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職業相關的肌肉骨骼疾病負荷研究

GBD 將所有的危險因子（第一層）粗分為環境及職業的（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新陳代謝的（metabolic）和行為的（behavioural）三類（第二層），

再依各類細分，總共分 5 個層次。在環境及職業的危險因子中，職業性危害為一 個次分類（第三層），下面含有職業性致癌因子、職業性氣喘原、職業性粉塵/

氣體/燻煙、職業性噪音、職業傷害，以及職業性人因性危害（第四層）；職業性 人因性危害沒有再做分類，其暴露定義也僅定義為「在工作中造成下背痛的人因 性危害」。GBD 推估結果：2017 年職業性人因性危害造成全球 1,590 萬 DALYs 的 下背痛疾病負荷，占所有可歸因於職業性危害疾病負荷（6370 萬 DALYs）的 25.0%

(GBD 2017 Risk Factor Collaborators,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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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或 employee*、”population attributable”或"burden of disease"或”disease burden”或”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與 musculoskeletal 三者的交集，可得 27 篇研究，閱讀摘要後，祛除非疾病負荷推估的研究（含僅為研究計畫書或系統性 回顧的文獻，共 15 篇），以及與職業無關（2 篇）、非一般受僱者（軍人及學生，

共 2 篇）、非本研究探討之危險因子或疾病（2 篇）及非英語（1 篇）的文獻後，

餘 5 篇相關文獻，其中 2 篇使用 GBD 的推估方法，一為推估東地中海地區

1990-2013 年肌肉骨骼疾病的負荷，並非著重於職業性危害所造成的疾病負荷 (Moradi-Lakeh et al., 2017)；另為推估 1990-2010 年職業性危害在伊朗造成的疾病 負荷，但與 GBD 推估有同樣的缺口，即其職業性危害的次分類中，人因性危害 僅推估造成下背痛的人因性危害，無論是肌肉骨骼疾病或相關職業性危害的種類 都過於單一、不足(NiakanKalhori et al., 2018)。其他三篇相關文獻，一是描述 2010 年 GBD 推估肌肉骨骼疾病的方式(D. G. Hoy et al., 2014)；另篇是估算巴斯克自治 區由職業相關疾病造成的醫療成本(Gomez, Castaneda, Menduina, Garrido, &

Markowitz, 2013)；最後一篇是南韓鑑於 GBD 所使用的疾病嚴重度分布可能無法 直接套用於所有地方，故使用自己國家的資料（EQ-5D-3L）估算出適合南韓使用 的疾病嚴重度分布(Ock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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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或 employee*、”population attributable”或"burden of disease"或”disease burden”或”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與 back 三者的交集，可得 35 篇研究，閱 讀過摘要後，祛除與疾病負荷推估無關（23 篇）、與職業無關（1 篇）、非一般受 僱者（2 篇）、非本研究探討之危險因子或疾病（1 篇）之研究，剩 8 篇文獻，其 中 2 篇與前段已述文獻重複(D. G. Hoy et al., 2014; Moradi-Lakeh et al., 2017)，其餘 皆為使用 GBD 推估方式進行的疾病負荷研究。Nelson et al. (2005) 介紹全球職災 負荷的推估方式，並呈現 2000 年推估之結果，其中職業性人因性危害對下背痛 的 PAF 為 37%（男性 41%、女性 32%），一年約造成 15 歲以上工作者 81.8 萬 DALYs

（男性 48.5 萬 DALYs、女性 33.3 萬 DALYs）；Punnett et al. (2005) 更細緻地說明職 場危害暴露對下背痛的推估方式，在職業性人因性危害的部分，包含抬舉、搬運

重物、不自然的姿勢、全身性振動 4 種危險因子，而考慮社會心理危害也會影響 肌肉骨骼疾病的發生，GBD 利用「職業」當作代理（proxy）變項，將文書工作 及銷售員歸類為低危害暴露、操作及服務員歸類為中危害暴露、農民歸為高危害 暴露，讓各組使用自己的 RR 進行疾病負荷推估；Fingerhut et al. (2006) 則在簡述 推估結果之外，進一步提出未來執行 GBD 計畫的方向；2014 年 GBD 發表使用新 的參數推估與職業相關的下背痛全球疾病負荷結果(Driscoll et al., 2014)，在新的

RR、新的族群分布、新的疾病盛行率估算及新的疾病嚴重度失能權重估算之下，

1990 年職業性人因性危害使 15 歲以上工作者因下背痛產生 1784.1 萬 DALYs（男 性 1092.9 萬 DALYs、女性 691.2 萬 DALYs），在 2010 年則造成 2175 萬 DALYs（男 性 1347.1 萬 DALYs、女性 827.9 萬 DALYs），而在 PAF 的部分，新的推估方式計算 出 1990 年職業性人因性危害對下背痛的 PAF 為 31%（男性 36%、女性 25%），2000 年為 26%（男性 30%、女性 21%），若是高收入的亞太地區，2010 年職業性人因 性危害對下背痛的 PAF 則是 16%（男性 20%、女性 12%）。另外 2 篇使用 GBD 的 方法推估國家疾病負荷的研究，其一是 Gomez-Dantes et al. (2016) 推估 1990- 2013 年墨西哥疾病負荷的狀況，此篇未特別描述職業性危害造成的疾病負荷問 題；其二是 Soriano et al. (2018) 推估 2016 年西班牙疾病負荷的狀況，結果中提 到職業性致癌因子是職業性危害中造成 DALYs 的第一大歸因（DALYs 可歸因的全 部危險因子中排名第 12），職業性人因性危害為第二（總排名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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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或 employee*、”population attributable”或"burden of disease"或”disease burden”或”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與 neck 三者的交集，可得 18 篇研究，閱 讀摘要後，祛除與疾病負荷推估無關（5 篇），以及非一般受僱者或非本研究探

討之危險因子或疾病（6 篇）之研究，有 4 篇文獻與前述重複(Gomez-Dantes et al., 2016; D. G. Hoy et al., 2014; Moradi-Lakeh et al., 2017; Soriano et al., 2018)，剩餘 3 篇在危險因子中皆有納入社會心理危害做 PAF 估算。Mehlum, Kristensen, Kjuus, and Wergeland (2008) 在估算 PAF 時，所使用的主要危險因子為職業階級，與肌 肉骨骼疾病相關的職業性危害僅在推估模型中作校正用；Huysmans et al. (2012) 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班族進行追蹤二年的世代研究，危害暴露的部分包含工 作和休閒時的危害及社會心理危害，如使用電腦的時間、滑鼠或鍵盤的使用方式、

工作回饋、任務變動（task variation）及過度承諾（overcommitment）的程度，

肌肉骨骼疾病的部分使用 NMQ 詢問參與者頸肩或上肢（含手、手腕及手臂）不 適的症狀，危險因子對頸肩或上肢不適症狀的 PAF 估算使用不同的模型進行，在 與本研究相關危害的部分，工作回饋對上肢症狀的 PAF 為 11%，重複性的手動作 對頸肩症狀的 PAF 為 3%；Sim, Lacey, and Lewis (2006) 在英國斯塔福郡進行的橫 斷性研究，使用 OR 作為參數估算職場危害暴露對頸部與上肢痠痛的 PAF，結果 顯示：重複性抬舉重物對頸部與上肢痠痛的 PAF 為 7.3%、頸部不自然的姿勢 PAF 為 13.8%、手臂超過肩膀高度的 PAF 為 3.2%、缺少工作控制的 PAF 為 6.7%、缺 乏主管支持的 PAF 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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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或 employee*、”population attributable”或"burden of disease"或”disease burden”或”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與 shoulder*三者的交集，可得 7 篇文獻，

其中 2 篇是計算職業性人因性危害或上肢肌肉骨骼疾病使工作者請病假造成的 疾病負荷(Andersen, Fallentin, Thorsen, & Holtermann, 2016; Wilson d'Almeida, Godard, Leclerc, & Lahon, 2008)；3 篇與前述重複(Huysmans et al., 2012; Mehlum et

al., 2008; Sim et al., 2006)。剩餘 2 篇與肩膀疾患有關的疾病負荷研究，其一為 Krantz and Ostergren (2001) 以郵寄問卷的方式蒐集瑞典女性受僱者包含關節痛、

下背痛、肌肉緊繃、焦慮、頭痛等普遍身心症狀及相關危害資料的橫斷性研究，

在考慮女性受僱者的家庭責任後，計算出高壓工作對普遍身心症狀的 PAF 為 26.7%；另一為 van der Molen, Hulshof, and Kuijer (2019) 利用荷蘭工作條件調查 的職場危害暴露資料，搜尋使用統合分析的系統性文獻回顧之文獻獲得各職業病 的 OR，推估施力的工作分別造成 25%、10％、10%的網球肘、肩膀的軟組織疾 患及非特定性下背痛，不當的姿勢則分別造成 15%、9%、7%的網球肘、肩膀的 軟組織疾患及非特定性下背痛，而職場社會心理危害的部分則僅估算對疲勞

（burnout）的 PAF。

由以上的文獻回顧可發現，可歸因於職業性危害的肌肉骨骼疾病負荷研究有 以下幾項知識缺口：

1. 推估與職業相關的肌肉骨骼疾病之職場危害種類不夠全面；

2. 有考慮到社會心理危害的疾病負荷推估研究，其職場社會心理危害多不 是利用量表測量，在暴露盛行率的計算上可能會有偏誤；

3. 大部份的研究並非使用 RR 作為計算 PAF 的參數，然而肌肉骨骼疾病在工 作族群中的盛行率通常高於 10%，若直接使用橫斷性資料所計算的 OR 代替作為 RR，可能會有高估 RR 的疑慮(McNutt, Wu, Xue, & Hafner, 2003;

Tamhane, Westfall, Burkholder, & Cutter, 2016)；

4. 目前有推估不同部位肌肉骨骼疾病負荷的研究，所使用的推估模型投入 之危險因子並不一致，如此會造成推估結果存在無法互相比較的疑慮。

爰上，本研究在進行與職業相關的肌肉骨骼疾病負荷推估時，會使用相同的

推估模型，同時考慮職業性人因性危害及社會心理危害，並以量表蒐集暴露與健 康問題之資料，使用 PR 代替 RR 估算職場危害暴露對常見部位的肌肉骨骼疾病 之 PAF，再推估不同職場危害暴露造成各常見部位之肌肉骨骼疾病的疾病負荷程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