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詩學》的翻譯箋註及其文化意義
第四節 譯注《詩學箋註》的文化意義
的論點對翻譯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83他繼承了俄國形式主義（Formalism）的理 論，認為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所組成的混合體，而是 由相關的元素所組成的「系統」。這些「系統」，又不是單一的系統，而是由多個相 交甚至相疊的系統所組成的，因此，他在〈翻譯文學在文學複系統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一文中，創造了「多 元系統」（Polysystem）一詞對此現象加以解釋。他並且認為，各個系統的地位並不 平等。有些系統處於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有些則處於弱勢的邊緣。但多元系統並 不是靜態的、固定不變的。有時候，社會文化因素會導致某些系統從邊緣走向中心，
或者由中心走向邊緣。
以往論者多視翻譯文學為次要的文化產品，恆處於邊陲。佐哈爾則認為不然。
他在該篇論文中指出，翻譯文學為譯文系統（target system）中的文本實品（textual facts），本身自成一系統，有其自己的一套文庫（repertoire）。翻譯文學的地位如何，
端賴它與譯文系統中的創作文學系統之間的關係如何而定。來自主流系統的翻譯文
183 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詩 學及比較文學教授兼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翻譯文學在文學複系統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一文，原是他在 1976 年於比利時魯汶天主教 大學「翻譯與文學：文學研究新觀」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後收入氏著《歷史詩學論文 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1978）一書。此篇文章雖短，卻是七○年代翻譯文學研究的重 要文獻。這篇論文除了是複系統理論與翻譯研究聲氣相通的根本論述之外，更是功能學派
（functionalism）的先聲。有關 Itamar Even-Zohar 及其理論的介紹，參見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 ed. London: Routledge, 2000. Itamar Even-Zohar 著，莊柔玉譯：〈翻譯文學 在 文 學 複 系 統 中 的 地 位 〉（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收於陳德鴻、張南峰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00 年），頁 117-123；張南峰譯：〈多元系統論〉，《中外文學》第 30 卷第 3 期（臺北：中外文 學雜誌社，2001 年 8 月），頁 18-36；張南峰、莊柔玉：〈前言：多元系統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 外文學》第 30 卷第 3 期，頁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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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因其功能不彰而處於邊陲地帶。反之，處於邊陲地帶的創作系統宜藉翻譯文庫 的新興力量，奪得主導地位。184換句話說，翻譯文學為邊緣系統入主文複系統中央 的 助 力 或 主 力 ， 往 往 扮 演 的 是 推 「 陳 」（conservatory/secondary ） 出 「 新 」
（innovatory/primary）的角色。
依據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觀點，讓我們回頭檢視姚 一葦是處於何種社會、文化與文學的環境之中，而對《詩學》進行翻譯箋註的工作。
《詩學箋註》之成書，是自1964 年開始動筆，至 1965 年全書宣告完成，然而姚一 葦於1960 年著手撰寫《藝術的奧秘》中的諸多單篇論文時，已自承：
我所企圖建立的藝術體系幾乎可以說完全承襲亞氏的餘緒，是從『詩學』基 礎上生長起來的。它便成為我手邊翻閱得最勤的一本書，十年於茲，當可見 與它的親密的程度。因此我早就想將它譯介到我國來。185
由其自述可以推測，姚一葦接觸、消化、思考《詩學》中理論的時間點，應於 1960 年以前，恰恰是在臺灣反共文藝最為興盛的年代186。根據陳芳明〈台灣新文學 史〉中的說法，自五○年代以降，國民政府可以對作家及其文學活動進行操控與監 視，甚至可以查禁、封鎖作家的思考。以佐哈爾的語言來說，當時的反共文藝正是 由於官方的大力支持，以文學獎項、高額獎金作為誘因，而在多元系統中佔據了主 流的中心位置。在反共、恐共的陰影下，所有的作家都盲目相信政治領導人的語言、
口號都是真實的，並且也遵命指示去實踐創作，使自己分辨不清文學創作與政治干
184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n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oetics Today 11.1: 45-51.
185 姚一葦：〈後記〉，《詩學箋註》，頁 216。
186 陳芳明謂：「反共文學在五○年代的發展，大約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一九四九 年到一九五五年，這段時期是文學受到政治干涉，最為嚴苛的階段。第二階段是從一九五五年到 一九六○年，這段時期逐漸見證到女性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以及台灣本地作家逐漸呈現活潑的 現象。」參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一章：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第 199 期（臺北：聯合文學雜誌社，2001 年 5 月），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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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的界線。對於權力的屈服，使作家完全失去批判的能力。他們信奉的真理都來自 政治領袖，作家因而喪失了自我思考的主體。187政治的高壓，對於曾經經歷過兩次 無端的牢獄之災的姚一葦而言，想必感受尤其深刻。他之撇棄反共文藝高額獎金的 誘惑，轉向《詩學》的翻譯工作，實其來有自。
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進一步提到，在西方世界邊緣文 學常常就是小國的文學。相對於豐富的、強勢的文學只須偶爾在自己的地域內，從 邊緣系統中採集一些新鮮事物作為文學元素，弱勢文學卻是完全依賴引進外國文 學，作為圖強求變的方式。因此，對於弱勢的小國文學來說，翻譯文學不僅是把流 行的文學形式引進本國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是帶來改革和提供另類選擇的源頭：
在多元系統的成長、變遷、發展過程中會出現一些轉捩點；在這些歷史時刻 裡，較年輕的一代不再喜歡傳統的模式，於是翻譯文學就可能會佔據中心的 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學系統，也會出現這種情形。假如在這種轉捩時刻，
本國文學的一切形式均被摒棄，導致文學「真空」的出現，則翻譯文學躍升 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這樣的真空期，外國的模式很容易滲入，翻譯文 學也許因而佔中心的位置。當然，這種情況在弱勢文學或一些恆久處於貧乏 狀態（因一向沒有鄰近的或可接觸的外國文學可供引進）的文學當中，尤為 顯著。188
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觀點，給予我們重新觀看姚一 葦翻譯《詩學》的契機，將他的翻譯工作放置在五○年代的臺灣文學脈絡之下加以
187 參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一章：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第 199 期，
頁 153。
188 Itamar Even-Zohar 著，莊柔玉譯：〈翻譯文學在文學複系統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收於陳德鴻、張南峰編：《西方翻譯理論精 選》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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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更可發掘姚一葦翻譯《詩學》的苦心及其意義。五○年代的反共文藝到了後 期由於題材內容的固定，而流於樣板化、公式化的書寫，也使得當時的文學環境呈 現單調的風景。在無力改變文學環境的現狀，而新的文學模式僅得為潛流而尚未出 頭的狀態之下，翻譯便可做為發展新文學形式庫的工具之一。姚一葦透過翻譯實踐，
將一些本國文學所無的特色，藉由外國作品帶進來，他在〈後記〉中記述了翻譯的 動機：
總之，我的從事詩學的翻譯、箋註及註解的目的，不僅是使「詩學」成為可 讀之書，而更重要的是使它成為可用之書；不僅是對西洋文學、藝術有相當 基礎者可讀、可用，即使是一個初學者亦能讀，甚至能用。我認為我國自輸 入西洋學術以來，已有近百年之歷史，然而基礎工作卻做得十分脆弱，與東 鄰日本來比，真個是瞠乎其後，望塵莫及。於是所謂西化者，僅屬皮毛。因 此我不翦愚陋，來從事此一艱難但卻重要的工作，如能因此而使吾人對於西 洋美學、藝術、戲劇以及批評之觀念有所了解，則幸莫大焉。189
在姚一葦的自述中可以發現，在某種程度上，他的翻譯動機其實是源起於一種
「遲到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的焦慮。從他對於日本輸入西方學術「瞠乎 其後，望塵莫及」的焦慮感之中，不僅看到他並沒有因為政治對於文學的高壓干涉，
而侷限了自己的文學視野，甚至透過與日本文學的相互比較，來找尋本國文學所缺 乏的書寫視閾空間，而對於《詩學》的翻譯與箋註，正是他對於促進臺灣文學現代 性的有力實踐。
同時，他對於西學的翻譯編選工作，在《詩學箋註》成書之後並未就此劃下句 點。待至六○年代《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文學雜誌相繼創刊，可以
189 參見姚一葦：〈關於亞理士多德及其詩〉，《詩學箋註》，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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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翻譯文學在文學複系統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中所提出的理論架構來檢視姚一葦在《詩學箋註》
的翻譯計畫，目的不在於文本閱讀、分析與歸類的工夫，而在於彰顯翻譯文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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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雖然以中國五四運動所推行的白話文為寫作語言與創作依歸，但是姚一葦不以 此為限，由於臺灣特殊的殖民地環境，他得以透過了日文吸收日本、歐美乃至世 界文學的理論與作品，作為滋養藝術內在的各種養份。因此，他雖是以所謂的強 勢官方／祖國語言進行寫作，但實際上他的視野比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 中國更加寬廣。就這點而言，單說臺灣新文學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論述未 免過於簡單而視見狹隘。
而依據姚一葦的自述，《詩學箋註》之成書，一是他援以作為戲劇理論的基 本與美學及藝術批評的經典；此外，姚一葦還自承，他所企圖建構的藝術體系可 以說是完全承續亞氏的餘緒，而從《詩學》的基礎上生長起來。這一藝術體系即 合《藝術的奧祕》、《美的範疇論》、《美感經驗論》、《藝術批評》而為「姚一葦美 學四種」，其間均找得出承亞氏《詩學》根柢的痕跡。由此觀之，在姚一葦的個
而依據姚一葦的自述，《詩學箋註》之成書，一是他援以作為戲劇理論的基 本與美學及藝術批評的經典；此外，姚一葦還自承，他所企圖建構的藝術體系可 以說是完全承續亞氏的餘緒，而從《詩學》的基礎上生長起來。這一藝術體系即 合《藝術的奧祕》、《美的範疇論》、《美感經驗論》、《藝術批評》而為「姚一葦美 學四種」，其間均找得出承亞氏《詩學》根柢的痕跡。由此觀之，在姚一葦的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