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鄉民的閱讀與發言
一、 閱讀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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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固定不變的場域結構具有符擔性，可變動的事物同樣也能提供符 擔性。Gibson（1986）認為，一個動物提供的符擔性會因其永久性或暫時性的狀 態而不同，可能是狩獵或被捕食。動物提供的符擔性不僅影響了觀察者的行為，
也導致了社會互動。當一個動物移動，就會產生相應的一連串行動，形成一個行 為迴圈（behavioral loop）。換言之，鄉民會感知其他鄉民如何在PTT 裡活動，進 而回過頭來影響到自身在PTT 裡的行為模式。
第二節 鄉民的閱讀與發言
一、
閱讀的歷程
（一）
主動的閱聽人
Hall 於 1973 年發表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一 文，提出製碼與解碼的概念，認為閱聽人在閱讀文本時，有三種解讀位置，第一 種「優勢」（dominant）位置，指閱聽人採取製碼者的架構來解讀文本，並全然 接受文本給予的意義；第二種「協商」（negotiated）位置，指閱聽人大致上能了 解文本的基礎、抽象意義，同時保有以特殊或情境的邏輯來解讀的權力；第三種
「對立」（oppositional）位置，指閱聽人能完全了解文本的字面意義與隱含意義，
卻拆解優勢符碼製成的訊息，以替代性的參考架構來重組訊息的意義（Hall, 1980；
Alasuutari, 1999, p. 2；魏玓，1999）。Hall 提出不同解讀位置的概念，說明了文 本並不能完全掌握意義，以及閱聽人在文本解讀上存在差異，開啟了接收分析研 究的先河。
Morley 在 1980 年的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實證研究中，同時探討電 視節目《全國》（Nationwide）的製碼與解碼兩端。在解碼端的研究，Morley 根 據不同程度的教育、社會與文化背景作分類，區分出29 組受訪者團體，以 Hall 提出的三種閱聽人解碼模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說明解讀模式的存在，然而，
Morley 卻無法解釋不同受訪者團體與解讀差異的關係。Morley 指出，社會位置
（social position）與解讀差異並無直接的關聯性，是社會位置加上「特定的論域 位置」（particular discourse positions）才產生了特定的解讀（Morley, 1980, p.36、
134；Alasuutari, 1999,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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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ley 的研究證明了閱聽人的解讀差異，並且解讀差異無法歸因於單一因 素，而是取決於每個人「特定的論域位置」，而這同時說明了閱聽人的解讀行為 要比Hall 的模式複雜許多。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檢視，Hall 所提出的解讀模 式可說過於簡單，因為即使閱聽人被歸類為同一個解讀位置，他們的解讀活動也 不可能完全相同。Hoijer（1992）認為個人的經驗來自兩個面向：外在世界之社 會活動與內在心靈世界及認知活動，認知過程就是兩者間的不斷互動。換言之，
掌握解讀活動的全貌不僅要了解閱聽人的內心世界，外在的社會脈絡對於訊息解 碼的影響也同等重要。
（二）
影響閱讀的原因
Morley 在檢討該研究時就指出，閱讀不是「一個單一行動」，而是一個「整 套」的過程，閱聽人的注意、認知、反應等等步驟都涉入其中（馮建三，1995，
頁188）。亦即，閱讀並非是文本與閱聽人兩者在真空下的活動，閱聽人的解讀 經驗與其所處之情境脈絡密不可分。閱聽人身處不同的閱聽情境，有著媒體消費 行為上的差異，而閱聽人本身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更造成其獨特的意義解讀。
Hobson（1982）研究英國肥皂劇《十字路口》（Crossroads）指出，看電視是 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和許多的日常生活同時進行，並非個別活動。她認為，家 庭情境的差異可能影響閱聽人看電視時的專心程度，也影響他們觀看節目的視角，
例如邊用餐邊看電視，與整日觀賞電視節目，兩者有極大的經驗差異。另外，
Hobson 在進行訪談時發現，她無法和受訪者單獨討論某個特定的節目內容，閱 聽人觀看電視節目時的觀點，是建立在對電視節目整體的瞭解（Turner,1996 / 唐 維敏，1998，頁 161）。換言之，先前的媒體經驗會影響之後的閱讀經驗，而閱 聽人對文本的解讀是來自多個文本互動的結果，並非由單一文本決定。
Morley 在 1986 年的《家庭電視》（Family Television）研究指出，要了解閱 聽人如何解讀電視節目，必須先瞭解在接收情境下人們觀看節目的行為。Morley 認為，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因此家庭情境本身就是閱聽人解讀 電視節目的參考架構（Turner, 1996 / 唐維敏，1998，頁 166）。Morley 以性別為 變項來分析家庭裡的閱聽行為，他認為兩性在家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而產生之權 力關係，導致兩性在收視行為上的差異，例如對文本類型的偏好與閱讀時的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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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均有不同。Morley 也指出研究電視節目的收視行為時，應考量其他同時進 行的活動，因其影響了當下的接收情境（Morley, 1992 / 馮建三，1995，頁 208、
216）。
Hobson 與 Morley 的研究都走進閱聽人的真實接收情境，重視情境因素與閱 聽行為之關聯、影響與限制。然而，雖然觀看電視屬於家庭活動，但閱聽人在解 讀節目時不僅受家庭情境影響，也受到同儕、職業、教育背景等，以及其他個人 的日常生活經驗，甚至大環境的政治經濟因素所左右。因此對於閱聽人而言，除 了受到特定的接收情境影響，日常生活經驗與社會文化脈絡更造就了閱聽人的多 重主體性，使其產生對於文本的獨到詮釋。
Fish 認為，閱聽人處在不同的社會位置，有著不同的種族、職業、階級，於 是身處相同社會位置的閱聽人會因為擁有類似的生活經驗而共享一套詮釋架構，
形成一個「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制約他們的思考與感知方式，
因而對同一訊息有著極為類似的詮釋（Lindlof, 1991；轉引自張文強，1997）。
Liebes 與 Katz（1990）分析不同種族的觀眾對電視劇《朱門恩怨》（Dallas）
的解讀差異，研究結果將閱聽人區分成兩種收視形態：參考型（referential）與 批判型（critical）。參考型的觀眾對故事有更多的情感投入，他們會連結節目內 容與真實生活，感覺彷彿劇中人物是真實的，並將劇中角色帶入現實世界裡；批 判型的觀眾則能保持自身與節目間的距離，瞭解節目內容是虛構的，並以美學的 角度討論故事結構、情節等等。而就參考型觀眾而言，在各個種族團體間對於不 同主題的注意程度差異是非常相似的，亦即，團體成員的閱讀行為具有一致性。
Liebes 與 Katz（1990）挑選不同人種做的跨文化研究，控制了年齡與教育程 度，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社會文化脈絡對閱聽人解讀的影響。然而，諸如種族、職 業、階級等社會人口變項皆可對應至一個詮釋社群，個人的多重角色使其佔有的 社會位置不只一個，因而擁有複雜的詮釋策略。Hoijer（1992）認為，閱聽人對 文本的解讀除了反應出普遍的經驗、文化的經驗，還包括個人的經驗。換言之，
閱聽人的解讀活動一方面受所處社會文化脈絡影響，另一方面也仍保有屬於個人 經驗的部分。
然而在強調閱聽人解讀的同時，也不該忽視文本結構的作用。Hall 強調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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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不等於多元主義，他認為文本結構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閱聽人所解 讀之意義並非無限擴張（Hall, 1980）。Fiske 雖提出文本多義性的觀點，卻也同 時主張文本為解讀行為設下了限制，認為文本會企圖縮小意義被隨意解讀的可能 性，而Morley 也認為閱聽人無法脫離文本的支配，雖然製碼端無法全面掌控但 也制約了解碼端（Morley, 1992 / 馮建三，1995，頁 86）。換言之，閱聽人對文 本的解讀並非毫無邊際，而是在文本給予的脈絡下發展。
回顧以上研究討論，可以發現閱聽人的閱讀是一連串的複雜行為，個人經驗、
接收情境與社會文化脈絡等因素都影響了閱讀行為。然而，過去的研究對象是電 視媒體的閱聽人，網路時代閱聽人使用媒體的行為更加複雜。例如，閱讀網路文 本時非線性、跳躍式的閱讀行為，與觀看電視節目時的線性閱讀模式截然不同。
個人的網路使用經驗，同樣影響著閱聽人的閱讀行為。鄉民可能因當時以電腦或 手機使用而獲得不同閱讀體驗，也可能因接觸PTT 的時間長短、頻率不同而有 差異。
（三）
閱讀網路文本
傳統文本的特徵是固定、不可變動、線性的文本（Landow, 1992）；在資訊 時代，網路文本因具有超連結的特性，使其不同於固定不變的文本，稱之為超文 本。Fluckiger（1995）指出超文本是透過連結的非線性文本，這些連結可能是在 同一文本內的，也可能是多個文本間的相互連結。換言之，這些連結可以同一個 頁面中的音樂、圖像、影像、文字等元素，也可以是連到不同頁面的節點，網路 文本正是眾多節點互相銜接的結果，導致其邊界難以界定。
網路文本的超連結以及開放、互動性，不僅使文本形式產生變化，更完全顛 覆閱聽人傳統的閱讀習慣。Landow（1992）認為，傳統文本的閱聽人是被動的，
須按著文本設定的閱讀路線才能理解意義，而超文本是以閱聽人為主，其得以不 同方式理解文本。Spiro 與 Jehng（1990）強調超文本所賦予閱聽人的主動性，認 為超文本允許使用者發展個人的閱讀路徑，並可透過不同路徑取得相同資料。
從傳統文本到網路文本，由於文本形式的改變，閱讀行為也產生很大變化。
Anderson（1982）研究傳統文本的閱讀行為，指出讀者對文本會有明顯的選擇性 注意，能判別訊息重點何在，並給予其不同程度的注意。而Dee-Lucas 與 Lar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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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認為，網路閱聽人受限於螢幕視野，因無法迅速瀏覽全貌，只能以節點 為單位一一展開閱讀。在這樣的情況下，網路閱聽人對於下一個閱讀節點的選擇 是透過判斷而來，因此，即使每個節點內容的重要性不同，無形中仍會給予每個 所選擇的節點相似程度的注意與處理。此外，林育如（2012）研究閱聽人對於手 機資訊的閱讀行為，發現閱聽人會傾向先利用瀏覽的方式檢視內容的全貌，判斷
（1995）認為，網路閱聽人受限於螢幕視野，因無法迅速瀏覽全貌，只能以節點 為單位一一展開閱讀。在這樣的情況下，網路閱聽人對於下一個閱讀節點的選擇 是透過判斷而來，因此，即使每個節點內容的重要性不同，無形中仍會給予每個 所選擇的節點相似程度的注意與處理。此外，林育如（2012）研究閱聽人對於手 機資訊的閱讀行為，發現閱聽人會傾向先利用瀏覽的方式檢視內容的全貌，判斷