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花譜的時代、作者及文本性質
第三節 花譜的作者與讀者
本節要探討的問題，包括花譜作者的身分、撰寫過程心態，以及花譜發行傳 布的情形，藉以了解花譜作為邊緣文人文化的一環，以及當時北京的通俗讀物，
對於用來呈現性別特質建構有怎樣的意義。
由於花譜作者的署名，大都不用本名而是使用別號、室名等，因此不易考查 他們的真實姓名。目前已知其姓名或字的幾個作者，在前節的花譜介紹有標出名 字，包括吳長元、張際亮、楊懋建、楊翠巖，以下簡介其生平背景。
《燕蘭小譜》的作者安樂山樵，本名吳長元，杭州人，客居京師十多年，曾 參與書籍校訂的工作，另外著有描寫北京地景風物的《宸垣識略》。50《金臺殘 淚記》的作者華胥大夫，本名張際亮，福建建寧人，因在地方上考試成績優良，
為拔貢第一，並受知府姚瑩賞識，推薦入京，但朝考未過，且因為個性太直，得 罪朝廷權貴，因而屢次考試不中，待在北京三年不受重用，而有懷才不遇之感。
51《燕臺鴻爪集》的作者楊翠巖（翠巖為其字，本名不詳）為張際亮的同年，一 起在福建通過鄉試，其他生平不詳。52
《長安看花記》等四部花譜53的作者蕊珠舊史，本名楊懋建，字掌生，十七 歲在廣州學海堂受阮元知遇，後上京考試，本已列為榜首，但卻因「卷字多寫說 文違例」，被撤去了會魁成為「報罷」（落榜），當時擔任會試副總裁恰是阮元，
此事給予他的打擊甚大，兩年後再度考試仍未通過，在京數年之後又以「科場事 遣戍」，發配湖南辰溪而離開了北京，科場事詳細經過不明。54
其他清中期花譜的作者，目前未能考證出真實姓名，但仍可由花譜的序和相 關線索中了解他們的一些經歷。例如《消寒新詠》作者之一問津漁者「客京師，
幾近十載，往來歲月，大半消磨於歌館中。」55《聽春新詠》的作者留春閣小史 本為吳人，「浪跡都門，寄情山水」，「長安萍寄，十有餘年。」56《片羽集》作 者來青閣主人自序「余遊長安，結習未盡，日與酒俱。」57
整體而言，這些作者大多有一些共同點，包括出身於外地（尤以南方為多），
而後流寓於北京，其中許多是為了考科舉而來，之後科考不順利，無法獲得進一 步的功名（其中有些花譜作者是已通過鄉試有舉人頭銜，如前述的張際亮、楊懋
50 張次溪，〈著者事略〉，《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24。
51 張次溪，〈著者事略〉，《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25.；華胥大夫，《金臺殘淚記》，《清代燕 都梨園史料》，頁225。Andrea S. Goldman, “Actors and Aficionados in Qing Dynasty Texts of Theatrical Connoisseurship,” 35.
52 Andrea S. Goldman, “Actors and Aficionados in Qing Dynasty Texts of Theatrical Connoisseurship”, p36.
53 《辛壬癸甲錄》、《長安看花記》、《丁年玉筍志》、《夢華瑣簿》四部，後集成《京塵雜錄》於 光緒十二年在上海出版。
54 么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頁 346-350。
55 鐵橋山人等，《消寒新詠》，頁 71。
56 留春閣小史，《聽春新詠》，《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152-153。
57 來青閣主人，《片羽集》，《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121。
建等），因而失意轉投向戲場。
明清時代以四書和八股文取士，造成科舉的準備與其他詩文的學習形成隔 閡，兩者之間常不能並重，因此過於投入詩文的學習創作會被視為「不務正業」，
許多明清士人都曾面對在二者之間抉擇的難題。而明清科舉考試競爭的激烈，也 使得許多讀書人因為科舉的不順，轉而投入詩文的研習創作，並與同好往來以實 現自我，而成為文人社群的組成分子與文人文化的承載者。58
花譜作者們的經歷和心態，與這些轉投向詩文創作的文人們類似，也是由於 科舉功名追求的不順利而轉向其他興趣，但相較於所謂「不務正業」的詩文創作，
與男旦來往撰寫花譜又更加不登大雅之堂。
撰寫花譜不登大雅之堂這種心態，從花譜作者本身即可看出，不僅這類作品 不見於文人的文集之中，花譜作者匿名而以別號署名的現象，更顯示這種有些矛 盾的心態。在餐花小史所寫的《日下看花記》後序中，他即幫作者小鐵笛道人解 譯說「所以稱號者，以遊戲筆墨，知者自知，不必人人皆知。」59可說是頗明白 地表達了文人撰寫花譜的心態，亦即雖希望在戲劇圈內取得一定聲望，使「知者 自知」，卻不希望讓圈子以外的人知曉。留寓北京的文人，因離家在外，脫離原 本家鄉的生活圈，更不易讓親友等知曉其不務正業之事，因此也有利於他們於參 與這類活動。
這種採用別號署名以隱匿真實身分的方式，雖然在其他可能視為不務正業的 著作中也常出現，例如明末清初的名妓品評著作中，約有半數的作者是用別號署 名，但其比例仍不及花譜大多數都採匿名，也可見雖然作為文人文化的一環，文 人們對於品花和撰寫花譜的自我定位不高，撰寫花譜社群在文人中的「邊緣性」
程度更甚於其他文人社群。此外，匿名撰寫所反映的，是同一文人有可能在不同 的場合，參與不同的文人社群，因而不希望其他社群的人知道他在撰寫花譜。
58 可參見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50（2005），頁 1-54。此外文中也提到，一些文人是屬於在科場官場上也很成功的人物，
同時擅長詩文，可見士大夫和文人二個身分相異但也有重疊而不衝突。
59 小鐵笛道人，《日下看花記》，〈後序〉，《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109。
如上所述，由於花譜的這種特性，這些撰寫花譜的文人，明顯與其他主流的 文人社群有所區隔，包括文壇知名文人，如乾隆時江南以袁枚隨園為中心的詩文 交游社群，60以及在獲得功名而仕宦的士人，如北京宣南士人社群等。61本論文 雖然集中在他們心中所展現的性別特質研究，但也希望藉此對清代非主流邊緣文 人的世界增加一些了解。62
以下進一步探討文人社群與花譜創作之間的關係，每部花譜雖有主要的作者
（或編者），但一般並非由一人創作，而是文人社群集體創作的成果。例如《燕 蘭小譜》最初只是收集一群好友題贈演員王湘雲的詩，之後因作者吳長元的興 趣，以及同好們的協助，逐漸累積其他介紹演員的資料發展而成。63在內容中，
也多處展現該書由社群共同創作的性質。例如：「吳大保…，友人昌黎生，見譜 中未有題贈，大加駭異，謂遲詠一日則增一日罪過，乃賦四詩，以贖前愆，今而 後可以消災延壽矣。」64可見其初稿先在朋友間流傳，因此可隨時依照同好的意 見增補修訂內容，《燕蘭小譜》這樣的創作過程，等於也促進了社群間的交流往 來。
在其他花譜中，也同樣有共同參與創作修訂的情形。如《聽春新詠》中所收 錄詩詞的作者，就超過三十人以上，除主要輯錄者留春閣小史外，尚有校訂者、
參閱者等。其中天涯芳草詞人提到留春閣小史曾「以《聽春新詠》底本見示，并 屬加墨。」65其他花譜即使內容部分未必為眾人所作，也大多會有數名社群成員 在書的序或跋中，展現他們對於該書的意見看法以及與作者間的關係。
60 見王標，《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游網絡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61 吳建雍，《北京城市發展史．清代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頁 148-160；黃宗漢
〈宣南文化研究概說〉，朱耀廷主編，《北京文化史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頁 111-125。
62 關於邊緣文人的研究，周婉窈，〈綃山傳奇──賀雙卿研究之檢討與展望〉中，也探討了雍正 乾隆年間，一群邊緣文人藉由才女賀雙卿相關的文本所構築的世界，見《新史學》，7：4
（1996），頁 159-197。尤其頁 194 討論到賀雙卿的相關文本中，可以反映的非主流讀 書人所構築的世界。
63 安樂山樵，《燕蘭小譜》，〈弁言〉，《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3。
64 安樂山樵，《燕蘭小譜》，卷 4，《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34。
65 留春閣小史，《聽春新詠》，〈徽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頁 160。
除了個別花譜的集體創作之外，各部花譜之間，也有繼承、參酌、修改以及 彼此較勁的關係。《日下看花記》的自序中提到：「客夏，偶閱各種花譜，均未愜 心，其弊非專憑耳學，取擇冗汎，即偶目爾目成，因偏護短，…梨園月旦，花國 董狐，蓋其慎哉。」66他的好友餐花小史的序中則說：「非如《燕蘭小譜》諸書，
滿口雌黄，畏人譏彈也。」67可看出他們都對《燕蘭小譜》以及其他幾部花譜的 品評標準不滿，因而有《日下看花記》的成書，並以「梨園月旦，花國董狐」這 樣的公正角色自許。
在《聽春新詠》中，共同參與的天涯芳草詞人則說：「嘗閲《燕蘭小譜》《日 下看花記》諸書，皆所重在人，題咏俱出一手，觀者每有掛漏之疑焉。小史此集，
編珠排玉，專採詩詞，不爲羣花强分去取，亦不爲羣花强判低昂。余既喜其立意 甚高，不落前人窠臼，且長安萍寄，十有餘年，集中諸人，相識過半。其性情嗜 好，知之最深，實有出於小史聞見之外者。」68即指出前二部花譜評斷主觀、缺 漏過多的問題，因此《聽春新詠》一方面採用眾人的詩詞，不「強分去取」、「強 判低昂」，以便改進這些缺點。
針對收錄品評不公的問題，《法嬰秘笈》的序中進一步指出：「向之為燕臺花 譜者，憑臆妍媸，任情增減。壬癸之年以後，甲乙之籍更多。豈知雲臺煙閣，論 功猶有未平；雪嶺墨池，逞筆何嘗足據？況乎月旦半類風聞，或尊嫫母而黜仍妃，
或出劉蔡而入李郃。殊嫌蛇足之加，無當於事；倘召蛾眉之妒，轉取其愆。僕乃 別出心裁，定為齒錄。百花皆採，莫笑蜂狂；一字不加，何嫌蠡測。」69認為既 然品評不公，乾脆不要加任何「蛇足」，只收錄演員基本資料。
相較於前幾則序中與先前花譜的針鋒相對，有些花譜則顯現出與較早作品的
相較於前幾則序中與先前花譜的針鋒相對，有些花譜則顯現出與較早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