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芬與官有垣 (1997) 認為臺北市福利政策主要的影響因素有都會結構 的福利因素、社會福利團體的督促與三黨不過半等因素，在都會結構方面，因為 人口結構的轉變，老年化加劇，家庭規模的縮小與變故增加，加上社區解組與生 活品質的惡化，因此福利的需求也伴隨高度的移入人口而增加，更因為民主運 動的推展，追求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意識讓居民對於自身權利意識更加覺醒，
而且隨著經濟自由，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大提升民眾的政治素養，連帶高教育水 準的選民也迫使民意代表或是主政的市府，必須提供更高品質的政見或建設，
而臺灣政治型態隨著威權體制解體，從一黨優勢轉變成為兩黨以上的競爭模式，
人民慢慢會運用自己的選票來選擇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社會福利政策也成為選 民認同的工具，因此主政者或是民意代表唯有提供讓人民滿意的政見或政策才 能獲得執政的機會，運動中心的出現，除執政者個人意志外，也是國際潮流對於 身體肥胖的焦慮及醫療規訓生活化做出的回應，更是滿足人民對於社會福利要 求，各國政府紛紛正視人民的運動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歐洲將運動視為人民 應有的權利，國家應該保障與鼓勵，這股風潮正是這個時期逐漸吹向我國。
一、社會福利的演進
社會學者 T.M.Marshall 在二戰後所提出的公民權利演進的過程指出，市民 權、政治權與社會權是西歐政治發展史的演化進程，其中市民權包含言論、思 想、信仰等等，而政治權則是政治參與的權利，包含可以參與選舉與被選舉，至 於社會權則是享受某一種社會經濟成就的成果，並保障人民過著一定水準的生 活，而社會福利就是落實社會權的方式 (Marshall, 1977)。換句話說，在現代的 國家與人民之間存在著兩層社會契約所規範著，第一層是市民權與政治權的關 係，其主要的目的是消極的防範國家權力對個人的不當干預，第二層關係則是 社會權，也是國家積極的介入社會資源的分配，藉以矯正自由經濟下的不平等 的產物 (呂建德，2003)。
而將該論述檢視臺灣社會發展的場景，臺灣社會在八○年代逐步民主化的歷 程中，黨外人士不斷的衝撞國民黨國體制，爭取市民權與政治權的擴充，包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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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黨禁、報禁和國會的全面改選等等，都一一落實在臺灣社會中，而經由這樣 的爭取過程，也促成了社會福利的不斷擴張，九○年代甚至被稱為臺灣社會福利 發展的「黃金年代」。一般而言，民主化對社會政策的影響是建立在中間選民所 偏好的假設 (Melitzer and Richard, 1981) 在民主政體中，政治行動者或是政策制 定的代議士通常會傾向以普及式的福利政策爭取中間選民集中下層選民的支持，
因此民主化可以說有利於「重分配政策的發展」和「普及式福利政策」的建立，
特別是以臺灣、南韓民主轉型與民主體制的深化，有效且正面的影響東亞福利 國家的形成與體制的制度結構，亦即民主體制的深化，逐漸改變東亞福利國家 的角色，包含保守且集中在特定少數族群、優勢群體的社會保險體系、殘補式的 社會福利重測等，且最重要的改變就是社會政策從屬於經濟政策底下逐漸改變 成為普及式的福利體系，國家作為福利供應者的角色逐漸吃重，最後則是從屬 於經濟政策底下的社會政策逐漸被視作具有獨立性格的法定政策，也就是說社 會政策的目標是從經濟成長或是不阻礙經濟成長轉變為所得重分配或是風險分 擔，也就是國家在社會政策的定位慢慢從規範者、殘補式的政策供給者轉變為 普及式福利政策的供給者。
Wang (2004) 將臺灣與南韓的民主化過程視為一種動態的歷程，分為四個 階段。分別為威權體制崩潰期(authoritarian breakdown)、民主突破期(democratic breakthrough) 、 民 主 建 構 期 (democratic crafting) 和 民 主 鞏 固 期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在威權時期，臺灣的是屬於新興工業國家，必須透過國家領導的 發展型經濟體系，將國家資源引導至某一個領域或產業目標，去商品化的社會 政策必須建立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條件上。到了民主突破期，政黨的競爭逐漸 激烈，社會政策的邏輯也逐漸改弦更張，普及式的社會福利政策成為更政黨獲 得選票重要的手段。到了民主建構期，民主化的效果不僅在社會政策的擴張，也 包含福利改革的抵抗，特別是面臨經濟狀況不穩風險增加時，各個利益團體或 是市民組織將利用不同方式表達意見，促進政府擴張福利政策或是阻擋相關福 利縮減。到了民主鞏固期，則是進一步的改變傳統社會政策從屬經濟的角色，社 會政策逐漸師承西方福利國家供給，並以社會福利普遍的供給方式成為臺灣社 會現階段的施政模式。
經濟全球化之後，促使資本流通，並以全世界為舞台，經濟逐步脫離民族國 家的政治控制和規定，包含各種勞務、商品、資訊都利用世界各國在社經條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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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環保制度、稅務等等的差別。在全球流竄以求資本極大化的場域，因 此跨國的資本經常利用資本流動和資本外移手段，逃避資本母國對於各種勞動 環境的督導、環境成本的查核與稅收的監督，將資本移往可以減少稅率支出與 勞工成本低廉的地方。而各民族國家為了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還必須減少跨 國資本到本國投資，但國家為了創造有利的國際資本流動的場所，必須想辦法 減少稅率、成本或其他環境成本，致使勞、資、政治原本三方鼎立的立場，逐漸 轉往資方的勞動體制。顯而易見的，國家的控制力逐漸衰弱，其明顯的表現在社 會福利政策上，資本家可以對於國家要求降低稅率、提供基礎建設的方式來減 輕企業的生產成本，否則企業就會挾其龐大的資本出走，造成母國結構性的失 業，而各種低技術勞工首當其衝，或是對於眾多失業者而言，即便能找到工作，
大多也屬於沒有福利或是低薪的兼職工作，形成所謂的「窮忙族」、「工作貧窮」
(working poor)。在所得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的程度勢必也隨之加大，因此申請 政府福利支出的壓力又會擴增，又同時會讓政府的稅收日減，影響國家的財政 支出與社會安全制度。即便國家增加高薪、高技術的工作，也無助於低技術或無 技術的勞工就業環境 (孫治本譯，1999：78-83)，也因為低薪的藍領階級工作不 斷的消失，政治影響力也逐漸的消退，因此有論者倡議，若各國政府欲從如此經 濟困境泥淖跳脫，新自由主義是不得不然的舉措，而各國政府也莫不從「撤退」、
「推進」的立場爭論不休，但是在財政日漸捉襟見肘的社會，新自由主義力主排 除福利國家的態勢日漸明顯 (李少軍、尚新建譯，1995：269)。
但是舉目所見，新自由主義仍未向其宣揚的如此成功，福利國家長期發展之 下，已經跟民主政治的選票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連結，削減福利支出將會造成既 得利益者強力的反抗。Offe (1984:14) 認為福利國家的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放 任市場商品化，而國家調節經濟政策與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原則不相容，簡言 之，就是商品化與去商品化彼此的衝突，雖然福利國家的國家政策是維持資本 主義商品交換的順暢，但是福利國家本身卻是一個去商品化的政策。用一個去 商品化的邏輯政策，管制資本主義商品化的運作，這正是福利國家的重大矛盾 與困境，而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經濟需仰賴國家廣泛的去商品化政策，舉凡國家 擴大教育設施、公共衛生、健康體育設施，必定造成各種去商品化的擴張，又扼 殺資本主義企業投資的前景及意願。顯現在政治的活動上面，公民認為無論投 票給哪一個政黨，都認為關係不大，因此民主的用處僅止於在一種有權力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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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而已，喜悅過後，似乎無法改變政策決定的方向，資主主義國家的重大公共政 策形塑過程並非依循民主政治的過程，而是國家與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財團彼 此私下交換的過程，國家政策也越來越與政黨政治、議會政治漸行漸遠，從而制 定了許多無法體現公民意志和公共利益的福利國家政策，加上福利國家高度分 化及政策決定的複雜化，致使公共政策也排除公共參與，並直接仰賴那些擁有 知識優勢的專家和官僚，總之這都顯示政府菁英不斷尋求政策決定的非正式形 式，以規避正式的政治制度框架 (Offe, 1984:168；郭俊巖，2006)。
二、民主選舉與社會福利
簡照欣 (2004) 認為社會福利可以從右到左兩端的光譜分為三種模式，分別 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他認為國民黨 的社會福利主義介於前面兩種，而民進黨的主張則是較接近社會民主主義。九○
年代後，臺灣在政治體制上完成了自由與民主化的轉型，確立了以選舉當作統 治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因此國民兩黨經常為了競逐選舉利益，而在公共政策上 互相競價，但林國明 (2001) 非常不認同這種只將公共政策視為民主化中政黨互 相競逐的產物，他認為這樣的解析有過分簡化之嫌，他認為政治菁英如何透過 公共政策推動，獲取極大化的政治利益與權力是另外一個命題，並以我國立法
年代後，臺灣在政治體制上完成了自由與民主化的轉型，確立了以選舉當作統 治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因此國民兩黨經常為了競逐選舉利益，而在公共政策上 互相競價，但林國明 (2001) 非常不認同這種只將公共政策視為民主化中政黨互 相競逐的產物，他認為這樣的解析有過分簡化之嫌，他認為政治菁英如何透過 公共政策推動，獲取極大化的政治利益與權力是另外一個命題，並以我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