

有研究以 83 對夫妻及他們青春期的子女(平均年紀 15.26 歲，男女比例約各 半)進行研究，研究發現親職化和父母的婚姻衝突、子女青春期的威脅感、親子間 低度溫暖以及子女介入衝突的傾向有關。結果顯示親職化子女報告較多內化或外 化的行為問題，且在親密人際關係中較無法勝任，這些負擔沉重的子女較易在關

係中發展不適應行為(引自 Levine，2009)。

Larson 等人(2001)以 172 名酗酒者成年子女及 771 名非酗酒者成年子女進行 約會行為、焦慮感、親密感、信任、承諾及關係滿意度的探究，結果發現酗酒者 子女較非酗酒者子女報告較多的焦慮感，其中男性會出現較少的承諾、親密感、

信任和關係滿意度，此研究說明酗酒者子女在經營愛情關係上的困難。由於許多 研究皆指出酗酒家庭的子女有著高度親職化(尹東明，2004，廣梅芳譯；Tompkins

& Dendere，2007)，因此研究者認為此篇論文可作為親職化者在愛情關係適應的 參照。

但有趣的是，國內某些關於親職化和愛情關係的研究，卻得到不太相同的結 果。黃宗堅、呂旭亞及洪素珍(2006)研究發現親職化程度越高，反而對男女大學 生的親密關係適應，產生正向的調節作用。黃宗堅與周玉慧(2009)在其親子三角 關係類型與親密關係適應的研究中發現，「子擔親職型」的大學生知覺到親密關係 中有較少的衝突、矛盾和緊張；他們也同時知覺到親密關係中有較多的自主空間，

並且在親密關係中是適應較好的一型。由此可見，在華人文化之下，照顧他人與 分擔責任經常被肯定與鼓勵，親職化行為被視為孝道的表現，在被讚許與肯定的 氛圍中，某些時候並不會為個體造成適應上的困擾。因此研究者認為，對某些親 職化者而言，他們在原生家庭中所獲得的正向回饋可能遠大於負向，因此也讓他 們持續將這種特質應用到愛情關係中，因為他們會預期正向回饋模式會再一次在 愛情關係中出現。

這樣的結果與長久以來親職化對於親密關係的影響並不一致，而這部分的差 異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以多數國外的研究結果觀之，親職化對個體在關係的經 營上，確實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但對華人社會而言，親職化似乎有著減少衝突、

穩定關係的功用，對個體在經營關係上帶來正面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將加入華人 文化，希望能從全面性的觀點探討親職化對個體的影響。

(二) 親職化程度轉變對愛情關係適應的影響

目前研究者所接觸的文獻中，尚未有研究探討女性親職化程度的轉變對其在 愛情關係適應上的影響，故研究者嘗試從其它相關的文獻中進行討論。

親職化對個體的影響狀況不一，某些文獻發現親職化對個體產生正面影響(張 虹雯，1999；郭孟瑜，2003；侯季吟，2007：柴蘭芬，2007；Tompkins，2007；

Hooper，2008)，但某些文獻卻認為親職化對個體的負面影響力較大(吳嘉瑜，2005；

陳慧珊，2008；簡匯育，2011；Jurkovic,1991；Jones & Wells，1996；Wells &

Jones，1999；Chase & Deming，2000；Levine，2009)。從以上文獻顯示親職化 對個體的正、反面影響尚無定論。

再從酗酒家庭中的親職化子女做探討，尹東明(2004，廣梅芳譯)將酒癮症者 的孩子某程度上視為親職化子女，其研究發現此種孩子很難學習到如何愛自己與 愛別人，成年後與他人的適應狀況亦有困難。但 Tompkins 與 Dendere(2007)的研 究則發現，酗酒家庭中經歷親職化的子女，若能與未有酗酒問題的父親、母親或 是手足保有支持性關係，他們反而有較高的自尊、較少的物質濫用問題及較好的 適應能力。上述兩個研究皆與酗酒家庭中的親職化子女有關，但卻顯現正反兩種 不同的結果。這兩種結果的對照引起了研究者的好奇，雖然在結果討論時尚需考 量各研究樣本背景及不同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但卻顯示親職化對個體並非總是 負面經驗。當個體在經歷親職化時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此時對親職化子女將可 能產生轉變的契機。

事實上早期研究親職化的學者已指出親職化對個人的影響有好有壞，端視親 職化子代所負擔的照顧之責是否為個人所能負荷(引自 Hooper，2007)。所以當負 荷是個體所能負擔，或是負荷減輕時，顯示個體對親職的擔負是有餘力的，因此 親職化對個體的影響應該為趨向正面。

再者，若從三角關係來看親職化，會發現擁有相關原生家庭經驗的個體，會 把他孩童時與父母的相處模式帶入未來的愛情關係中，但因為原生家庭中三角關 係的牽扯糾結，使得這些模式通常有著衝突、敵意及界線模糊的特性，因此也常 使個體無法在愛情中得到滿意的關係品質。

因此研究者認為，個體的親職化程度降低，即代表個體與父母間關係上的鬆 動，並使個體減低過度涉入家庭或父母間關係的程度，此時個體可能將部份的重 心回歸到自我的需求上，用是一種較健康的模式與他人相處，這樣的改變亦可能 帶動其愛情關係的穩定，使關係漸趨滿意。

(三)小結

從上述各面向可發現，親職化對愛情關係適應的影響偏向負面。國外研究認 為親職化現象對關係產生有害性的因素是，親職化者與他人的界限模糊，使個體 無法形成個體化歷程與自主能力，而親職化所引發的人格特質(像是：羞愧、憂鬱、

脆弱的自尊…等)亦是造成影響的關鍵因素。除此之外，某些研究也發現親職化研

究結果的正向性。由此可見，親職化對個體影響尚未有絕對的定論，這顯示個體 從原生家庭處所經歷的親職化經驗並非永久不變，當個體負荷減輕時，某些經驗 有可能對個體產生正面影響。

因此本研究除了探究個體的親職化與他在關係性自我和愛情關係適應間的相 關外，亦想進一步了解親職化程度的降低，是否有助於個體適應，期待能豐厚國 內親職化的研究。

二、 「親職化」與「關係性自我」的相關研究

在前述的文獻中，以從華人孝道文化去探討親職化，發現親職化是華人文化 中常見的現象。雖然親職化在華人社會中大多數時是種被稱許的孝道行為，但在 許多研究中卻發現，其對個體自我的發展有著優劣參半的影響。特別是對年輕女 性而言，親職化對其身心發展是相當不利的(葉致芬，2004)。

親職化對華人文化而言，一直付予某種意義，是一種透過互助合作、忍耐抑 制及謙讓順同來追求團結和諧(葉光輝、黃宗堅、邱雅沂，2006)，因此也被認為 是穩定關係的來源。但西方學者認為清楚且明確的界限對於健康的家庭功能，以 及個體的自我發展是非常重要且必須，個體需有獨立自主的發展歷程，才能擁有 一段健康的關係。從國外研究的觀點看親職化現象，其認為對關係有害性的解釋，

其中之一是來自於親職化者與他人的界限模糊，使個體無法形成個體化歷程與自 主能力(Castro，2004)。且國外也有多項研究發現，親職化經驗對子女的自我功 能及親密關係(Tyber，2000)造成不同影響。相較於國外研究結果，國內一些研究 發現親職化對自我的發展與適應有正向的影響(吳嘉瑜，2005；黃宗堅等人，2006，

2009)。由此觀點觀之，親職化對個體自我發展的影響雖然與國外所強調的個體化 發展相衝突，但在華人文化中對個體自我發展的影響究竟偏正向或是負向，似乎 還有待進一步了解。

再者，從「關係性自我」的論點來看，可發現華人女性自我的發展並不在個 體是否在「分離─個體化」的脈絡下發展，而是在互動與關係中，給女性自我增 能及自我認知的成長和刺激(見本章第二節文獻)。處於親職化的脈絡下，華人女

再者，從「關係性自我」的論點來看，可發現華人女性自我的發展並不在個 體是否在「分離─個體化」的脈絡下發展，而是在互動與關係中，給女性自我增 能及自我認知的成長和刺激(見本章第二節文獻)。處於親職化的脈絡下，華人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