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產學合作

壹、芬蘭產學合作的發展脈絡

芬蘭將教育視為國家資源，強調人人均有受基本教育的權力，人們可不受 經濟因素影響，依據自己的能力與需求，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教育機會均等在 芬蘭施行的意義，不僅是基本公民權的展現，更是藉以促進芬蘭人向上社會流動 的機制(KYRÖ & NYYSSÖLÄ, 2006)。二戰後芬蘭利用社會政策大幅提昇人們的 受教程度，堅實能力和高水準的教育程度為芬蘭帶來了幸福與繁榮的生活。1950 到1960 年間關乎芬蘭國家發展的科技與科學政策仍在規劃發展中，並同時增設 許多經濟、科技機構，大學也擁有較高的研究自治權。瞭解到教育對於國家發展 的重要性，芬蘭從1960 年代起持續增加對教育的投資，教育經費在芬蘭的國家 預算中也越顯重要。芬蘭在1960 到 1970 年代進入增強國內平衡發展的階段，芬 蘭 政 府 大 舉 在 東 部 與 北 部 增 設 新 興 大 學 以 平 衡 區 域 發 展 和 提 升 勞 工 素 質 (Mauri,1997)。1970 年代中期以前芬蘭國內普遍認為最有價值的科學研究是「社 會導向」的研究，故致力於民主政治與福利國家的發展。雖然芬蘭1980 年代的 科學政策與科技政策兩者間並沒有明顯的整合，但大學所需承擔以科學促進社會 發展的責任卻日漸加重（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1990 年代早期芬蘭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公共支出的縮減連帶影響到芬蘭 政府對大學經費的補助，然大學就學人數卻明顯增加，外來的資金補助因而對大 學愈形重要。同時，芬蘭引進入國家創新系統的概念，科學政策與科技政策開始 密切整合，政策強調應用導向與研究的有效性，大幅拓展大學、企業與政府研究 單位組成之網路互動，大學扮演國家經濟提升之促進者的角色 (Chakrabarti &

Rice, 2004; Ahlbäck, 200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另一方面，芬蘭的教育 系統亦在1990 年代經歷了重大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大的意義在於中央行政體 系權力的下放，將教育的決策權和責任從中央移轉到地方，而教育評鑑也成為芬 蘭主要的教育政策之一，教育評鑑的目的主要在於檢視教育是否讓學生學到對的 東西，並透過教育評鑑的機制來增進教學品質 (Kyrö & Nyyssölä, 2006)。面對經 濟型態的變化，芬蘭的大學也逐漸在行政與研究上對於社會經濟的需求和跨領域 學 習(interdisciplinary)有較佳的回應(Kalpazidou Schmidt, 2006)。Mannien 和

Hobrough(2000)的研究發現芬蘭的中小企業雇主希望員工具備專業的實做技 能，芬蘭的大學畢業生可符合雇主的期盼，具備專業的實做技能。

貳、芬蘭產學合作內涵

（一）擴大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自1980 年帶代開始芬蘭大力發展資訊通訊科技產業，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之 相關資源、設備，Nokia 的營運在政府政策的扶植之下快速成長，並進而帶動分 然電子通訊訊產業的蓬勃發展，然因芬蘭缺乏技術勞工，故產生技術勞工的供給 嚴重失衡的問題。因而從1990 年代開始，為配合資訊通訊產業發展與順應資訊 通訊產業對於專業人員的需求，芬蘭政府透過培育大量資訊、電子工程人才，積 極改善大學教學品質與績效，大幅增加資訊科技相關的進修課程，增加國家整體 的研發人才，以及重視研究人才的訓練發展（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二）改善教學品質以縮短博士修業年限

1995 年初芬蘭政府分別在 93 所研究所中增加了 950 個教職空缺，以改善 原有研究所課程的教學品質與效率，促使研究所能成為有系統及高標準的教育 發展，讓全職博士生得以在四年內完成博士學位，藉此降低國內博士畢業生的 年齡。芬蘭政府並且提供年輕的博士畢業生較以往更多國內與國外的就業機 會，使其都順利地投入學校或研究機構工作，更有效運用人力資源。芬蘭政府 還透過制度的設計讓研究人才可不必擔心年資的累計，自由地在私人機構和大 學、公立研究單位流動。上述作法不僅促進芬蘭國內人才、知識與技術的流動，

更強化芬蘭的國家創新系統的創新能力（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二、研究

雖然芬蘭大學的經費多源自於政府補助，但 Tekes、Sitra 和 AOF 等外部機 構近年的經費補助也逐漸增加在芬蘭大學總經費的比例，尤其是Tekes 所贊助的 研究計畫更促使大學從事以問題解決目的企業導向研究(Chakrabarti, 2003)。除此 之外，1971 年成立的芬蘭發明基金會(Foundation for Finnish Inventions) 係主要在 支持與促進芬蘭的科技發明，提供發明人、研究人員和中小企業科技將研發成果

商品化之相關法律諮詢與財務支持，為發明者、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建立交流 互動的機制。芬蘭發明基金會扮演著類似創業投資機構的角色，其所提供的財務 支持包含在發明早期無須償還之補助金、用於專利申請及產品開發與商品化之支 持基金，以及發明在發明商品化之後所申請之低息借貸（孫福全，2008；WIPO, 2008），希望能藉以協助個人、中小企業將技術發明商品化。

三、服務

（一）新大學帶動地區產業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培養優質勞動力，奠定地方研發之基礎，增強國 家經濟與各方面的發展，芬蘭政府自1960 年代開始廣設大學、技術學院，因而 芬蘭的高等教育機構、研究機構在1960 到 1980 年間快速成長。新大學的成立 不僅可以促進地方產業的發展和滿足地方的需求，大學與產業的合作研究計畫 亦可促成知識的累積與擴散，以及產生產業集群的互動效應，故地區之特性亦 會反應在新大學的發展之上(Mauri, 1997; Laine, 2004)。有鑑於新興大學對於地 方發展之貢獻，芬蘭政府更進一步於1999 年到 2004 年推行《教育與研究發展 計畫》(Development Plan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希望可以透過大學積極與 當地社區進行互動、合作，進而促進區域的發展。

以Vaasa 地區為例，Vaasa 大學(University of Vaasa)、瑞典經濟商業管理學 院(Swedish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業藝術大學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Arts)等位於 Vaasa 地區的大專院校除需和一般大學一樣 從事研究與教學外，亦需配合地方的政策進行實務性的研究計畫，為當地的中 小企業提供短期的在職訓練與空中遠距教學。Vaasa 地區產業與大專院校的互動 交流促成當地勞工教育水準的提升，並增強 Vaasa 市在芬蘭所有都市中的競爭 力(Mauri,1997)。

（二）科技園區扮演育成中心之角色

芬蘭的科技園區由民間大型企業創辦，係以研發、創新為主要運作方針，

不追求產值、利潤或是成為外資生產研究之策略性研發中心之機會。芬蘭的科 技園區強調在完善設施、濃厚團隊合作精神之經營環境中，提供中小型企業高 效率的管理機制與創業服務，並給予創業者創業基金及財務諮詢，從事類似育

成中心之相關工作，園區內設有技術移轉公司協助大學或研發機構將研發成果 商品化。芬蘭的生化產業多鄰近大學或科技園區，除AOF 和 Tekes 提供新興生 化公司所需創業的研發技術指導與資金補助，Sitra 和數家創投公司亦投入大量 的經費，扶植芬蘭生化產業的發展。以位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鄰近之Otaniemi 科技園區為例，因Otaniemi 科技園區與 Helsinki 大學關係密切，園區內有多家 技術移轉公司和創業投資公司，協助將研究成果技術移轉和商品化，再加上 Tekes 對於產學合作的支持與補助，因而自 Helsinki 大學衍生出多家生化科技廠 商（中華經濟研究院，2002）。

（三）促成區域創新與專業網絡

為維持企業競爭力與確保勞工素質穩定，故芬蘭企業重視員工之終身學習，

其所學亦必須與職場結合，其中又以資訊科技產業最為重視員工的在職訓練。

1996 年 Lapland 地區在芬蘭教育部和 Tekes 的參與下，推動 Poweria 計畫，結合 Rovaniemi 技術學院、Lapland 地區最大的企業—Salcomp Oy、Oulu 大學、Lapland TE 中心以及 kemijäri 職業機構，希冀能系統化地增加 Lapland 地區電子電源供應 的專業人員和計畫管理師、團隊工作者等，給予相關領域人員適切的教育訓練，

促進大學與企業在科技計畫的共同執行，進而提升產業研究與產品研發的深度與 強度。該計畫不單只是 Lapland 地區產業與大學、研究機構等的互動，尚包含 Oulu 大學與 Tampere、Lappeenranta 等地的科技大學共同合作的電子電源供應研 究計畫。此一計畫不僅幫助Salcomp Oy 節省生產成本，亦提高其員工的工作意 願、能力，Salcomp Oy 的員工也在接受此一計畫之後提升了參與繼續教育的意 願。係因該計畫由大學、企業和研究機構等多重組織參與，因而產生區域電源供 應領域之創新與專業網絡(Arkko,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