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留學日本學習體育的徐一冰，早在1920年即提出體 育的國情問題，徐氏認為：「各國之體育之體操之運動，必有各 國之特長，及其風俗習慣程度之不同，未必盡合於我國人也」
（註33）。王庚亦認為各國有各國的精華和特色，非外人所易得 同一效果。而且人種、天性、環境等之不同，如足球在英國人 看起來是一種最好的運動，在世界各國可首屈一指，但是若將 足球交由日本人學習，成績必遠不如英國，結果迴然不同（註 34）。北京體育研究社提倡體育也以國情及國性為考量，如英國
之立國，以活潑進取之精神；法國之立國，以高尚優美之精神；
德國之立國，以堅忍強毅之精神；美國之立國，以獨立不羈之 精神；日本之立國，以尊王尚武之精神。然中國之體育家「皆 襲他人之形式，未克振己國之精神」（註35），「略沾西洋體育之 智識，即敝屣國華。精習本國之國技者，則排除歐化。均非古 人時中之道。吾國有志提倡體育者，須當順天演之進化，循世 界之潮流，擷中外之精蘊，察南北之習尚，參酌瑞、德、美三 式之精神而變通之融合瑞、德、美三式之精神而陶冶之」。質言 之，採取瑞、德、美體育之特長，而除去瑞、德、美三式之缺 點，再參合本國之風尚與特性，而產生一種優美高尚之方式（註 36）。而非徒襲西方的皮毛，而盡失其本意；能全取其精華，而 盡捨其糟粕。
於1932年8月15日至22日止所召開的全國體育會議，集合各 方體育專家，以謀今後體育之進行與發展，強調「應依據國情 與國民性為實施國民體育之標準，凡不背科學原則及適合人類 天性之種種體育方法。不以其來源之不同有所軒輊，要皆根據 此 標 準 各 取 其 長 而 一 律 提 倡 之 。 抄 襲 模 仿 固 失 其 民 族 之 自 信 力，故步自封亦失其民族之偉大性。故本會議為我國體育前途 計，深望全國國民對於各種身體活動方法抱『擇善而從』之態 度，勿分新舊中外，咸立於今後新體育旗幟之下，促國民體育 之猛進，此次本會所決方案均本此旨，以為規定，如鑑於以往 體育之漫無方針，而有體育範圍與體育目標之擬訂。……與夫 國術之特別提倡及分年實施計劃等等，……」（註37），從宣言 的 內 容 可 見 體 育 不 分 來 源 ， 以 符 合 科 學 與 人 類 天 性 之 體 育 方 法，不以模仿為能事，更要創造適合國情環境需要的體育目標 與方針。
有些人認為早期洋人主辦的遠東、全國、華北三大運動會 之成立，皆有資本主義的背景，其目的在提倡中國新式的消費，
擴大經濟侵略的方式。使中國青年增加對於中國的厭惡，無形 中變為「準洋奴」，更是運動會對於中國發生唯一的「偉大」影 響。當時中國對運動用品多不能製造，中國開一次運動會，必 然增加一些會穿洋服說洋話吃洋飯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增些 外國貨消費者。所以中國每開一次大運動會，中國經濟的破產 便加緊一次（註38）。1930年的杭州全運會，耗款四十萬，鋪張 場面，擴大組織，設官給薪，儼然為一運動政府。無線電播音，
飛機傳訊，專車運輸，黨國要人，紛贈獎品，多如山積，金銀 輝煌，琳瑯滿目。這樣富麗堂皇的運動會，誰知陜西尚有餓死 的饑民百十萬，又有長江大水災，各地盜匪猖獗。繼杭州全運 會之後，則有南京全運會之籌備，僅會場之建築，即耗款百三 十萬，這也表示政府提倡體育之決心（註39）。以當時中國的經 濟窘困狀況而言，難怪乎有些人懷疑體育的國情問題。
以當時中國經濟情況而言，國民體育應該重平民化，貴族 化的運動不適合於中國國民經濟，當時最流行的高爾夫、臺球、
網球等，雖是一種有趣的運動，但並非人人有經濟能力從事這 些「貴族化」的運動（註40）。陳立夫觀察近數十年來由歐美流 入中國的所謂運動，多數不適應中國的國情和需要，如田賽、
徑賽以及各種球戲，根本是貴族和縉紳階級的運動，而不是普 遍民眾的運動。他分析：「試問中國有幾處有游泳池的設備，有 多少人有力量購買網球和拍子，有多少人能夠每天抽出兩小時 的工夫來從事運動，只要到內地和鄉村看看，便可了然一切」
（註41）。由於這種貴族化的結果使中國學生沒有跑鞋，便不跑 步，沒有合格的運動場，便不參與運動，沒有體育館就不談體
育（註42）。
陳 立 夫 認 為 各 民 族 有 其 民 族 性 ， 該 民 族 所 從 事 的 體 育 活 動，與其民族性有密切的關係。希臘人喜歡運動和競技，現代 的國際運動會的競賽項目，如距離競走五項運動（pentathlon）
等等，都是淵源於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因此歸功希臘的民 族性嗜好運動。陳氏認為棒球是美國國民的夏季運動，板球是 英國國民的夏季運動，體育運動含有民族性，不僅是一種單純 操練身體的事，小之可以影響個人的思想行為，大之可以形成 一個民族的特性。陳立夫說：「現在歐風東漸，國人重複重視運 動，政府亦提倡不遺餘力，這是很可喜的，不過無論政府或人 民，都祇知一味模仿歐美，而毫不注意創造適合本國國情的運 動。青年所操練的是歐美的田賽、徑賽、游泳以及各種球戲，
政府所提創的也是這一套。固然，歐美的田賽、徑賽、游泳以 及各種球戲，在他們的本國自有其特殊效力，但是是否適合我 國國情，所得的結果是否適應我國的需要，似乎沒有顧慮到」
（註43）。
曾留學德國的程登科對國術亦提出其見解：「同人等旅外多 年，審各國之情況，無不各有其歷史性。改良之，推廣之，使 成為一種有民族性之體育者，如美人之好棒球，英人之嗜遊戲，
德人之愛器械即其例也。我國自維新以來：一切效法泰西，將 我祖宗數千年遺下之國術放棄，盡效顰西洋體育，捨本逐末，
莫此為甚！我們自己祖宗之遺產不知愛惜，反被別人偷去，用 科學之方式，加以改良。如日本武士道之風尚即發軔於此。而 日本國勢之強盛亦在此。晚近中國拳術中之攻守法，由日人傳 入歐西，各國爭相效尤，學校定為課程，軍警在所必修，社會 上設有專門訓練所訓練，以為防身之技。反觀吾國，則一般捨
本逐末的體育家，聞國術二字無不搖頭，一味西洋體育是尚，
本末顛倒，狂瀾待挽，同人等在德國時，每於學校公開表演之 時，強令加入我國國術，同人等對此毫無研究，然亦受西人之 歡迎，認為甚有體育上之價值，……」（註44）。程登科認為將 洋土體育打成一片而創造成為中國的「民族體育」，創造自主的 中國式體育，同時需要適合我們國民性的，以中國科學化的國 術（土體育）為中心，採擇歐美體育（洋體育）之精華，并能 適用於吾國者，力求洋土合一（註45）。
吳蘊瑞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習體育專業，獲得碩 士學位後，回國任教（註46），於1932年7 月與大公報記者所撰 社論作洋土體育之辯。又於1935年發表「體育之國界問題」一 文，認為體育之宗旨、制度、系統、方法及活動，各國可以通 用，不能以國家問題而分畛域，不以歷史背景、政治、經濟、
思想、風俗為唯一之標準，而抹煞個人身體的構造，生理上之 功能，發達之需要，心理上之需要，對於各種體育方法與活動 之態等之人類共同要素。體育活動適用與否，第一須問是否合 於生理；第二須問是否合於心理；第三須問是否合個人與社會 的需要。主張土體育者，以為中國應從事中國之體育活動，如 國術是，不應提倡現今所用之競技運動，以其來自國外。現在 所流行之競技運動發達身體之功能至大，是合於個人之需要，
競 技 運 動 之 基 本 動 作 為 跑 跳 攀 擲 ， 亦 是 戰 爭 中 所 用 之 基 本 技 能，亦合於國難中之需要，何洋土之有。所以無論何種體育活 動，不能以國粹而提倡之，亦不能因其為舶來而棄（註47）。王 復旦亦認為：「我們提倡體育，應明白在不同環境中，應提倡不 同的體育，美國的環境生活富裕，民情優良，國外既無強鄰的 壓迫，國內又少黨派紛爭，他們提倡娛樂體育，乃是自然的趨
勢；我們中國情形不同，國外則強鄰四圍，帝國主義者均虎視 耽耽，……茍不力圖自強，使全國民族有自衛的能力，則國家 之亡，可指日而待，但要希望全民族有自衛的能力和抵抗能力，
似非在娛樂大道可能求得的」（註48）。綜觀兩者的見解，體育 制度、體育宗旨、體育目的、體育方法、體育活動等以適合於 個人與社會之需要與國家政治、經濟之狀況而定，以及是否合 於生理、心理之需要而定其取捨之方針。
方萬邦於1926年曾赴美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
專攻體育，深受哥倫比亞大學體育系主任威廉姆斯（Williams）
的體育概念影響，獲碩士學位，即回國服務。方萬邦對論爭多 年的洋土體育論爭，亦以所受專業教育的眼光提出批判，認為 洋土體育論爭疏忽了空間和時間的因素，體育的發達和和社會 的理想、風俗、習慣、生活都有密切的關係，他說：「提倡土體 育的人，固然已經顧到體育的時間性，可是忘卻空間的差異了，
無可置疑的，西洋的社會的理想、制度、風俗、生活和其他背 境，是決不完全相同於我們社會的，適合於西洋社會的體育，
也決不能完全適於中國，所以盲目的採用洋體育，而不顧及牠 的空間性，是還不能使我們的體育走上新途徑」，而舊時代裏的 中國社會體育，應能適應現時代中國社會，否則失去其價值，
忽略其時間性，也不能使土體育走上中國體育的新途徑。方氏
忽略其時間性，也不能使土體育走上中國體育的新途徑。方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