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阿美族的社會歷史及其時代變遷
第二節 荷西到清末的阿美族生活世界及其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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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荷西到清末的阿美族生活世界及其社會變遷
（一）東部探金隊與阿美族人的遭遇
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台灣時期（1624－1662），雖然曾在卑南設立東部集會 區（Landtadag），但其主要勢力範圍，還是分布於台灣西部（以台南為中心）。從 當時遺留下的文獻與不少的日誌看來，「荷蘭人對台東的擴張始於 30 年代後半期」
（楊彥杰，2000：83）。當時東印度公司對東台灣，主要治權僅及於卑南地區，
此地「有荷蘭官兵常駐守」（翁佳音，2001：108），對於「花東縱谷北端與奇萊 原野的統治力較弱」（康培德，1999：60）。這個時期阿美族人的生活世界，還是 以部落或村落為其中心。當時，阿美族與東印度公司殖民地接觸，主要來自東印 度公司的探金軍隊的前來有關。荷蘭人前後，共派出三次的東部探金活動。
在 1640 年代探金隊的路徑中，他們曾遇到幾個阿美族部落的抵抗（如 Vatan
「馬太鞍」－它是被描述為人口最多且強悍的村落，當時一個讓荷蘭人感到需要 保持警戒的村落。（康培德，1999：252），但其帶來的「毛瑟槍排放的威力，驚 嚇了當時生活在花東縱谷的原住民。」（上引，頁 111）。雖然有衝突，但與歸順 村落則有物資的交換。例如他們從路經的村落住民獲得豬隻、米、芋頭、番薯、
糯米餅、小米餅及酒等；探金隊則帶來 cangan 布、珠飾（corales）、荷蘭鏡、煙 草卷及夾鼻眼鏡等，與當地住民換購或互贈。這些東西大多是當地住民日常生活 較不關的貨物或物件（上引，頁 116-117）。毛瑟槍或之後的火繩槍，作為西方殖 民征服與統治的利器。這武器讓東台灣原住民見識其威力，日後我們將看到這類 武器慢慢進入其日常生活，而成為其狩獵的利器，且成為原住民祭祀中具有的靈 力物件與用品。也成為日本殖民時期，日本人所要徵繳與管制的主要武器。
（二）東海岸船難與阿美族人
清朝帝國 1721 年朱一貴事件的封山政策，使得東台灣成為國家「化外」或 邊陲之地。一直要到 1875 年的開山撫番軍隊的進入，「國家才以積極的角色影響 東台灣的區域發展」。19 世紀初，東台灣在制度安排上，地方社會有一股自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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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康培德，2011：102）。有一篇遊記，很深度的描繪了當時的阿美族人與其他 族群的互動。這篇遊記，也就是上文已經提及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 ラン島之記》（有「川北本」及「黑川本」兩種版本）。編者秦貞廉。
說故事的人，名叫文助，是 1803 年經歷船難的北海道日本人。此商船船長 文助及其船員，共九人。之後八位船員因水土不服陸續死亡，只有文助存活。文 助漂流到的地方是秀姑巒溪口的阿美族大港口部落，且在那裡生活了四年。此一 文本，已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國立台灣圖書館前身），將其中文編譯
（2011）。從此文本，可以讓我們看見當時港口阿美族人的食、衣、住、行之日 常生活樣貌，也可以看見他們與其他族群的貿易或交易。當時已有漢人商家在當 地成家立業，還有季節往還於恆春與枋寮的漢人商家。甚至與宗教祭儀息息相關 的獵人頭與戰鬥，及其他風土事項。此旅遊作品，「以風土記的方式敘述，清楚 呈現當時東部地方的情況。」此文也有「多幅相關圖畫具有補充說明的功效。」
（山中樵，2011：59）。
19 世紀初的大港口阿美族人，還是以據月亮、太陽的變化及植物的生長速 度與變化，來安排日常生活。基本上，與其他初民社會一樣，他們的時間意象是 自然事件、社會事件與宗教祭儀活動的重複性。當時，他們過著以物易物的生活。
男性是以山田燒墾農耕及漁獵為主，並以狩獵與採集為輔。在旱地種植陸稻及小 米，收割時只採穗實而不採其莖稈，摘取後便放火焚燒殘餘稻稈。農閒時則採籐 或竹條之類造屋。女性則主要織造麻布及採集薪柴。她們也使用轆轤錐在採集到 的貝板上，再將線絲從頭到尾串滿。而製成的珠衣，則作為交易品。攜帶至上流 約五、六十里的異族部落（木瓜群）交易。不過阿美族人也在特定時間與之相互 交戰及相互獵人頭。另，他們與來自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也有衝突。亦即，此地 在仲夏至初秋之際，噶瑪蘭人會乘船前來騷擾。他們上岸後便隨意抓人，並帶走。
這造成本地人相當恐懼。不過，與前來交易的漢人商家則交往甚密。例如他們以 口嚼方式釀造小米酒。附近的漢人商家則釀米酒，他們會邀請阿美族人前來飲酒。
來飲者會帶餅或小米、稻束約七、八把，作為贈禮。除此，則還有下文將談及在 經濟上的交換關係。
從文助的遊記可以推敲，不同部落阿美族人與木瓜群之間的地理知識圈，
是有差別性與層次性的。當時秀姑巒溪口，作為原漢貿易或交易（以物易物）的 集散地。不過當時的河岸部落或山區木瓜群，其實與村落物資需求，與異族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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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村落交易，而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只是大港口阿美族獲得外界的訊息或技 術，可能比其他地區的阿美族來的快速，也比深山的原住民來的寬廣。康培德＜
十九世紀初秀姑巒溪口的地方史＞（2011），即以此文本作為討論的對象。這篇 文章，考證了當時的阿美族村落與用語詞彙，也指出了十九世紀以秀姑巒溪口為 中心的地域性物產交換。其中，參與交換其中的人物及物品，則相當複雜也相當 有意思。
當地的港口阿美族人的生活圈與見聞圈，則包括前來交易或是定居的漢人商 家，還有特定時間與山邊的異族或北邊的阿美族村落交換。她形成一「恆春－秀 姑巒溪口－奇密－太巴塱－木瓜群－布農族」物產交易網絡與經濟圈（見圖 2-1）。 可見，因交換關係秀姑巒溪口地域，與前來交易的恆春漢人、北部阿美族人及山 區的布農族、木瓜群之間，處與開放與交流狀況。他們之間有的文化習慣隨著互 動而相互影響。
圖 2-1 18 世紀初大港口阿美族的區域產物交換網絡
資料來源：康培德，20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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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學者康培德，根據當時的文獻資料及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成果指出
（2011：116）：
……窺知以秀姑巒溪口為中心的，連接各地的產業交易互動。19 世紀初的 秀姑巒溪口一帶，對恆春地區的輸出物以獸產為主，如自行狩獵的鹿皮、穿 山甲鱗與易自山區的虎、豹皮等；輸入物中，除鹽、酒盃、壺、鐵鍋等日常 用品外，還有鐵砲、槍支、鎗（矛）、斧等鐵器，但彈藥等耗材則為自製」。 對與山地異族的以物易物，則輸出貝珠，交換獸皮及肉類。「生活中常使用 的陶鍋，則是與距溪口二十餘里的太巴塱社交換而得。
上述交換物件，也可以從文助旅遊記述及圖畫中，得知大港口阿美族人屋內 擺放的物件，有些則是從此地域性交易圈中取得。從住家內部擺設而言（見圖 2-2），除弓箭、佩刀、鐵鍋（來自漢人商賈）及陶鍋（來自太巴塱部落）外，也 包括放在顯眼處的火繩槍及其自製的火藥容器和火繩之類。從日常生活微物之流 動，看見區域間的人與物的流動與連結，而非彼此孤立。
圖 2-2 18 世紀初大港口阿美族人屋內擺放的物件
資料來源：《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中譯本，
，「川北本」，2011，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出版。頁 32。
雖然文助口述的漂流記，有助於我們理解 19 世紀初期大港口部落的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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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區域交換網絡。但對於瞭解整體阿美族的區域遷移，卻幫助不大。這方面，
我們可以參考人類學家的相關研究。衛惠林、王人英（1966）研究指出：「阿美 族在十七世紀之後，因北有泰雅族 Sedeq 亞族，西有布農族巒社與郡社群。南有 卑南族的壓力，漸漸向東部海岸發展。加於十九世紀前半期，漢族在東部拓殖，
其聚落區域被迫縮小，形成花、東狹長的地區。此時期恆春阿美亦形成，…」（1966：
37）。有關阿美族十九世紀前半期，因泰雅族、布農族、卑南族及漢族群擠壓後 的遷移路線，詳見移川子之藏 等人所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
（三）西洋火槍的傳入東台灣邊區
1871 年發生牡丹社事件，引起清帝國對台灣經營的重視。牡丹社事件後三 年，開始由沈葆楨負責經營台灣的「開山撫番」事務。當時兵分三路（南路、中 路與北路）。「開山」，是先以軍隊鑿通進入「番地」的道路，後鼓勵人民進入開 墾，最後建築城池、設官治理；「撫番」，則是編查「番社戶口」，選土目通事，
教導原住民漢語，移風易俗（吳密察，2000：80）。這是清帝國對台灣「番地」
政策的丕變，對東台灣原住民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其中，1877 年（光緒三年）
發生大港口阿美族與清帝國軍隊的重大衝突，「雙方交戰數月，死傷慘重，即是 大港口事件……。事件結束後，當地阿美族人被迫離開原居地，大量遷移到別的 地方，原本人口稠密的部落遂迅速地凋零」（黃宣衛，2008：19-20）。
近代原住民部落西洋槍枝的大量傳入與流通。1870 年代的「開山撫番」政 策，扮演一大角色。陳宗仁研究指出：「清朝因為開山撫番而調遣軍隊至後山－
台灣東部，他們帶有新式洋槍，使得原住民亦知槍枝變遷，而高價求購。而清軍 的槍枝可能透過非法管道賣出……。」（2005：76－77）。比起上述文助漂流記有 關大港口阿美族人室內擺設的西洋槍枝及彈藥圖像，此階段加上日後 1896 年清 軍自台東、花蓮撤退，發生官兵賣槍換錢量的事件（陳宗仁，2005：78），可能 使槍枝流入原住民地區的更多，也更深入山地的原住民族群。如表 2-1 明治 41 年（1908 年）原住民交出的槍枝數目所示，其中阿美族人交出有 4,652 支，每百 人擁槍比例為 16％。最多的是山區的泰雅族人，交出有 10,841 支，每百人擁槍 比例為 37％。至少於 19 世紀初以來，西洋槍枝慢慢流入原住民社會，在其日常 生活世界中，也逐漸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