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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頭之交的面子問題。

臉書雖然提供各種同步、非同步的互動管道,但是使用者對於不同交情的臉 友,有不同的使用期望。若是親密好友,使用者並不介意對方使用各式各樣的管 道與之聯繫,塗鴉牆的留言、私人訊息等等皆可,使用者甚至歡迎好友採取臉書 以外的方式互動。但點頭之交則否,雙方親密度不足,並非所有臉書互動功能皆 適合使用(Bryant, Marmo & Ramirez, 2011),例如,可即時對話的聊天室就不恰當,

點頭之交反而適合消極的互動模式,例如透過臉書的動態消息功能窺看對方的近 況更新、按讚等,換言之,使用者接受以頻率、強度較低的互動方式與點頭之交 互動。總結來說,臉書使用者在互動時,根據交情深淺,謹慎選擇互動模式,如 此才是理想的互動規則(Bryant & Marmo, 2012)。

臉書幫助 使用者輕 鬆地維 持與點 頭 之交之間 的關係 (Ellison, Steinfield,&

Lampe, 2007)。就互動規則而言,比起親近好友或普通朋友,使用者反而會更頻 繁地向點頭之交示好,例如到對方塗鴉牆上張貼生日快樂等祝福訊息──當然,

這需透過系統的提醒,畢竟雙方並不親近,難以得知如生日這類較為隱私的資訊。

反之,普通朋友或親近好友則較少如此,因為雙方親密度已夠,可有臉書以外的 管道連繫,例如以通電話、見面等線下管道傳遞生日祝福(Bryant & Marmo, 2012)。

臉書提供眾多的隱私設定方式,而這些設定多針對點頭之交而來。Bryant &

Marmo(2012)認為,使用者會對點頭之交採取嚴密的隱私限制,不讓對方自由地 進出、觀看使用者在臉書上的一方天地,以免洩漏過多的個人資訊。然而,使用 者並不會對普通朋友或親近好友如此大費周章。更甚者,若點頭之交在互動上侵 害自己的面子時,使用者會毅然決然地封鎖對方、結束與對方的臉友關係。但若 雙方熟識──意味雙方親密程度夠,容忍度隨之提高,當有不禮貌行為發生時,

使用者會猶豫是否要斷絕關係,甚少立即採取對待點頭之交的作為。

透過互動規則的拿捏,使用者無非是期望雙方可避免衝突,不危害對方面子、

又可管理自身形象,穩定地在臉書上與他人發展關係,滿足社交互動的需求。

第二節、臉書中的權力運作

在上節討論完臉書的介面與互動規則後,本節則探討臉書互動雙方的權力差 距會如何對弱者構成壓力,分成兩個部分,先論述有權者的具體侵擾行徑,再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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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以無言觀看作為權力施展的有權者監看行為。

壹、有權者的侵擾

臉書,是一種以電腦作為中介的傳播行為(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簡稱 CMC)。從社會臨場感理論來看──在人際互動過程中,互動雙方感受彼此 真實存在的程度──媒介提供越多的線索,臨場感就越高(Short, Williams &

Christie, 1976),以此標準,面對面的親身傳播提供了豐富的線索供傳播雙方互動,

是高臨場感的媒介。然而,臉書這類的電腦中介傳播,多以文字傳播為主,社交 限制多,文字無法提供如臉部表情之類的非語言線索,也無法傳遞語調、互動者 沒有辦法透過句子中音節的輕重判斷對方的真實情緒,因此給予的線索有限,難 以判斷對方是否具有攻擊面子的意圖,須從情境、脈絡窺知端倪(Angouri & Tselga, 2010 ; Nishimura, 2010)。

有別於過往的科技樂觀論,研究反而直指電子媒介會強化性別強度,互動者 將線下環境中既有的性別形象、位階樣態,例如男性占主宰地位等,帶至線上空 間(Pedersen & Macafee, 2007)。意即,CMC 上的性別行動邏輯,承襲面對面互動 中既有的性別社會化行為(Herring, 2000),Hajin(2013)在其與伊朗年輕人臉書使用 相關的研究中指出,伊朗年輕女性使用臉書時,常在自己的需求與眾人的期望中 來回拉扯,她們必須頻繁地運用策略,如變換隱私設定、註冊多個臉書帳號等等,

才有辦法既滿足自己的需求,又不會傷害到家族名譽(family reputation)。舉一個 例子,Hajin(2013)研究中的某位女性受訪者非常擔心親戚進入自己的臉書,因為 她的臉友中有許多男性友人,加上臉書是她與男友重要的互動媒介,男友常在她 的臉書留言,她也常被標記在男友的照片裡,若被親戚得知她與異性有頻繁接觸、

甚至有交往的異性,這將會威脅到她自己與家族的名譽──「家族名譽」(family reputation)是伊朗文化中重要的核心觀念,女性的言行舉止會影響家族的聲譽,

若家族中有女性成員與異性交談、未婚懷孕等等,男性會為了「保護」家族名譽 而殺害此名女性親人,在此文化觀下,社會及家族的觀感左右了伊朗女性的言行 (陳怡君,2006.06.05;hajin, 2013)。這樣的性別價值觀,被帶至臉書上,Hajin(2013) 研究中的女性受訪者就指出自己必須嚴格控管臉書的呈現,避免讓親戚撞見臉書 中違反文化腳本的內容。但伊朗的年輕男性使用臉書時卻未有這般困擾,因為家 族名譽的重責並不在男性身上,他人的評價觀感不具影響力,使用臉書時就不必 如此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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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強調,性別並非固定不變,它是一種建構──人們從實踐社區中,了 解女性所該展現的適當行為,建構出性別形象,例如在實踐社區中若認為女性該 是友善、合作的,女性就得依照此腳本行動,才是恰當,此性別形象隨著互動雙 方的移動,複製至線上互動,並繼續實踐(Planchenault, 2010)。例如,學者發現 男女擁有不同的線上風格。男性是對抗性的,較易有嘲諷他人等線上行為;但是 女性則是比較支持性(supportiveness),有較多感激、道歉等行為(Pedersen &

Macafee, 2007)。Herring(2000)的說明更為仔細──男性比較在意自己的線上表達 自由是否被侵犯,因此較不關心禮貌、面子問題,易有批評、侮辱對方的行為;

但是女性則是相反,她們所在意的是不禮貌行為、對於社群規矩的破壞,因此女 性會去挑戰、喝止侵擾者,維持線上環境的秩序。

然而,當女性一再地面對他者的重覆侵擾時,作為卻顯消極。有兩個原因,

第一,兩性使用社交媒介的目的不同,男性多是為了尋找新的關係與維持人際關 係,但是女性卻是為了禮貌性地維持人際關係而使用媒介(Nazir, 2012),尤其使 用臉書的最基本動機,多是為了與他人互動或維持關係(Dwyer, Hiltz & Passerini, 2007);加上女性作為權力的下位者,結構中可供斡旋的空間有限,因此她們會 選擇解散原有的社群,搬遷到其他地方,或者是訂定更嚴格的規定(Herring, 2000)。

例如,PTT 的 CCR 版,在歷經「CCR 之亂」時4,封鎖看板,使用者暫時無法在版 上留言或張貼文章。重新開版時,輔以更嚴格的版規,以求杜絕「西餐妹」、「哈 洋屌」等傷害版友面子的言論。

不過,CCR 版與臉書雖皆為 CMC,但是臉書為個人媒介,實異於如 CCR 版之 類的論壇、社群,因為管理者與使用者皆是單一個人。所以在面對不禮貌行為,

使用者會捍衛自己的領域及面子,因為棄無可棄、退無可退,她們難以解散或遷 離自己的臉書帳號──若使用者的首要目標是與人社交的話。因此,女性在臉書 上遭受線上騷擾或跟蹤時,有更積極的行動,例如研究發現女性會頻繁地更動臉 書的隱私設定,小心張貼與個人相關的照片或資訊、阻絕不必要的窺伺,甚至主 動要求朋友刪除貼文等(Hoy & Milne, 2010)。也就是說,女性在臉書上清楚感知 到空間中令其不舒服的行為,並且主動捍衛個人領域。

再更仔細地說,侵擾行為實與權力息息相關,Locher & Bousfield(2008:8)即明

4 CCR 為縮寫,原名稱為「Cross Cultural Romance」,中文名稱為真愛無國界版,版的功能為分享 與交流跨國戀情,使用者多為女性。CCR 之亂指的是 2011 年底 PTT 的其他版起鬨,至 CCR 版張 貼「男友是東南亞人」文章,嘲諷 CCR 版友的「崇洋媚外」,版主認定為反串文章,非真心分享,

故而刪文,不料此舉引起網友不滿,以 CCR 版只接受白人戀情的自介文、有「種族歧視」為由,

湧入 CCR 版鬧版,以汙名化的言論如「西餐妹」等,對 CCR 版版友言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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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點出,「不禮貌是權力的行使」(impoliteness is an exercise of power),意即有權 者可以透過權力的運作,行使不禮貌行為,影響對話者。互動中的權力施展,除 了讓對話者被不禮貌行為傷害到面子之外,對話者的回應選擇權也受限(同上引,

2008)。此通則在線上環境依舊通用,例如權力侵擾行為若發生在臉書空間中,

對話者無法在社群中自由表述,嚴重干擾個人在虛擬空間的行動自由,換句話說,

有權者可以影響、限制某人的行為,使他的行為表現符合自己的期待(Nishimura, 2010)。

舉例來說,對於年輕人而言,臉書是展現自己、與同儕互動的平台。這一代 的年輕人是網路科技伴著長大,從早期的奇摩家族到無名小站等等,經年累月的 網路科技使用經驗,讓年輕人早已習慣在網路空間中揭露自己的生活點滴。因此,

在臉書上透過近況更新記錄自己的生活,或者與臉友分享自己的看法等等,對年 輕人而言稀鬆平常。然而,上一代則否,臉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的生活場域,

李芸珮(2013)就指出,父母的臉書使用習慣與年輕小輩差異極大──父母在臉書 上頂多分享吃飯聚餐等無關緊要的資訊,很少揭露自身看法、價值觀等,抱持謹 慎的態度。這是兩代間臉書使用習慣的差別,但是此差異卻引發權力介入,例如 父母看不慣子女的線上行為而出言管束、要求子女以自己心目中「正確」的方式 經營臉書,但卻壓縮年輕使用者在網路空間中的自主性。

除此之外,特定的議題也易引發衝突。例如在希臘,政治議題提供了豐富的 衝突脈絡,討論政治易引發爭論,容易發生破壞面子的不禮貌行為(Angouri &

Tseliga, 2010)。台灣亦如是,在 2014 年的服貿爭議中,產生了許多的對立衝突,

Tseliga, 2010)。台灣亦如是,在 2014 年的服貿爭議中,產生了許多的對立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