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研究發現——充滿挑戰的未竟之業
第五節、 貫穿創作研究的去殖民立場
筆者一直相信人會受到某些「感動的原點」影響,而這種影響往往會如影隨 形又揮之不去的跟著我們一輩子。筆者最早體會到浸淫於知識體系的巨大喜悅,
是大二、大三時瘋狂閱讀美術史並學習藝術史學方法的無數個寂靜夜晚。感覺到 自己就像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樣活著並思索,則是大三升大四那個鎮日與一把 把雕刀、一片片木板,還有溽濕汗水為伍的漫長炎夏。那夜晚展讀的蒼白書卷,
那炎夏所遺留的無數深淺鑿痕,皆投射鐫刻在年少徬徨的心靈,成為永恆而強悍 的身分印記。無論如何,似乎擺脫不了藝術史觀的沉重羈絆,也改變不了自己的 木刻版畫性格。史觀的本質為何?其實就是立場。木刻版畫的根本屬性呢?就是 明快直接。用最簡單的文字形容這個創作者的特色,可謂「明快直接的立場」; 而所書寫的創作論述,必然也都屬於明快直接之立場,及能夠與其相互呼應的文 風和內容。也正是因為無法脫離用史觀看待藝術與設計,所以筆者寧願舉出史料 來比對自身創作與評論對象的差異性(即文獻探討),而不想採取「看圖說故事」
的模式來建構作品的價值。對於廣泛為設計學界所認可、所標舉的創作論述的寫 作習慣(也是型態),像是提交一分「報告書」那般恭謙而不帶個人意識、以來 撰寫此「創作論述」。姑且不論創作論述這種個人色彩濃厚的文體,即便是學術 性的知識生產,所謂「不偏不倚」的研究寫作,也有文化研究大師認為那根本是
「虛構」出來的假設性說法,薩依德在《東方主義》的「緒論」就曾指出:
對當代西方(這裡我所指的主要是美國)所生產出來的知識的最大衝擊則是
「非政治性的」(nonpolitical)要求,亦即,必須是學術性的、不偏不倚的、超 越黨派或狹義教條信仰的。在理論上,如此的企圖是不會有所爭議的,但是在實 務上做起來便會產生很多問題。從來就沒有人曾經設計出一種方法,能讓學者遠 離他所生活的環境和他在生活各方面的介入牽連(有意或無意識地):他的階級、
信仰、社會位置,以及他作為社會一分子的基本活動,這些不可能是毫無關連的;
即使他的研究及其成果自然地試圖要極盡所能以擺脫日常生活的限制,而維持一 種相對的自由,這些因素都會持續地影響其專業所為。儘管可能會有一種知識比 它的生產者較不偏頗(而不是更偏頗!),但知識也不會就因此而自動地沒有政 治性意涵。
到底文學或古典語源學是否充滿著政治意義,這是個大問題,我在別處有更 詳盡的討論。我現在所感興趣並想提出的是,一般自由派認為「真正」的知識,
基本上是非政治的(或者,反過來說,過度政治性的知識不是「真正」的知識),
這種講法模糊了那原本就已高度組織化的生產知識之政治環境。在今天,其實不 需要任何幫助便可輕易地了解此點,尤其形容詞「政治的」已被當成是一個標籤,
它可以使任何研究因為其違反了需假裝超政治的客觀性之規定,而價值受損。53 設計語言民族化作為一種去殖民的文藝生產方式,這個提法從一開始就是非 常政治的,筆者絲毫不避諱自己是有所鮮明主張的。在還沒寫下第一個字以前,
就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文化位置,也知道從此位置出發,自己將前往何方。這種比 較強勢而近乎史論式的寫法,在藝術或歷史等人文社會學科應該是司空見慣的;
53 參閱薩依德(1978),《東方主義》,頁一三至一四。臺北:立緒文化,二○○一年。
然而對設計學界來說,大概會讓很多人覺得作者「自以為是」或「目空一切」。 當然,筆者絕對不希望引起設計人的反感,但倘若一位藝術家創作了十多年,或 藝術史研究者寫了十多年的史評,然後他還搞不清楚自己的「立場」,那在我們 這行當裡還真有些匪夷所思。
順道一提,前面說過,此刻的創作或論述「無法」解決任何實際問題,這是 基於將「設計被殖民化」當作問題意識的核心;而以個人的能力,僅能表明自在 文藝生產上的「去殖民」路線的選擇(這也是創作者唯一應該專注的工作),卻 不可能真正解決整體設計之文化被殖民化;這樣的講法應該很清楚,亦為出自肺 腑之言。不過,若我們站在「效果歷史」(effective history)之拉長時空的宏觀視 野來看,假設日後有人能夠從我的提問、論點、方法乃至作品中獲得某種或深或 淺的「影響」,並透過此影響再加以申述或創造,那麼經過長時間的文藝意識之 變異,或許能夠漸進式的處理「設計被殖民化」這一極其複雜的歷史問題。這當 然是未可知的想像,但也不能說全然沒有可能,只不過那將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了。最後,且舉出文學史家陳芳明在《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這冊 研究文集中「自序」裡的一段自白,為本章作結:
近人討論臺灣文學者,嗜談文本(text),而避開不談脈絡(context)的問題。
在文學詮釋方面,這種方法固然可以成立,我也能夠接受。然而,臺灣文學既然 是從殖民地社會孕育出來,則有關它的解釋,就不能全然擺脫殖民地經驗的歷史 脈絡。我很同意所有的歷史解釋都屬於政治的,所以就在這個立場上我特別堅 持。我越來越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解釋,從而我也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學術。臺 灣社會既然塑造了我這樣的人格,那麼我在討論臺灣歷史時,便不可能無視臺灣 社會所具備的殖民地經驗。這是很主觀的,無需討價還價。54
54 參閱陳芳明(1998),〈問學十年——《左翼臺灣》自序〉,收入《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 動史論》,頁○八。臺北:麥田出版,一九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