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危害暴露之高盛行率族群及與疾病的相關性討論

本研究發現：與全身有關的人因性危害暴露之高盛行率族群為營造業及其他 行業（農林漁牧與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的男性受僱者，與手部有關的人因性危害 暴露之高盛行率族群為營造業的男性受僱者及製造業的女性受僱者，此結果與韓 國的研究結果類似，而男、女性受僱者暴露的職場危害種類不同，可能是造成各 行業不同性別受僱者肌肉骨骼疾病部位分布不同的原因(Park et al., 2018)；不過，

除了職場人因性危害外，本研究還呈現職場社會心理危害的暴露盛行率，且發現 高盛行率的行業在男性受僱者為營造業、在女性受僱者為製造業。

在職場危害與疾病的相關性部分，本研究是以相同的模型測驗與受僱者肌肉 骨骼疾病相關的職場危險因子，結果發現：受僱者頸部肌肉骨骼疾病和「與手部 有關的人因性危害」及高工作心理負荷、低職場正義的社會心理危害較有關，下 背或腰部肌肉骨骼疾病則和「與全身有關的人因性危害」較有關。這個結果與過 去的研究發現類似：van den Heuvel et al. (2005) 以 NMQ 詢問一群追蹤三年的受 僱者世代獲得受僱者頸肩不適症狀的發生率，再以 JCQ 和錄影觀察獲得受僱者工 作心理負荷、工作控制與職場人因性危害（姿勢、負重、久坐）的暴露狀況，校 正受僱者的性別及年齡後，高工作心理負荷可多造成 122%的受僱者出現頸肩不

適症狀，若加入職場人因性危害做調整，該影響程度僅降低 8%（RR 由 2.22 降至 2.14），顯示對受僱者的頸肩不適來說，最主要的職場危害為高工作心理負荷，

但此研究並未顯示人因性危害對肌肉骨骼疾病的影響為何。另外兩篇探討不同部 位肌肉骨骼疾病的職場危害之研究皆為橫斷性研究：So, Cheng, and Szeto (2017) 以方便取樣的方式從地區大學及物理治療診所招募受試者，頸部或肩膀肌肉骨骼 疾病症狀在逐步迴歸之後發現與電腦或手機的使用時間較相關；J. Wang et al.

(2017) 有使用 NMQ 及 JCQ 蒐集參與者（醫事人員）的肌肉骨骼疾病與工作負荷—

控制的狀況，另外也有詢問有關姿勢的人因性危害情形，在經過雙變項分析剔除 不顯著（p>0.2）的變項之後，每一個肌肉骨骼疾病的部位有不同的模型檢視職 場危害與肌肉骨骼疾病的關係，結果發現頸部肌肉骨骼疾病與不舒服的姿勢、低 溫、工作壓力有關，部分維持一定的工作步調是肩膀肌肉骨骼疾病保護因子，下 背痛則以長時間維持一定姿勢為危險因子，可以自由的變換姿勢、有充足的休息 時間、維持一定的工作步調為保護因子，不過，這二篇研究在分析時是使用不同 參數的模型，無法去窺視不同部位肌肉骨骼疾病主要的相關因素。

本研究對職場危害暴露與肌肉骨骼疾病相關性的估算方式，即試圖克服上述 限制，在分析受僱者最常見的三個肌肉骨骼疾病部位時，本研究是以較全面的方 式同時討論職場人因性危害與職場社會心理危害對肌肉骨骼疾病的影響，另外，

也使用相同的模式探討職場危害與肌肉骨骼疾病的關係，讓部位的肌肉骨骼疾病 可做危險因子的相互比較。再者，相較於過去研究，本研究雖然也是以橫斷式研 究討論職場危害與肌肉骨骼疾病的關係，但本研究是使用具全國代表性的大樣本 調查資料，且危險因子與健康結果的測量都是使用具有信、效度的量表，研究結 果更為可信。

而在職場危害與心腦血管疾病相關性的部分，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搜 尋到統合分析的研究結果，發現被討論最多的職場社會心理危害項目為高壓工作

（5 篇/13 篇），其次為長工時（4 篇/13 篇），不過這三年主要討論的社會心理危 害轉變為付出—回饋失衡、長工時及夜班輪班。

付出—回饋失衡模型的發展主要是為了回應 Karasek (1979) 負荷—控制模 型中工作控制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Siegrist (1996) 認為在工作付出中除了有外 部付出的工作負荷與義務之外，在內部付出的控制需求部分，更強調工作者的因 應（coping）能力；再者，Siegrist 認為工作者的工作壓力來自於高工作付出卻只 有低工作回饋，強調的是工作與個人之間動態的平衡。知名的工作壓力學者 Cooper (2002) 指出：自負荷—控制模型發展的年代至千禧年間，勞動市場已經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勞動力「彈性」的需求似乎提高了工作者的「工作控制」，

卻使工作者失去工作的穩定性。這樣的改變在以負荷—控制模型為基礎設計的 JCQ 中無法呈現，但可由付出—回饋失衡的量表中窺探一二，例如本研究中納入 的回饋題目即是由工作保障、職涯發展、社會支持、金錢回饋四個概念組成，能 夠測量到就業彈性（employment flexibility）與工資彈性（wage flexibility）的問 題，而本研究在職場危害暴露與肌肉骨骼相關性的分析結果也呈現相呼應的矛盾：

低工作控制成為疾病的保護因子，與理論的假設不同。若再深入推敲，統計上低 工作控制顯著為肌肉骨骼疾病保護因子的分層多為女性受僱者，而在雙變項分析 中，女性受僱者的工時又顯著與男性不同，若低工時者在女性受僱者的占率較男 性高可代表部分工時/兼差/不穩定就業的女性受僱者較男性多，則這些部分工時 帶來的「彈性」就能在表面上提高「工作控制」，但卻容易造成低工作回饋，例 如失去工作的穩定度，進而形成壓力反應，造成相關疾病的出現。

不過，雖然有一些比較兩個工作壓力模型的研究認為付出—回饋失衡模型較 能預測特殊族群的健康問題(Calnan, Wadsworth, May, Smith, & Wainwright, 2004;

Meyer, O'Campo, Warren, & Muntaner, 2017)，負荷—控制模型在工作壓力研究研 究上仍佔有一席之地，像是 Phipps, Malley, and Ashcroft (2012) 發現負荷—控制 模型對於職場安全氛圍（safety climate）有較高的預測性；相較於付出—回饋失 衡，高壓工作與缺勤（absenteeism）或抱病出勤（presenteeism）也有較強的相 關性(Schmidt et al., 2019)；S. J. Lee, Lee, Gillen, and Krause (2014) 分別以負荷—控 制及付出—回饋失衡模型討論工作壓力與肌肉骨骼疾病的相關性，發現付出—

回饋失衡的效果量與工作負荷的效果量相當，因此，未來的研究可討論負荷—控 制模型中工作控制的概念或測量方式，並在負荷—控制模型之外，再加入工作回 饋的題目做工作壓力的討論(Bell, Johnston, Allan, Pollard, & Johnston, 2017)。

最後，本研究結果也呈現出暴露於職場危害的高風險族群為營造業的受僱者。

過去的研究發現，營造業的受僱者在肌肉骨骼疾病及心腦血管疾病的盛行率都較 其他行業高(H.-C. Liu et al., 2020; Wada, Eguchi, & Prieto-Merino, 2016)，這有可能 來自於營造業受僱者的職場危害暴露盛行率較於其他行業較高之故，在肌肉骨骼 疾病的部分，還可能是因為人因性危害經常伴隨著社會心理危害一起出現

(Servaty, Perger, Harth, & Mache, 2018)，高社會心理危害盛行率與工作不穩定有關，

工作不穩定與受僱者較差的健康狀況有關(Y. Cheng, Chen, Chen, & Chiang, 2005)，

而營造業又有較高比率的工作不穩定的受僱者，因此在職業相關疾病預防上，除 了要特別將營造業受僱者視為高風險族群，更應考慮在使用去除人因性危害的介 入或規劃工作時序的政策之外，同時增加減少職場社會心理危害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