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肥胖焦慮思潮
從運動領域公共性的生成上，社會力是扁馬兩任市長不同的政權需求所產 生的，從文化力的生成上，布萊恩.透納(Bryna Turner)宣稱我們生活在一個身體 的社會(somatic society)，也就是說身體不單是一種生物學、自然所給定之物，而 是受到文化的澆灌，透過文化力量所建構 (羅世宏譯，2002:134)，在當代西方文 化脈絡下，對於生活風格醫療化(medicalization of lifestyle)對於各種健康促進策 略，近代西方醫學為我們規範性的制訂一個「科學」的健康範疇，制定出何謂過 之、不及並且訂出有效的減肥方式、失調的減肥與節食(厭食/暴食症)，以有系統 的醫學知識為基礎當作身體控制的論述，同時也以有系統的醫學知識為基礎的 身體控制論述為我們提供一套繁複的塑身美學/道德/技術框架，搭建出堅實的資 源與支援 (黃詠梅，2003)。
涂爾幹與韋伯是古典大家中對於「慣習」(habits)概念探究最深的社會學 家，韋伯將習慣定義為一種未經反省，而且施行很久的習癖(disposition)，對於 社會行動中類型學區分中，「傳統性行動」其實就是一種被習慣所決定的行動 (李丁讚，1997)。社會性與文化性的角度觀之，社會性是政治的基礎，文化性 則是共同認知的基礎，公共性透過這兩種力道形成政策並且自然化於大眾的生 活之中，臺北市運動中心就在馬英九市長任期間產生，仍包含了馬英九市長對 於「東亞病夫」的高度厭惡感，以及預防醫學中對於身體肥胖視為社會國家的 重要危機，文化是政治的，因為它表達了階級權力的社會關係，並在某種方式 上「自然化」了社會秩序，讓人以為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如此則掩蓋了存 在社會剝削的根本關係，如是觀，文化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所謂的意識形態指 的是一種意義地圖，雖然看起來像是普遍的真理，但實則有其特殊的歷史成 因，掩蔽並維繫權力的運作，或是更露骨的說法，就是一種具有支配的思想，
也就是位居上位者或統治者所持有的思想 (羅世宏譯，2002:69)。
李丁讚、林文源 (2000) 在《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歷史的 行程，1970-86》一文中認為七○年代末期到八○年代後，國家的立場期望透過將
「公害」明確化、具體化，以期使社會、民眾的身體成為可見的、可控制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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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環境汙染嚴重的議題為例，政府希望以某個區位、某個標準，達到某一個 程度的來明確化公害，對於公害透過社會的劃分、歸類、標準化，編列一個新的
「公害」名目，形成一套新的執行程序，藉此讓國家的力量深入社會的內部，加 上七○年代後，因為經濟科學的進展，科學化與「專家」現象協助國家發現社會、
收納民眾的身體，使攸關民眾的身體「公害化」。國家經由專家藉著教育、科學 與對民眾的管理，對於身體被「受害化」過程馴服。馬英九總統曾在中和運動中 心開幕時，發表下列的談話：
「鼓勵全民動起來，總統馬英九昨〈十六〉天說，臺灣現在有「東亞『胖』
夫」，民眾多運動可控制體重，體委會將在全國各地籌備運動中心和運動公 園，並設立室內游泳池。」 (自立晚報，2011/09/16)
而經歷過臺灣社會經濟發展，並就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政權，正值臺灣經濟 起飛，人民對於身體的權利感受透過國家、社會大眾關係轉變，各種對於權利、
生活相關事件作為展現社會大眾對於日常生活認知的改變，經濟起飛、加上科 學化的專家現象，在肥胖一詞進入「醫療化」時，便將身體的尺寸歧視納入醫學 知識組織中，成為研究與治療的對象 (Monaghan, 2008:3；Sobal, 1995)，此一面 向的轉變主要與美國將肥胖醫療化的趨勢有關，五○年代肥胖從「Corpulence」
(譯作發福)演變成為「肥胖症」(Obesity)，身體意涵也從壞的「Badness」、「胖豬」
轉化為「疾病指涉」(medical term)，肥胖症、過動症與肥胖基因等專業醫療用語 (Sobal,1995:68-71；鄭斐文，2013)這個概念轉變的過程，最大的原因乃是相關醫 療組織、特定技術發展有關，例如「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將一系列肥胖人口的比例利用視覺化的效果，
繪製肥胖地圖，將美國的肥胖狀態不僅視為趨勢，更提升到緊急且危及美國的 危機狀態，雖然政經條件較差的貧窮國度才是肥胖之因，但因為事牽到特定團 體的利益，肥胖仍被定義為美國嚴重的「傳染病」，就像病毒一般，擴散的無遠 弗屆，必須要立刻提出辦法因應，Oliver 分析了「國際肥胖專案小組」(IOTF，
International Obesity Task Force)，其主要的目標便是降低 WHO 設立 BMI 標準，
而該組織的主要研究經費來自各大藥廠，包含羅氏藥廠(Hoffman-La Roche)、諾 美婷(Meridia)，這諸多的面向都顯示肥胖醫療化，乃是巨大的經濟因素撐起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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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鄭斐文，2013)。
應用於社會的規訓，能量的比率、從身體進入與產出的計算，都將身體視為 一個能量單位，更變成一種「文化要求」，任何體重的溢出(excess)皆代表管理失 敗，瘦身社會工業的監視下，關於身體規訓的種種方式利用各種形式出現在我 們的社會，包含改變自我的行為來面對劇烈的環境嬗遞，醫生、營養師幫人們計 算卡路里、透過禁食、服藥、體重機與脂肪量表監測，手機APP、體脂肪表與理 想的身體樣態，共同構築了肥胖是病人的社會樣態。就如同Oudshoorn (2001:201) 所言，身體永遠是一種意義的身體(signified Body)，我們對於身體的感知永遠透 過語言來媒介，在我們的社會，生物醫學與科學的功能就是作為這樣語言的主 要提供者 （鄭斐文，2013）。尤其是資本主義開展，社會分工細密，更容易利用 數字化、量化的思維界定何者健康與不健康，當身體肥胖進入到社會危機的公 共領域時，也成為馬市長與學者專家試圖利用運動中心解決這項威脅社會安全 的邏輯。
還要把預防醫學那個的精神放在裡面所以就稱為那個休閒健康，有休閒健 康的效果所以運動中心的的名字就是Leisure Recreation center(B-01)。
八○年代後，許多論壇包含王永慶、高希均等人所主持的論壇，由許多的專 家發表一系列的言論，如「健康是人生的目的，也是人生的手段」，「政府提高人 民生活品質的責任」等，可見當時的社會力量中強調各種環境問題，視身體肥胖
「公害」中「公共」的意涵，藉此消弭經濟發展、社會變遷與公共生活得衝突。
二、 馬市府的身體觀 (一)東亞病夫觀
馬英九市長到馬總統期間，經常在許多場合讚揚運動的好處，並且經常將拒 當「東亞病夫」掛在嘴邊，可見東亞病夫對於馬英九的成長歷程影響甚多，「東 亞病夫」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成為耳熟能詳的字眼，經常可以看到早期的電影，
如「霍元甲」、「精武門」中的主角，一腳踢破中國甲午戰後，長期以來遭受西方 列強的恥辱。然而病夫一詞是現代中國人長期以來的共同恥辱，也是共同的記 憶與認同，檢視「東亞病夫」的系譜，東亞病夫應是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入侵，卻 無力抵抗所產生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到底東亞病夫是西方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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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中國的標籤，抑或是近代中國本身所形塑的自我認同，或是共同想像的結 果，最早有「東亞病夫」記載於清光緒年間1896 年，刊出於英國租界的報紙，
其原文乃是針砭中國改革失敗的狀況，完全乃針對於中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 或是人民的健康，完全沒有提及 (楊瑞松，2005)。
東亞病夫慢慢從國家改革失敗的論述轉換成為針對個人、國民身體的擔憂，
「東亞病夫」有了嶄新的意涵，進到中國社會輿論圈後，當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一 腳踢破東亞病夫、甚或時至2008 年中國舉辦奧運，藉著奧運金牌數目來洗刷中 國長期以來的孱弱的形象。可見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利用民族主義哺育的 符號，是中國文化學界所創造的「他者詛咒」，並轉化為中國人民集體意識的「原 罪」更是深植於近代中國人民的心中共同記憶。影響所及，國民政府遷臺後，體 育政策也是依強國健體為主要目標。因此強調功能性與奪標主義盛行，雖然隨 著時間的遞移，國家政策也逐漸調整為全民健康的走向，但不可諱言的，東亞病 夫像是個污漬，與中國關係深厚的臺灣歷史仍需要透過身體技能的展現，來洗 刷長期以來的詛咒 (楊瑞松，2005)。
(二)工具性的運動觀
湯志傑 (2009) 認為二次大戰後，運動的好處獲得普遍的認可，國家政權經 常為了維繫其法統性、工具性、社會福利、教育目的、國家地位、公共秩序等等 都普遍將運動納入其教育體系中，就算不直接介入體育運動的發展，也會扮演 支持的角色，提出眾多的政策或成立運動協會、社團，導引體育趨向其社會所需 的方向，以至於諸多學者抱怨國家機器接管了原屬於公民社會一部分的運動部 門。隨著時間的嬗遞，國家雖然仍對於大眾健康與菁英運動員的發展擺盪不定，
但總結來說，國家的扮演從直接深入教育體制的手，利用規訓與教育的手法理 念，逐漸轉為以公共服務、純休閒娛樂的方式，表面來說，是政府對於運動的控 制逐漸縮手，但實際乃是一種更細膩、幽微隱蔽的手法，取代預算、政策與計畫 明顯的干預，另一方面八○年代後，運動媒體的興盛，在國家財政普遍缺乏支持 體育運動情形下，強調業餘精神與非商業化的運動社團或組織，無法獲得生存 的養分，因此日益仰賴資本主義的行銷與手法，透過消費文化的包裝，變成娛樂 產業的一支，因此1984 年的洛杉磯奧運，便成為所有新型運動型態的典範，原 來運動可以包裝成視覺大眾化產業，更加速了世界各地運動職業化的腳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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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完全的分化出來，從少部份生產的業餘行家，轉為大量生產的身體展演，大部
動完全的分化出來，從少部份生產的業餘行家，轉為大量生產的身體展演，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