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威勒（Lowell）說：「在這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 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盡；我們不能 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形狀。我們想用字來範圍它的意義，
這正像要把空氣捉在手裏似的：當我們尋找文化時，它除了不 在我們手裏以外，它無所不在。」（註12）正因文化如此龐大繁 雜難解，討論文化的人總是根據自己的立場和需要。清末大學 士倭仁及民初的辜鴻銘堅持維護傳統的立場；受西方教育的胡 適、陳序經則主張西化特別強烈，而站在中國文化基礎的人士，
則採中庸之道，如早期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新文化運動時期 這種維護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又得到梁漱溟進一步的解釋與發 揮，1935年則有王新命等人所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 言」（註13）。
各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系統，每個民族文化的演變均受 地理和氣候等環境的影響，不同的民族性產生不同的文化，不 同的文化有其共同性和個別性差異。自清末以來談到中西文化 的人，容易觸及到兩者之間的差異，茲就其基本差異綜合敘述 如下：
一、天人合一與征服自然
中 國 是 個 有 情 的 民 族 ， 從 中 國 哲 學 史 中 流 行 的 「 天 人 合 德」、「天人不二」、「天人無間」、「天人相與」、「天人一貫」、「天 人合策」、「天人之際」等哲學看出，儒家與萬物莫不相感通，
也就是萬物莫不有情，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和程明道的「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就是人能經 由感通，而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基礎在情，
人與人之間的不隔，由於情；人與物之間的不隔，由於情；物 與物之間的不隔，也由於情；人與天地萬物，統被連繫在情的 交光網中，此謂有情的宇宙觀（註14）。
西方文化的源泉之一的希臘，首先把握「自然」，希臘早期 的那些哲學家，都是自然哲學家，他們成功了許多觀察自然宇 宙的哲學系統。故近人講西方文化，從科學一面說，必歸本於 希臘（註15）。文藝復興以後，理性逐漸抬頭；特別是理性壓倒 了信仰。科學解答自然世界的奧秘，這是理性的大勝利。宇宙 是有秩序、有規律的，可以通過人的理性來發現。理性的分量 從此越來越重，人們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相對地減輕了。牛頓 仍然相信這個有秩序、有規律的宇宙是上帝創造的，但是自然 科學的成功畢竟把上帝推遠了一大步。十九世紀達爾文的生物 進化論出世之後，上帝創造世界的信仰更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註 16）。
西洋社會發達於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島間，交通便利，宜 於商業，貿遷遠服，操奇計贏，競爭自烈，中國社會發達於大 陸內地之黃河沿岸，土地沃衍，宜於農業，人各自給，安於里 井，競爭較少（註17）。中西文化之差別，可云一為積極的，一 為消極的。大體而言，中華民族皆有一共同與西洋民族不同之
所，即其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 遊樂是也。彼等不言人則與天則對立，寧依天則以演繹人則。
中國人一般之宿命觀以從天命為道德之能事（註18）。
李大釗於1918年發表「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一文中認為：
「歐美人使現實生活徹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於其生活 必要之自然之途以進。東洋人之於現實不視為絕對，故使之徹 底努力缺乏。東西對於自然之差異，無論其基於何種理由，究 於二者之間生出思想與生活種種之不同」（註19）。傖父於1916 年登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於東方雜誌，他強調「西洋社 會一切皆重於人為，我國則反之，而一切皆注重於自然。西洋 人以自然為惡，一切以人力營治之。我國人則以自然為善，一 切皆以體天意，遵天命，循天理為主。故西洋人之文明為反自 然的，而我國人之文明為順自然的」（註20）。李大釗說：「東洋 人與其欲制御自然以獲精神之自由，寧欲使精神之要求服從自 然 ， 於 此 覓 一 安 心 之 境 地 」。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教 授 北 聆 吉 氏 曾 說：「西洋之文化為求精神之自由，先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 服自然。歐人對於自然不能漠不關心純取觀望之態度，不能融 合其自我於自然之中以與自然共相遊樂。其視自然為自我發展 之憑基，非自我產生之嫡母。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礙。……其 科學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張自我克服自然而產出」（註21）。自 然之征服，環境之改善，為西洋人努力之方向；與自然融為一 體，對所處境遇之滿足，為中國人優遊之境界。
二、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
中西文化基本差異的另一點是在家庭的問題上。中國文化 以家族為本位，注意個人對家族的職責與義務，西方文化以個 人為本位，注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註22）。
在傳統的中國，簡直可以說，除了家族外，就沒有社會生 活（註23）。所以中國社會的最大特色，是以家族為社會活動的 中心。中國的家族意識，是不斷向外膨脹的，膨脹得使所有的 人際關係，幾乎都予以家族化，例如君不只稱君，而稱君父；
臣不只稱臣，而稱臣子；地方行政首長被稱為父母官；統治下 的百姓被稱為子民；老師可稱師父；聖賢則提倡以孝治天下；
用人則有舉孝廉；國民則互稱同胞；最高的理想是四海一家皆 兄弟；和天下一家。家族所經營的事務；要比家庭複雜的多。
它不只是一個生兒育女的地方，其他如政治、經濟、宗教等複 雜事務，都包括在其中。傳統中國的家，就正是具有這複雜功 能的一個社群。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使經濟事務必然 的被包括在家族的事務範圍之內。法本是處理政治事務，傳統 的家族中卻有家法，以處理家族中發生的任何糾紛（註24）。
近代西洋產業興起，家庭生活失其中要；同時個人之獨立 自由，亦特著於近代思潮以後（註25）。西方因尊重個人自由之 故，自法國革命以來，乃有自由平等之學說；其在憲法上，則 有生命財產言論結社自由之保護（註26）。西方的個人本位主義 的主要表現是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個人的獨立性，而較 少個人對家族的責任感和義務感。由於有財產個人所有制作為 基礎，個人本位主義在西方近代發展得相當強而有力。個人本 位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個人的獨立性，有其明顯的 優越性，它使西方的家庭比中國民主、平等得多，同時也使西 方人慣於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奮鬥，去獨立地求生存、求發展，
而不依賴父母，不依賴家族。個人主義在西方近代不僅是人們 處理家庭關係的基本準則，也是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非家 庭成員的他人之間的準則（註27）。
三、協和萬邦與征服世界
過去中國的文化始終是內陸農業文化；而西方文化，自其 導源便和海洋結下不解之緣。希臘羅馬的繁榮是以海外貿易，
海外掠奪，和海外殖民做為基礎的。文藝復興的時代，同時也 是西南歐海外貿易復興和市府復活的時代。從十二世紀西南歐 的準市府的經濟到現代西方海洋帝國主義的經濟是一繼續的發 展，是一由量的增加到質的轉變的歷程。這歷程和希臘羅馬的 海外開拓是一脈相承的，而海外開拓的傳統是中國歷史上所沒 有的。海外開拓是產生資本主義的一大動力，雖然資本主義的 發達也增加了海外開外拓的需要。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 山，智者動，仁者靜。」我們更進一步說：海洋的文化恰如智 者，尚知；內陸文化恰如仁者，尚德。海洋的文化動：所以西 方的歷史比較波瀾壯闊，掀揚社會基礎的急劇革命頻見疊起。
內陸的文化靜：所以中國歷史比較平淡舒徐，其中所有社會的 大變遷都是潛移默運於不知不覺，而予人二千多年停滯不進的 影像（註28）。
陳獨秀認為：「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 本位。儒者不尚力爭，何況於戰；老氏之教，不尚賢，使民不 爭，以佳兵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漢以來，黷武窮兵，國之 大戒。佛徒去殺，益墮健鬥之風。……若西洋諸民族，好戰健 鬥，根諸天性，成為風俗。自古宗教之戰，政治之戰，商業之 戰，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英吉利人以鮮血 取得世界之霸權，德意志人以鮮血造成今日之榮譽……其力抗 艱難之氣骨，東洋民族或目為狂易，但能肖其萬一，愛平和尚 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東洋民族，何至處於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註29）。
羅素在其所著的「中西文化之比較」認為：「白種人有更強 烈的駕馭別個民族的欲望，而中國人有不想統治別人的美德」，
「假使世界上有一個國家『不屑打仗』的話，那個國家就是中 國。中國生來就有著友善和容忍的態度，對人有禮貌，也希望 別人對他們有禮貌，假如中國人願意，他們可以成為世界上最 強大的民族。但是他們只要自由，不要統治」、「白種人去到中 國的動機有三：打仗、賺錢、傳教……。但是軍人、商人和傳 教士都同樣致力於在世界上留下我們文化的烙印。在某種意義 上，他們那三種人全是好戰的。」最後羅素殷切的期望：「但願 我能希望中國，為了答謝我們的科學知識，能給我們一點他的 寬大的容忍和沉思的、恬靜的心境。」（註30）。
參、西洋運動觀的導入
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正處在動盪不安，政治紛亂，經濟 蕭條的情況，接受西洋文化是受制於強大的外在壓力，不得不 爾的處境，因此，對近代體育的吸納過程，不只不能仔細過濾
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正處在動盪不安，政治紛亂，經濟 蕭條的情況，接受西洋文化是受制於強大的外在壓力，不得不 爾的處境，因此，對近代體育的吸納過程，不只不能仔細過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