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司負責人責任規範之有效性

除了盡職治理守則之外，針對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或許可以思考以公司負責 人責任進行規範之可能。由於此類投資公司通常對其所投資企業之經營決策有相 當之控制力，使其除了親自擔任董監事外，亦有可能該當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 實質董事，因而須本於公司法第23 條第 1 項對公司負受託人責任，以及本於同條 第 2 項對他人負特殊侵權責任⁴⁷⁷，而以此為基礎，或許可在一定程度上課予其考 量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之義務。故本節將針對投資公司適用董監受託人責任與特 殊侵權責任之可能性為詳細之討論，並指出現行法下可能面臨之障礙。

第一項、公司法之相關規範

按我國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規定，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 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其亦得由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而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故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身為所投資企業之實力股 東，其若自行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則當屬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所定之公司負責

477 有關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性質，實務多認為其屬法定特別責任，而學者則多主張其為特殊侵 權責任，為統一論述，本文在此採後者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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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須本於同法第23 條之規定負有受託人責任與特殊侵權責任⁴⁷⁸。

而若投資公司是按第 2 項之規定指派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則由於此 時委任關係是存在於該代表人與其擔任董監事之公司間，故應由該代表人負擔董 監事之受託人責任，其背後之投資公司並不當然為公司之負責人⁴⁷⁹。惟按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規定，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董事同負責任。本條之目的乃 在使董事之認定不拘泥於形式之名稱，令實際行使董事職權或實質控制公司經營 者負擔相應之責任，以保障投資人之權益⁴⁸⁰。而在本條之架構下，可進一步細分為 兩種類型，有別於法律上董事之概念，學者多將非董事而事實上有執行董事業務之 外觀者稱為「事實上董事」，例如公司之總裁；而將非董事卻經常指揮公司董事，

以藉此實質掌握公司營運者稱為「影子董事」，並將此二者統稱為「實質董事」⁴⁸¹。 在此規範下，投資公司雖未親自擔任董事，惟若其仍執行董事業務或藉由指揮其代 表人以達實質控制公司經營之目的，則仍有可能被認定為實質董事，因而對公司負 擔受託人責任。

此外，投資公司縱未依第 27 條之規定參與董事選任或執行董事業務，惟若其 本於相當之持股規模而對經營階層發揮實質控制力，則仍可能該當影子董事之要 件。學說上即有論者認為可將控制公司視為從屬公司之影子董事⁴⁸²；亦有論者認 為，倘若被指揮之客體為經理人而非董事時，在我國公司董事會開會頻率不高，經 理人有可能被賦予部分重大決策權力之前提下，該指揮或控制經理人者亦可能被

478 法人股東自行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時，該董監事之委任關係乃存在於法人股東與公司之間，故 應由該法人股東對公司負受託人責任。參王文宇，前揭註16，頁 220。

479 參照：經濟部(92)商字第 09202200490 號函；同前註，頁 221-222。

480 參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立法理由。

481 參劉連煜，前揭註 39，頁 142；王文宇，前揭註 16，頁 226；朱德芳(2015)，〈實質董事與公司 法第 223 條－兼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再字第 31 號民事判決〉，《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9 期，

頁128。

482 杜怡靜(2014)，〈對臺灣關係企業規範之若干省思－在興利與防弊之間〉，《月旦法學雜誌》，第 225 期，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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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是影子董事⁴⁸³。因此，若投資公司已有實質控制經營之事實，即有可能該當公 司之負責人而負相關責任，不以有親自擔任或指派代表人當選董事為必要。

而若投資公司本於上開規定被認定為公司負責人，則按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之規定，其應對所投資之企業負有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在結合公司 法第 1 條第 2 項增訂公司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之規定 下，或可藉此確保投資公司有考量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之空間。而按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 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本規定即可使利害關係人對身為公司負責 人之投資公司取得直接訴權，從而要求投資公司在一定範圍內避免損及利害關係 人之權益。

第二項、適用公司負責人責任之障礙

根據上述之分析，就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而言，雖理論上有適用公司負責人責 任促使其考量利害關係人權益之空間，惟實際操作上可能面臨兩個主要的障礙，其 一是在我國對實質董事概念狹隘之定義下，可能無法完整涵蓋許多有影響力之投 資公司；再者，要透過公司負責人責任保障利害關係人，則必然涉及對社會責任概 念之解釋，惟我國目前尚欠缺足夠之解釋基礎，以劃定利害關係人之核心利益。這 些障礙將導致受託人責任與特殊侵權責任之操作面臨困難，以下即就此為詳細之 探討。

第一款、公司負責人之範疇無法完整涵蓋投資公司

如前述，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身為所投資企業之法人股東，其若本於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則當屬公司之負責人無疑。惟除此之外，

不論其係指派代表人當選為董監事，或單純利用實力股東之影響力左右公司營運，

483 朱德芳，前揭註 481，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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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否該當公司負責人之認定皆須仰賴對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事實上董事與影子 董事概念之解釋。

而首先，就事實上董事之判斷而言，由於我國法未對「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

之具體判斷標準為說明，故有學者認為可參考本條所繼受之英國法，依行為人是否 未經合法選任、是否與法律上董事立於同等地位，並擔負董事職能，以及是否為公 司重大決策之一份子等要素，綜合判斷其是否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⁴⁸⁴。惟亦有學者 認為，在我國公司法下，原則上是由董事會掌控公司之人事、財務與業務，董事個 別執行職務之情況極為罕見，故所謂「執行董事業務」，應主要係指以董事會成員 之身分參與董事會決議並進行投票而言，而此種情況僅較可能出現在經股東會選 任之董事在執行業務一段時間後，始發現選任程序有瑕疵之情形⁴⁸⁵，相當程度上限 縮了事實上董事之適用範圍。而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雖然對所投資之企業持有一 定比例之股權，惟如前述對機構投資人參與模式之分析，其實際上較少親自執行董 事業務，而是利用影響力干預或控制經營決策，故較難該當事實上董事之要件，而 若將事實上董事主要限縮為選任有瑕疵之情形，則更難以構成。

再者，就影子董事之判斷而論，我國法將其要件設定為必須是「實質指揮董事」

且「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始足該當，按本條之立法理由表示：

「董事的認定，不宜再依據形式上名稱，須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 事下達指令者，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因此，特引進實質董事觀念，藉以提高控制 股東在法律上應負之責任」。在此條文文字與理由下，學者多認為行為人須是公司 之實際經營者，並經常性且持續性地下達命令或指示，成為董事會高度依賴與行為 之依據，方符影子董事之要件⁴⁸⁶。換言之，在我國對影子董事嚴格之定義下，其實

484 郭大維(2015)，〈我國公司法制對事實上董事及影子董事之規範與省思〉，《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第 96 期，頁 72。

485 朱德芳，前揭註 481，頁 140-141。

486 參劉連煜，前揭註 39，頁 145-146；朱德芳，前揭註 481，頁 141；周振鋒(2014)，〈評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增訂〉，《中正財經法學》，第 8 期，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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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較接近於控制股東之概念。而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雖對所投資企業之經營有 實質影響力，但未必有達控制股東之程度，亦不見得完全掌握公司之人事與業務運 作，很多情況下其僅是實力股東，並只在重大決策時進行干預，故不易構成影子董 事。

綜上所述，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僅在自己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時，較易被認定 為是公司負責人，惟在公司法第27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僅能擇一行使之限制下⁴⁸⁷， 如此將等於放棄指派數名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之機會，且亦須負擔董事之法律責任。

故不難想像，我國之投資公司將更傾向於以指派代表人當選董事之方式，或本於實 力股東之地位私下干預經營決策。然而，宥於我國對事實上董事與影子董事嚴格之 定義，此種運作模式之投資公司實際上不易構成公司之負責人，故有關受託人責任 與特殊侵權責任之規定將無法完整涵蓋此種內部人型之投資公司。

第二款、社會責任之內涵模糊

其次，以公司負責人責任規範投資公司的第二個障礙在於，縱使投資公司能該 當公司負責人之要件，惟我國公司法下對受託人責任與特殊侵權責任內涵之解釋 是否足以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不無疑義。詳言之，要以此等責任促使投資公司 考量利害關係人，則必然涉及對公司社會責任概念之操作，如前所述，企業之社會

其次，以公司負責人責任規範投資公司的第二個障礙在於，縱使投資公司能該 當公司負責人之要件，惟我國公司法下對受託人責任與特殊侵權責任內涵之解釋 是否足以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不無疑義。詳言之，要以此等責任促使投資公司 考量利害關係人，則必然涉及對公司社會責任概念之操作，如前所述，企業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